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7月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分别演讲，并精彩对话。对话主持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前央视驻美首席记者王冠。

活动源起于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出版了新书《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简体中文版近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联合主办了本次活动。

本文根据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开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我们将陆续推出林毅夫老师的独立演讲部分和两位大师的精彩对话，欢迎关注。

这250年充分证明了科学与制度的价值

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第一点就是亚当·斯密当年研究经济学时提出来的经典之问：国家财富的来源是什么？相比250年前，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提高？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科学的发展。包括对自然的更深入认知，技术的持续创新。比如此刻我们通过ZOOM对话，这在以前是无法实现的。医学上致死或致病因素也在不断被发现，比如我们已经能够发现新冠肺炎中隐藏的病毒等等。这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第二是我们组织和协调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比如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建设有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各种社会创新。

我相信是这两个原因不断叠加才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这250年来得以迅速提高。通常我们认为，这些理念源于启蒙思想，特别是18世纪末亚当·斯密和休谟的理论，有数据足以证明，启蒙思想和卓越的理论还有一种巨大的推力，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上千年漫长岁月里，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最近这250年才突飞猛进。

社会发展必须正视政府的价值，美国也不例外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能够继续确保今后的生活水平还能不断提升。我认为需要关注两点：

第一点是一个社会首先必须要有规则和制度。在复杂的社会里，人们需要交流和互动，这又会对彼此产生影响。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没有任何经济体可以脱离规则而存在，规则是政府要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

政府要发挥作用的第二点是对公共产品的支持和投资。科学的进步基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很多种，但私有市场不会对公共产品给予足够的投资。比如，对于新冠肺炎的理解基于我们对DNA的理解，而对DNA的基础研究靠的是政府资助。再如，我们现在用互联网进行交流，而对互联网技术的基础研究同样得益于政府投资。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规模之大，不是私有公司可以达到的，同时其影响力也非常大。私有市场擅长投资所谓“最后一英里的研发”，他们不会参与到基础研究中，而是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去研发新产品，将新事物引入我们的生活。

政府还在其他一些领域占主导地位，比如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想证明的是：政府需要像市场一样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公民社会来说，其内部各方要平衡和协作。一个运作有序的社会需要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达到好的的平衡。

美国社会乱象的根源

经济发展源于持续的财富创造。但我们的个人财富究竟源于何处？国家财富又源于何处？很多人对此还有困惑。如果只从财富增长而言，个人通过掠夺他人的财富也可以致富，但这不会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富有。同样，国家也可以通过掠夺别国财富而致富，但这不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富有。这类做法我们通常称之为抢劫、盗窃或剥削。不管选择用什么词来形容，本质上都一样，这类做法不是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且往往是对社会底层不利，对顶层有利的再分配。

我在这本书中描述了很多某个群体剥削另一个群体的例子，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不幸的是，很多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其大部分财富都来自于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或者干脆称之为剥削。其方式包括：市场的垄断、对人性弱点的利用。比如美国不少纯盈利性的私立学校，其唯一的本事就是找到那些弱势并渴望出人头地的人，然后利用他们致富。一些药物公司通过销售致瘾性药物攫取财富，不顾滥用此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一些食品公司生产使孩子上瘾的食品，导致儿童糖尿病的盛行，等等。正因这些行为的存在和不被抑制，甚至被纵容，使得很多顶层人士的更加富有建立在另一群体利益牺牲的基础上。

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恰恰可以防止这些负效应行为的发生。

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美国的经济在发展，但富有的是国家，人民却很贫穷。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已经凸显出来，疫情并非对每个人平等，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不仅是收入方面遭受不平等，在健康方面亦如此。

以上是我对于美国目前所存在问题的诊断，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问题存在于每个国家。因此我也给出了每个国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美国道路的修正之策

虽然美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很严峻，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但我不想把绝望的情绪留给读者，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有些“处方”是通用性的，有些是特定的，只适用于不同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我主要思考的是美国，希望对别的国家也能有所借鉴。

“处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应该如何制订正确的政策，比如正确的监管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

我强调的监管政策一方面针对环境问题，因为市场自己不会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法律法规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的监管政策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市场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公司非常喜欢垄断，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必须对垄断的力量进行限制，这也是美国过去107年的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需要监管的还包括对市场力量的“美化”，因其经常会走向对政治力量的“美化”和政治进程的扭曲。游戏规则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你在读经济学课本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比如公司治理规则，CEO的权力如何规定、决策如何做出、员工是否真的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等；比如破产法，破产后谁会得到补偿等。法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决定经济体的效率，而且决定社会分配的公平性。

“处方”的第二部分是如何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上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一直在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效果非常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在美国，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在50年前就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这种基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对很多公民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例如，住房、子女教育，退休金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对大多数人本来都不应该是不合理的期望，然而现在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作为一个社会，美国是比较富裕的，但很多公民依然十分贫穷，有很多比美国贫穷的社会都已经能够为他们的人民提供这些保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书中给出了不同的方法，包括提出了公共选择权概念。比如可以让私有市场来提供医疗保险，同时政府也提供医疗保险，这样就增加了竞争。如果市场能提供更好的选择，那很好；如果市场不能，人民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在抵押*和退休基金方面都可以这样做。我希望能拓展更多的工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之后，很多政府承诺要给每个能工作并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工作。美国当时也通过了完全就业法案，但从1948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兑现自己的诺言，很多能工作也想工作的人得不到一份工作。对此，我提给政府的建议是，如果通过其他工具，比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市场仍然不能提供就业机会，政府就应该为兑现就业承诺而出手。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就这样做了，当时进行了平民保育团计划等，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享受这些政府项目带来的福祉，包括项目修建的道路、水坝和自来水厂等。可以说，这些政府项目塑造了美国。

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美国的未来之路是“进步资本主义”

对于美国未来的道路，我提出并想论证的是进步资本主义（progressivecapitalism），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所称的社会民主制，在面对过去四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时，进步资本主义可以做得更好。

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还有所谓的涓滴经济学等一系列理念都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

最后，我最想说的是，美国未来除了继续这个失败的实验，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更符合经济学在过去40年中的积累。我相信这条道路可以让人民共享繁荣，因为它不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剥削，而是基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与协同。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编辑：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