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7日，北京大学国发院公开课第十讲暨EMBA论坛邀请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教授，他为大家分享了新冠疫情中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十个问题和答案，希望借此思考，人类可以携手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一、对这次国际新冠疫情到底怎么看？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重多福利，但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这次让我们感到刻骨铭心的挑战就是新冠疫情。它来势汹汹、覆盖面广、冲击大，而且冲击是全方位的。政治上，国际关系经受考验，疫情开始的时候，有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大都选择了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平添了不少不满和怨恨。后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又开始弥补。

经济上，全球股市崩盘、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世界经济瞬间陷入严重危机，有人说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还糟糕；安全上，瘟疫已经传染到了军队，美国四艘航母的官兵被感染，不得不中止行动。如果疫情延续蔓延，许多难以预料的安全问题还可能发生。

安全上，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某个拥核国家疫情泛滥，导致政治动荡，军队失控，这种事想着都挺可怕的。

面对这次疫情，许多发达国家反应迟钝、应对不利，造成国内疫情蔓延和大量人员染病或死亡。为什么这些国家会犯这等错误？

我想可能是因为几个原因。

一是病毒非常狡猾，传播力非常强，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的方式又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空气，和呼吸的传染，这个很难防。

二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真正有效控制疫情的办法对正常生活的冲击太大，控制疫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交隔离阻断病毒传播，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但这么做势必给国家的生活、经济和政治带来巨大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正常生活的影响是不仅不能到外面吃喝玩乐，而且连正常的生活，像锻炼身体、遛狗、走亲访友也不行，在西方国家的人看来，这是对人身自由和权力的严重侵犯。对经济的影响是关店关厂、停工停产，这就意味着企业有开支但没收入，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一长大量的企业会破产、大量的员工会失业，银行出现大量的呆坏账，股市崩盘，经济衰退。

三是这个病毒它虽然狡猾和传播力强，但是得病致死率不高不低，比起非典、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要低很多，但是比流感又高不少，流感的死亡率好像是千分之一，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它的10倍左右。

上述情况导致不少国家在如应对疫情问题上很纠结，纠结在于拿不准是采取隔离阻断措施呢，还是采取群体免疫的措施。隔离阻断可以有效控制疫情但代价很高。

群体免疫听起来不错，但很难实行。所谓群体免疫就是让大家都染上新冠病毒，反正死亡率不高，死的人本来也因为各种疾病活不长，等大家病都好了，具有免疫能力了，这个疫情就算过去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限制人身自由，避免停工停产，对人权和经济的冲击会小很多。当然，即使这样做也要循序渐进，确保医疗设施充足，能够使那些病重的人能看上病、得到有效的救治。群体免疫理论上可行，但涉及让一部分人先死，伦理上和政治上都很难接受。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敢直接试的。

这种情况是这些国家最初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虽然最终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采取了隔离阻断的方式，但是前期的犹豫还是耽误了阻断传播的最佳时机，使得疫情有机会泛滥。反而是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防疫能力没那么自信，大都早早就采取了一些阻断隔离的措施，防疫效果到现在为止要好些。当然，这些国家不仅公共卫生体系落后、国家能力也很弱，防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疫情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西方国家的疫情虽然开始趋于稳定，但是出于复工复产、重启经济的需求现在要解除一些隔离措施，所以还有可能反弹。发展中国家疫情蔓延的情况正在加重，中国也面临第二拨疫情的风险，所以未来疫情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疫情最终能否得到控制，还要看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如果研制成功，可迅速控制疫情，但这需要时间，特效药还没有，传说中的特效药，比如说瑞德西韦，现在还没有展现出预期的效果。关于疫苗研制最普遍的说法，是最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也许会更长。在这个期间如果出现病毒变异，那就更难说了。所以这次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对这次疫情中美两国应对的效果怎么看？

中国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病毒不了解，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和杀伤力，所以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由于担心人们恐慌，也没有及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应对，因为你一采取这些措施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了就可能出现恐慌，可能是觉得在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必要。直到后来问题严重了，才开始重视起来和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总算是亡羊补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蔓延，最终取得了现在这个阶段性的胜利。

虽然中国的疫情比美国早2个月左右爆发，但美国无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一错再错，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致使疫情大规模泛滥，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现有信息表明，美国政府不止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早在去年11月下旬，美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就开始关注这个疫情，并且上报，要求美国政府高层重视这个问题，但特朗普没有把它当回事。今年1月31日，特朗普政府虽然宣布除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之外，禁止所有在过去两周到过中国的人入境，但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决定，主要还是为了让美国感染人数的数字上好看一点，而不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个疫情真的重视。所以，我们听到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宣布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不断地强调美国公众当时面临的直接风险很低。直到3月中旬问题严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但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开来。

从截至目前两国应对的效果来看，中国远远胜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在总体国家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个现实，中国的应对效果更加突出。虽然前期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中间也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后来采取的措施是迅速果断、科学合理、协调有序、执行到位。先是下决心对武汉实行封城，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应对措施，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国这次对疫情的应对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和能力。

美国的情况则相反，联邦政府高层对疫情的判断连连失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迟迟不到位，主要领导人特朗普不仅领导缺位，而且添乱。各州各自为战，采取的应对措施力度有限，执行也不到位，结果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直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等美国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是一个中美应对疫情到现在为止的效果对比图，美国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十几倍，死亡人数也是中国的十几倍。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一个人口比中国少，科技比中国发达、疫情爆发时间比中国晚两个月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像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就公开表示中国的数字是不可想象的低。那么，我们不妨看看香港的统计，香港的统计是独立做的，透明度非常高。

即使拿香港和纽约相比，美国控制疫情的效果也是非常失败的，香港的人口750万，纽约市是850万，香港每年的旅客是6514万，美国纽约是6520万，差不多。每年中国大陆的旅客，香港是5100万，纽约市是110万，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比纽约多得多。离武汉的距离，香港是919公里，纽约市是12033公里，香港离武汉比纽约要近得多。但是，从截至4月20号的统计数字看，香港确诊1024个，纽约市135000人。香港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是4人，纽约市是13157人。两个城市应对的效果截然不同。美国的应对怎么看都是非常失败的。

对未来中美应对疫情的前景怎么看？在应对疫情第一轮行动中，中国完胜美国，但是最终鹿死谁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第一轮中国主要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判断（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和中国强大的群防群控组织和实施能力。

美国主要靠的是强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现在病毒检测手段、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上。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科技能力发挥作用需要时间，中国在抗疫第一阶段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疫情的控制或者消除，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群体免疫，也就是让人口多数人感染并形成免疫能力；另一个是科技突破，也就是研制出特效药或者疫苗。目前由于美国的感染率高、科研能力强，所以它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群体免疫的代价太高，要通过让多数人都感染上，然后形成免疫能力，从而控制疫情。这种做法成本太高，很多人会死。中国不太可能会效仿。于是，中国能否率先实现科技突破，开发出特效药或疫苗来，就成了其能否笑到最后的关键。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这次应对疫情上比一些发展程度低的东亚国家要差？

这里说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指的是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越南、泰国，甚至日本和新加坡。这次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对疫情的效果比这些国家和地方都差，格外引人注目。

有人说美国应对疫情糟糕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原因，有人说是制度差异的原因，也有人说是文化差异的原因。我觉得跟这些因素都有关，但是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特朗普的应对确实很糟糕，这个人自大狂妄、自相矛盾、不负责任，是史上最糟糕的领导之一。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如何解释那些国家应对疫情的情况也很糟糕？所以，还不完全是个人的因素造成的。

第二是政治体制的因素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中国应对有力，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但政治体制因素没法解释韩国、越南、泰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亚一些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实行中国大陆这样的政治体制，但它们的防疫效果也很好，有的地方比中国大陆还有效。

最后，文化的因素好像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比如说日本和新加坡都是东亚国家，现在看来，它们的防疫成效就比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成效差很多。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同时考虑四个因素，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对效果差应该是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不太一样。由于无症状传播的存在，遏制这种传染病要求大规模和严格限制人与人的接触，也就是限制人的部分权利和自由，这对于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此外，这个疫情的死亡率又不高又低，远低于非典、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症，但是又远高于流感，这使得西方国家很难下决心采取隔离阻断措施，很多人认为如此牺牲个人权利和经济来控制疫情是得不偿失的。这是为什么，西方许多人抵制甚至抗议实施隔离措施，有报道说现在很多美国人还在抗议。这些人认为这个疫情就是流感，只不过稍微严重一点，限制人的自由和关闭经济既违反人权，还摧毁经济，代价太高。所以，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一开始它们做决定的时候就很难，做了决定后实施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更难。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东亚国家的人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比较倾向于重视群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人更多的强调个人利益，他们也不是不重视群体利益，但是认为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东亚国家的人认为群体利益界定个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满。逻辑是倒过来的。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东亚国家在保护群体利益时享有更大的权利来限制个人自由，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韩国这些东亚国家有可能迅速实施隔离阻断措施，而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朗普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一些亚洲国家刚开始看起来很好，但是后来发现问题不小，比如说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忽视了外籍劳工的风险，它有几十万外籍劳工，这些人居住条件密集，很容易相互感染，导致现在疫情的爆发。日本是因为不愿意推迟奥运会，所以迟迟没有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这两个国家政府的作为都使得它们的疫情比一般情况要严重很多，主要是政府的判断出了问题。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次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非常抵触，先是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后来又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所谓集权主义的做法，它们学不来。只是到了后来事态严重了，它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因为不愿意借鉴中国，它们就研究日本，日本没有强制实行隔离阻断，但数字看上去不错。西方国家可能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想知道，日本出于举办奥运会的考虑，对核酸检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也就是说人要是不到病得很严重了，要进急救室了，它是不会给你做核酸检查的。结果核酸检查率非常低，表面上看它的应对效果不错。但实际上它的感染的人数远远超过公布的数字上反映的情况，最近日本的感染人数暴增，这个问题才比较明显的暴露出来。正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和欧洲才选择学日本、学新加坡，而不是学中国。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说中国误导了它们，其实谁也没有误导它们，是它们学错了对象！当然，这个因素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怎么看待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这次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是两个方面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最终是积极的影响大还是消极的影响大，取决于两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互动。

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强大和凶猛的敌人。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两国合作来共同应对这个敌人。这就要求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加强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的合作，通过捐赠和贸易给对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同时引领和协调国际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的应对疫情。

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于意识形态愚昧和偏见，加之疫情之前两国负面互动积累的各种怨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极端人士趁机宣泄对对方的不满，对对方经历的灾难幸灾乐祸，从最坏的角度揣测对方的做法的用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在没有确凿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制造或者有意传播病毒，甚至宣扬对抗和战争。在网络时代，这种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被急剧放大，使得两国难以开展合作。

面对疫情的威胁，两国政府本应从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加强合作，抵制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两国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这么做了。但是，也不难看出，两国政府都没有完全摆脱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内就有一些极端的反华的高级官员，而且从总统到国会许多人，都在迎合这些极端人士的要求，这给中美合作非常困难。

双方合作最大的障碍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两国都面临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偏激，总是从最坏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言行。中国也有一些从极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从最坏的角度揣测美国的用心，这种心理导致双方很难合作。

政治上，双方都有人出于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刻意夸大对方的负面言行，甚至公开煽动对抗，比如抓住对方极端人士的言行大作文章，宣扬中美无法合作，必然冲突。在这些人的蛊惑下，两国民众间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最近美国的一些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在不断地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估计也差不多。

在这个情况下，双方有识之士应该客观务实评估中美关系的性质，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关系和推动合作。中美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美和平共处和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两国关系的根本。面对疫情，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无论是交流抗疫经验，还是研发药物疫苗，还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稳定经济，合作两国才能有效抗疫，合作两国才有可能稳定经济，合作两国才可能有好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国家的互动，是否能够克服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不久前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表示要加强合作，如果两国政府真正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的话，两国合作抗疫还是有希望的。疫情之后，两个国家关系也会有所改善。但如果这个共识落实不了，不仅两国疫情合作难以进行，而且疫情之后的中美关系也没有一个好的前景。就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那就是两国既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是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五、如何看待疫情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

这次疫情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发生在总统大选之前的7个月，这给特朗普连选连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讲？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面临危难的时候，美国民众大多会选择支持他们的总统，美国人把这种情况叫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所谓的聚合在国旗下的效应。这次也不例外，最近的一些民调表明，在疫情爆发后的初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是上升的。不过，和历史上当美国面临危难的时候美国民众对总统支持率大幅上升的情况相比，这次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只出现了小幅上升。

另外一方面，这次疫情也给人们更加直接的观察领导人的人品和领导能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对特朗普非常不利。作为领导人他的表现太差，不是一般的差。他反应迟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负责任，而且明明是自己把事搞砸了，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毫无道理的怪别人，怪奥巴马、怪中国、怪欧洲、怪他的下属。结果美国很多人对他极度失望。

4月20号CNN有一个报道专门分析了这个现象。根据这篇报道，美国各项民调显示，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是和以前美国面临危难的时候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幅度小，而且很快就开始下滑。这是他的民调特朗普支持率的情况，刚开始是上升的，现在都在下滑，不是一个民调，是好多个民调的结果都是如此，特朗普比拜登要落后5-8个百分点。

未来特朗普是否能够连选连任取决于他的表现，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疫情对他的选情不仅没有明显的帮助，他在这次疫情中的拙劣表现，加上经济和就业受到严重冲击，大大降低了他连选连任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不发生意外，下一任总统很可能不是他。

六、美国总统大选会不会因疫情延迟？

推迟的可能性很小。根据美国国会1845年通过的《美国总统选举日法》，总统选举和副总统选举人应在当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后的第二个星期二由每个州任命。这部法律还规定，现任总统无权自行更改日期，也就是说特朗普不能更改这个选举日期，所以美国如果想推迟总统大选，必须由国会两院通过一部新的法律，经特朗普签署之后取代或修改《美国总统选举日法》，才有可能实施。在现在国会两党极度分裂的情况下，国会很难通过这样的法律来推迟大选。

此外，即使国民通过决议推迟大选，按照宪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任期截止是1月20号中午12时，所以在任总统和副总统也不能继续执政，需要其他人顺位代理。

所以，即使推迟总统大选，特朗普也得让位给别人来代理总统的职位。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推迟大选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拜登和美国国内的一些人，说特朗普有可能要延迟大选，更多地是出于竞选采取的虚招，无论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还有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延迟大选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多少可能性。最近特朗普和民主党领袖佩罗西都宣称，美国的总统大选会按时进行。由于疫情原因，投票的方式有可能发生改变，比如说通过邮递的方式进行。

七、如何看待中美在影响力和领导力上的竞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影响力和领导力。一般来讲，影响力和领导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硬实力，另外一个是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军事和科技能力。软实力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国内主流价值观在海内外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短期内硬实力是可以单独增长，比如说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国家。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硬实力要可持续增长离不开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比如说强势压人服从，只会使自己丧失软实力；但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如果你拥有软实力，硬实力有助于增加你在海内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拥有硬实力可以使人生畏，对方不得不按照你的意志行事；拥有软实力可以使人跟随，对方会心甘情愿地听你的指挥。只拥有硬实力的国家只能靠自己，而拥有软实力的国家则既可以靠自己，也可以靠他人。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美在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短期内是谁硬实力强谁就占上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谁的软实力能跟上，谁才能够取得持久的优势。中美在国际上竞争影响力和领导力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是良性的竞争，不仅会推动两国国内的进步，也会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更加美好。但如果是不择手段的去维护所谓老大的地位或争当老大，那可能是坏事，不仅阻碍两国各自的进步， 而且还会给世界带来伤害。

良性的竞争能够推动两国和世界的进步。中国如果能够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这方面引领世界，这个对世界和包括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美国如果能够解决好自己内部财富分配问题，并在这方面引领世界，对中国和世界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情。在处理疫情问题上，中美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两国谁能够吸取教训，完善现有的防疫预警机制，谁就有竞争力，并在下次疫情出现时有效应对，谁就能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竞争对两国和世界来说都是福音。

八、美国会因为国内疫情政治的需要主动跟中国打仗吗？

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人在说美国会跟中国打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主要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中美之间打仗的代价太高，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这个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自从世界有了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之间不打仗，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律。道理很简单，就是核战争没有赢家，没有赢家打什么仗？除非这个国家自己疯了，失去理智了。

第二个就是国内政治，美国因为疫情问题跟中国要打仗的话，这个理由太牵强了，美国没法说服国内的老百姓有必要牺牲一切去打这场战争，美国再怎么说也是个民主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如果多数人不认可，美国政府是无法对外开战的，特别是跟核国家开战。

九、中美会打金融战、科技战吗？

科技战已经开打了，而且也会继续，当然很可能也会有限度，和贸易类似，科技战争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现在世界上高科技研发和应用已经形成网络，软件开发已形成研发生态。有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水平高，有些人在另外一些方面的水平高，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些专业的分工和合作。那么硬件上也有很多分工，打科技战意味着这些生态要被打破，合作要终止，这会给所有参与科技研发的国家都带来很大的冲击。

还有就是美国在高科技研发方面，虽然还占据较大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靠不断地投入去维持的。而投入的最大部分资源来自于美国公司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如果美国限制这些产品的销售，这必然导致美国高科技公司收入大减，使这些公司无法继续通过高投入保持它们在高科技研发方面的领先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打压华为的做法遭到许多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抵制。这些公司的领导层心里非常清楚，只有不断地销售他们的产品给华为这样的公司，他们才有可能赚钱，只有有钱赚才能够加大下一代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才能够维持这些公司在高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所以科技战会打，出于政治的需要，出于所谓的安全需要要打。但是打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美国也会有所限制。

金融战的可能性现在也不能排除。但是这对美国的伤害更大，除非两国对立到极端的程度，否则美国很难下这个决心。有人说美国会拒绝兑付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将使美国失去信誉，没有信誉了，谁还敢买美国的国债。没有人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失去的会更多。还有人说美国会强行终止与中国的金融来往，这种可能性更低，因为这个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会更大，其他国家也会更激烈的去反对。

所以打科技战也好、打贸易战也好，最终都有成本问题。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不太理智，但是最终美国多数人会强烈的反对它这么做的。

十、未来疫情发展如何？中国该如何选择？

未来疫情的发展还难以预料，尽管欧美疫情有缓解趋势，但一般认为短期内无法结束。原来有一个说法，就是随着天气变暖，疫情就会消失，像当年非典，天气一暖疫情就缓解了。这次好像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现在天气已经比较暖和了，但是疫情还没有消退。

第二个就是疫苗和特效药研发还需要时间。刚才也说了至少一年的时间，这是非常长的。再有就是群体免疫也很难实现，虽然有些国家在试着做，像瑞典，其他国家有可能跟随，像西欧，甚至于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但即使它们这样做也只能慢慢来，一下子放开它们的医疗系统会崩溃，很多人会死亡，道义和政治上都无法接受。所以，也只能慢慢来。中国国内的疫情虽然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国外输入和二次爆发的风险仍然很大。因为中国是靠隔离阻断这种社会管理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而不是靠核酸检测或者是群体免疫的方式。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病毒没有免疫力，是很容易被感染的。这是为什么国家最近一段时间那么重视这个问题。一旦疫情反复，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

国际上疫情现在很严重，而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如果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下列这些情况：

1、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感染，导致医疗设施和防疫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人死亡。

2、各种救市措施无效，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大量失业，数以亿计人的生存可能难以为继。

3、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社会动荡，甚至爆发争夺防疫物资和食品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加剧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4、受疫情和财政支持中断影响，一些国家军队失控，导致武器流失和军队以武力寻求自保，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发生在核武器国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中国首先需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这里面就包括：

第一是加强对国外输入疫情管控；第二是加强国内疫情监控和做好应急准备；第三是加强疫苗和特效药的研究工作；最后就是搞好经济。

搞好经济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内需，一个是外贸，现在外贸面临很大的挑战，别的国家都陷入疫情当中，对物资的需求大幅减少，除了对防疫物资需求大幅度增加以外，其他的都是大幅减少，包括对能源的需求都是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靠不住了，当然还要争取，但说白了是靠不住的。至少在短期内只能靠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需要我们打开思路，除了传统的做法如扩大基建以外（现在也有提要开展新基建如5G），还有就是促进消费。促进消费也需要有想象力，比如说补贴高科技产品消费，取消对汽车、房产的限购措施。是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炒房问题，而是保证基本需求问题。房子和车子是两大产业，在现在的情况下，扩大需求离开了它们很难实现。

在国际上，我觉得不仅要有所作为，而且还应该大有作为。对外援助抗疫，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要管，但不要管太多，还是集中精力和物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再说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还帮他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种观点就是我们不仅要管，而且还要大管，要大规模的介入，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管，而且要大规模的介入，这既是我们良心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利益的需要。我认为国家应该适时推出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抗疫计划，并加以实施。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这样几个理由。

1、不作为或者是作为不够对我们很不利。如果任由国际疫情这么发展下去，我们要想防止疫情侵入，我们只能闭关自守。因为大家都有疫情，假如我们这边没有疫情，我们只能闭关自守。这就意味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不良的后果，闭关自守过去我们试过，对我们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如果任由国际疫情这么发展下去，国际经济崩溃，我们将失去海外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必然造成极大的冲击。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的疫情不是那么严重，如果继续严重下去的话，那我们在那些地方的市场资源的来源都会失去的。

如果任由国际疫情这么发展下去，其他国家出现社会动荡，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将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国家边界也可能面临大量难民涌入的问题。

如果任由疫情这么发展下去，其他国家若出现军队失控，特别是有核武器国家出现军队失控，将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如果任由国际疫情这么发展下去，其他国家陷入灾难，我们国家即使能够自保，也会成为嫉妒甚至于敌对的对象，成为众矢之的。这些都是不作为的风险。

2、大规模介入有助于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只有疫情得到控制，我们国家才能在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有效的制止外部疫情的输入；只有国际疫情得到控制，国际经济才有可能避免崩溃，才有可能确保我们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才能维护和拓展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市场，才能够确保我们在海外的能源和资源的供应；只有国际疫情得到控制，我们才能更有效的保护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只有国际疫情得到控制，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3、介入得好有助于我们回击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其他国家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而不是落井下石，本身就说明中国是国际安全的保障，而不是所谓的威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

4、介入得好也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外援助的效果和影响。前期我们对外援助提供了不少，直接效果也还可以。但是总的来讲，规模小、策略性考虑太多、随意性太强、协调性不够，容易给人造成政治化的印象。所以无论对遏制外部疫情的蔓延还是对改善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效果，还是比较有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需要大规模援助，明确宗旨、确定规则、加大协调，确保有效遏制疫情，产生积极良好的效果。

5、大规模介入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和责任。在其他国家大量人员伤病死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管或者做得不够，作为人类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当然，大规模介入不是完全无偿的，实际上，大部分还是要通过*来实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有所作为，而是我们要怎样大有作为。至于如何作为，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大家去思考。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教授。1988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最高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同时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外十余家知名学术刊物编委。研究方向包括东亚安全、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