3月21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第三期，以“国民财富和公共健康——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启示”为题，辩证地探讨了健康与财富的关系，总结了促进人类健康提升的积极因素，分析了新冠疫情的防控方案选择，并对有关新冠的防控策略提出四点思考。该节目在新华网、新华网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和哔哩哔哩等平台同步播出，超过300万人在线观看。刘国恩教授的演讲要点如下：

健康与财富是人类发展的两条主线

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生存下去。

从健康方面来看，在公元1000年左右，人类社会的预期寿命只停留在20多岁，其主因在于幼儿普遍面临巨大的死亡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进入到了工业文明的早中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从20多岁大幅上升到了四五十岁左右。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人均期望寿命进一步增加到60多岁。如今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程度正深刻影响着各个国家，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进一步上升到80多岁，中国也达到77岁左右，可见在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平均期望寿命在不断提高。

如果把财富和健康两条主线连在一起并放在一个坐标系里，就会清晰地看到一条抛物型曲线，人均收入逐渐提升，人均期望寿命也是从低往高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健康寿命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在比较高的收入水平时，再提升相应程度的话，人们获得的健康方面的回报则逐渐减小，可见边际报酬递减的铁律对人类财富与健康的关系仍然有约束作用。

财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环境条件、认知及行为及医疗条件这四个方面。具体来看，财富会影响到人类健康所依赖的物质生活；财富对健康影响是通过人类所处的环境条件来产生的；财富会通过人类对有关问题和风险的认知，以及采取的相应行动来影响健康；财富也决定了人类有什么样的医疗手段来解决自身出现的疾病问题。

而另一方面，健康也会对财富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短期和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替代和企业投资方面。例如，当人们的健康出现问题时要花钱治病，储蓄相应减少，同时影响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以及自身的收入水平等。另外，企业也会根据人群的健康程度做出关于投资的调整，当人群的健康水平较低时，企业就会降低对相关市场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可见健康问题对财富的负面影响。而从长期来看，人类健康对财富的影响还体现在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方面，当个人健康水平较高且寿命较长时，就会做更大、更多的投资，反之就会减少投资，从而影响到整体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

促进人类健康提升的三大积极因素

首先与财富高度相关的经济增长，由于直接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教育、健康、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体系的大幅提高，人类才得以大幅提高自身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物品。第二是公共卫生的贡献，包括清洁水源和空气、土壤、居家、社区等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均大幅降低了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感染风险，整体提高了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水平。

第三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贡献。随着工业文明的开启和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药物、手术、急救、康复等应对人类疾病的诊疗技术等不断创新、问世，大幅提高了救治性手段的医学水平。其中，现代医学的划时代成就莫过于在19世纪发现的病菌理论基础上，人类于20世纪40年代成功研发的抗生素，使得人类在与病菌微生物的长期战斗中第一次大获全胜；以及针对部分病毒成功研发的疫苗，例如对抗天花的牛痘疫苗，还有麻疹疫苗、鼠疫疫苗、霍乱疫苗、结核疫苗、肝炎疫苗、以及近期上市的子宫颈癌疫苗等。

不过就威胁人类健康寿命的杀手来看，主要是人类之间、人类与微生物种之间的战争，长期历史数据显示，大型瘟疫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似乎更大。

新冠肺炎疫情下分析多种防控可选方案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很多国家开始寻求通力合作，共同携手抗击疫情。人们对疫情的担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致死率有多高和传染率有多大。从以往的分析和数据来看，2003年的SARS要比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高，而季节性大流感虽然传染率不低，但是致死率要比新冠病毒低一些。再比如与天花对比，致死率、传染率都比新冠病毒更高，但人类应对天花研发出了制胜武器：疫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目前的新冠病毒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可能降低感染程度，同时让资源更好地利用在对重症、危重病人的救治上，另一方面能够尽快研制获得疫苗，这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来看，在应对不确定性很大的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相当不同。尽管方式多样，最主要的防控干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采取阻断隔离措施的统一强制程度；二是对检出的感染者进行救治模式的集中程度。

就中国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来看，尽量把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压到最低，尤其是在医疗服务能力允许的上限之下，同时采取强制干预政策，中国可以在30多个省市区之间进行资源调剂，通过统一的调整、调配、动员来实现对一个地区的集中救治。而其他国家难以采取中国这样的措施，某些发达国家则是在医疗服务上限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分级治疗，集中资源在大医院救治重症、高危患者，风险更低的感染人群则通过分布在基层社区的医生诊所和居家照顾等进行服务。

就现阶段的疫情防控效果来看，中国非常出色，目前主要是输入性风险。分析疫情防控的可选方案，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对防控目标人群全面检查还是选择性检查，集中治疗还是选择性的治疗。在这方面中国做到了应收尽收和全面防控，也得益于全国能够调动力量去支援湖北和武汉；再就是行政干预方面，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中国主要得益于强大的中央领导能力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统一所有防控救治方案。而其他国家则是赋予地方各级机构更多责权，根据地方的不同情况做适当处理。第三从医疗模式来讲是集中救治还是分散救治，例如在中国大多数救治都是在医院完成，对于武汉地区而言，更是能够动用举国之力的结果；而在新加坡则由分散在社区的诊所来进行救治，减小医院的压力，使得医院更能够集中力量进行重症救治的工作。同时，还可以考虑更好发挥公立机构与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第四从公众和社会角度来看，要考虑到个人行为管理（监管、自律）以及社会经济管理方面，要对封锁阻击疫情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进行整体评估。

关于疫情防控策略的四点思考

第一是信息如何更好地分享。未来信息产生的科学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科学探讨问题上鼓励人们大胆假设、仔细求证，要鼓励创新，也容许犯错试错。

第二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建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其实从人类演进来看，本身就是一部伴随风险、认知风险，从而应对风险的历史。对于来自于贫穷、饥饿的风险，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对于战争、人祸的风险，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合作方式解决；而在疾病、死亡的风险方面，主要包括微生物种入侵身体的外生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人类自身生理系统的内生性疾病，以及污染、工伤、车祸等人类构建的生活、工作环境所致的外源性疾病。面对任何一种风险时，人类要有理性的态度和行为去认识风险、规避风险，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大本质。因此人类需要打造所谓全健康的理念，完善人们的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类与自然生态、其他物种之间共生共存的平衡关系。

第三是关于疫情次生代价的思考，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在应对原发事件的直接成本来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格防控中，包括武汉和全国各地集中调集使用的医疗资源；交通、物资以及其他相关支持性服务等社会经济配套行动所付出的额外非医疗交易成本。而在应对原发事件的间接成本上，则包括社会经济的隔离行动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和“挤出效应”，即暂时关停医院非新冠肺炎相关的常规门诊、急诊、住院、慢病管理等付出的延迟代价。上述都是在制定疫情干预行动方案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考虑的因素。

另外，在应对国家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还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原则：次生代价不超过原发事件的代价。就此次新冠病毒的流病特性来看，传染性和致死性相对季节性流感更高；相对SARS更低，但其非症状、非阳性的潜伏性均比SARS高。因此，采取严控手段的防治效果很好，但其经济代价也高。短期看，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巨大冲击已在所难免；长期看，再考虑对人们储蓄、投资、资本市场的更多影响，全年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目前的全球疫情来看，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生活常客的风险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歼灭战向持久战进行战略调整的准备，因此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

第四是有关制度建设的思考，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对于大众来说，公共卫生重点关注于人群层面的健康问题以及群体健康的行为，即人们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传染病的防治就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因此，政府治理、公共财政应该承担主导性职责，同时包括如何正确引导、调动、鼓励、助推社会力量的正向作用。

在医疗服务方面，关注重点在于个体的健康管理、疾病诊疗，强调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由于外部性相对更低，其个人激励相对更大，应该更好发挥个人、社会、政府的合力作用。

关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首先是疾病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大头将仍然在常态慢病管理方面，这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再就是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传染病大流行一旦爆发，各国难以置身度外的风险不断增加。

基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公共卫生安全事实上已经上升到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程度。未来公共卫生与国防安全都需要面临备战的能力建设和储备成本的考量，应认真研究如何构建新型的国防和健康安全防控体系的共享共建机制。

编辑：赵培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