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企业的救济性措施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推动复苏的主要手段。提振消费才是关键。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衰退，不是人们在边际上减少消费，而是全体民众一致性的减少消费，因而必须找到提振所有人消费的办法。

新冠疫情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目前各地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洲也肯定负增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场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各国疫后恢复经济活动的速度。

就疫情而言，隔离是遏制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唯一有效办法。当我国决定武汉封城的时候，西方媒体还持嘲讽的态度；今天，当疫情开始在欧美爆发的时候，各国不得不选择也开始严格的隔离措施。然而，至今多数欧美国家仍然不主张戴口罩，留下了疫情蔓延的一大漏洞，因为空气传播的概率远远大于触摸传播的概率。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病毒在空气中可以最多存活两个小时，一个感染者带来下一个感染者的概率，就是两个小时内所有人走过其行动轨迹的概率。如果人流量较大，这个概率就会很高。

依照武汉的经验，严格隔离两个月可以基本控制住疫情，但多数西方国家的隔离没有达到武汉的级别，因而，它们能否在两个月内实现目标，仍然存疑。欧美的经济暂停键什么时候取消，尚不得而知。

另一个需要担心的是疫情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传播。根据欧美的经历，如果这些地方不采取必要措施，疫情爆发是迟早的事情。由于这些地方医疗资源匮乏，国家能力较弱，无法实现严格的隔离，疫情一旦爆发，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即使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大爆发能够得到控制，但消灭或控制病毒还得靠疫苗或特效药。然而，就目前的科研进展来看，今年之内找到疫苗或特效药的可能性都较低。

目前，欧美给经济按下暂停键，经济衰退已经开始。由此，国外需求将大幅度下降。今年1 – 2 月份，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5%，预计3月和未来几个月继续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在10 – 15%之间，出口负增长15%因而导致GDP下降1.5 – 2.25%。一季度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二季度要转为正增长也比较难。在基层，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停工、裁人，失业已然成为一个大问题。目前的经济形势用“严峻”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如何加速复工复产、特别是服务业的复工复产，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

我国复工复产慢在哪里？

我国的本地疫情已经基本控制，现在面临如何复工复产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政府终于下决心把复工复产作为第一位的工作，3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主旨就是复工复产。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在许多场合不戴口罩，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然而，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仍然不理想。制造业的复工做得最好，但交通运输、建筑和服务业的复工不理想，其中尤以服务业复工最差。按照百度市内出行强度给出的数据，三月初全国的复工率不到60%，三月中旬上升10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目前全国的复工率应该在80 – 85%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业拖了复工的后腿。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团队的调查，三月初服务业的复工率不到50%，餐饮业只有三分之一。即使是以全国复工进度来计算，目前服务业的复工率不会超过70%，餐饮业更低。从各个城市了解的情况来看，线下零售业的活跃度均没有达到正常年景的一半。北京的情况更差，恢复度恐怕没有达到三分之一。

三月中旬之前，复工进度慢，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尚未下决心把复工复产当作第一位的工作。但是自那之后，除湖北和北京之外，各地基本上取消了隔离措施，唯一剩下的是扫描绿码和戴口罩，不应该构成阻碍服务业回暖的主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服务业复工缓慢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仍然担心疫情的扩散。中国人的避险心理较重，所以，在病毒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还不愿意增加线下消费。其次，各级政府对于防控还是抓得比较紧，一旦出现新增感染，马上要求停止营业，如最近上海所做的。这给企业的复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复工本身是有启动成本的，开工之后再停工，对于企业来说非常不划算，所以，一些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宁肯选择不复工。第三，北京的严格隔离措施对于全国的经济活动和信心具有很强的负面作用。至今，北京的隔离措施没有任何放松。

消费是复苏的关键

目前，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支持复工复产，加速经济复苏。在其中，一些对企业的救济性措施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推动复苏的主要手段。一个观察是，当经济下行、企业经营状况下降的时候，国内关于减税、减负的呼声就提高。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救助企业，减税、减负是一个办法；但是，多数情况下经济下行是经济自我调节的过程，是淘汰低效企业的好时机，而减税、减负会让低效企业存活下去。即使不谈企业的效率问题，减税、减负本身也不是加速经济复苏应该做的事情。过去一百年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经济衰退是缺少需求造成的，增加有效需求是走出衰退的唯一路径。尽管凯恩斯首先提出这一点，但这个结论被后来的经济研究反复验证，从而成为各路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奇怪这个共识却没有在中国出现。

政府已经出台了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直接提振有效需求，货币政策在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为企业注入流动性，防止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然而，目前的财政政策过于偏向投资，而忽视了消费，因而作用可能会是有限的。消费已经占到我国GDP总量的55%，而且，近些年来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在70 – 80%之间。另一方面，零售服务业是消费的龙头，消费不振，意味着服务业就业不足，在目前的防疫情形下，两者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总是把就业摆在第一位，以为可以离开经济复苏单独提高就业。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业永远都是和经济活动的强弱联系在一起的。在技术不发生大的变动的前提下，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反过来，没有看到就业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政府投资扩张的后遗症。自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有过两轮政府投资的高潮，一轮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另一轮是2016 – 17年应对经济下滑的财政扩张。现在即将形成第三轮政府投资高潮。政府基建投资有其合理性，但运动式的投资扩张后患无穷。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每一次投资高潮中，地方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就膨胀一次，而这些债务基本上处于无人监控的状态，但最终还得中央政府买单。

如何提振消费？

既然消费下降主要是因为民众害怕疫情复发、不敢出门去消费造成的，那么，提振民众的信心就是首要任务。如何提振民众的信心呢？

首要的是政府层面转变认知，放弃运动式抗疫方式，确立抗疫长期化的思想。根据北京大学刘德寰教授的研究模型，当人口中的感染率低于十万分一的时候，感染率不会大幅度上升，而只有当感染率大于十万分之二的时候，爆发才会发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感染率在百万分之一级别，因此完全可以采取“佛系”抗疫方式，同时内部监控不放松，一旦感染率接近十万分之一再提高抗疫级别也来得及。在转变思路的基础上，应采取下述具体措施提振消费。

首先是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两个多月的防疫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然而，目前各种传播途径给出的信息仍然是，防疫仍然是第一要务，为达到“零风险”的目的，政府宁愿关闭消费场所。如果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话，病毒不可能在今年以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一段时间。媒体的宣传和政府的措施都必须以这个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放宽对企业和服务场所的防疫要求，除必要的个人防疫措施之外，不要再因为一例新增病例就让企业或服务场所关停。可以要求企业和服务场所增加个人卫生设施，如增加洗手池，放置洗手液等。

第三是要用一些显著的活动给民众传递积极的信号。比如，中小学复课可以大大增强民众的信心。线下培训机构本来是一大服务业主力，但现在全都处于关门状态。显然，中小学不复课，没有家长敢送孩子去参加线下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在四月份召开两会。五一长假即将来临，在此之前召开两会将极大地提振五一期间的旅游和其它消费。各地也可以开一些论坛或展览，提振当地民众消费的信心。

最后，一些财政补贴措施也可以帮助提振消费。一些城市发行了消费券，另一些城市出台了对汽车消费的补贴，等等。这些措施在边际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足以重启消费。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衰退，不是人们在边际上减少消费，而是全体民众一致性的减少消费，必须用很大的冲击才能重启。建议由中央政府给中低收入者发可观数量的消费券，资金可以通过国债来筹措。今年政府债务突破GDP的3%，甚至达到5%都是应该的。

本文来源：财经网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治经济学。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