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国发院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刘国恩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6月25日召开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公共卫生与健康体系建设”网络视频会议上，从经济学角度梳理了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影响，以及医疗服务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疫情冲击下的变化，分析了如何使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应对措施更为理性。以下为发言全文：

从经济学角度考量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影响

分析三个主流经济学思考问题的角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次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从而采取更为合理的应对方案可能会有所帮助。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基石是，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基于自身的利益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从长期来看，人们的决策是合理的，在没有外界干预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最大化会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二是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认为，人们做决策需要信息，但由于有限信息约束，特别是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即使个人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也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表现在社会福利至少在短期不一定达到最优，因此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正当性理由。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虽未否定市场决策最终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认为长期并不无代价。用凯恩斯的一句名言解释，“在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过世”。

三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是从实验的手段来考察人们在做决定时，是否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判断，即决策是否理性。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做决策时并非完全理性，包括参照系变更和风险厌恶的原因，从而导致人们的决策行为与实现自身目标的矛盾。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基本情况

从全球的确诊病例情况看，区域性差别很大。比如，俄罗斯、中东、欧洲、南美是比较严重的，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非洲地区、澳大利亚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严重。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的分布差异并非集中在国家层面，而是呈现非常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特征。就病死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峰值以后的下行状态，但是南美巴西、印度仍有上升的趋势。

如果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综合考虑，可以看到，目前呈现的结果取决于每个地区疫情程度的自然情况，以及各个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严厉程度。根据牛津大学计算的各国应对严格指数，从0-100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在80左右的全球高位；其次是巴西、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中位；以及严厉程度低位的韩国、日本等国。

从病死率来看，全球平均是5.13%。目前最高位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英国等；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也即全球平均水平上下；病死率更低的包括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地区，全球病死率最低的是冰岛。看得出来，病死率不仅仅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严厉程度，还取决于疫情本身在每个国家发生的自然差别，甚至还可能反映不同人类族群对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影响。

医疗服务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疫情冲击下有何影响和变化？

从历史上看，医疗卫生行业在过去若干次经济萧条的过程中，都处于独善其身的状态。因为医疗卫生行业主要是提供医疗服务，无论是经济萧条还是经济高涨，人们都会得病和求医，甚至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可能因为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增加就医需求。另外，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险，进一步降低人们的个人支出，从而平缓经济下行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冲击。观察就业数据的情况，看不出医疗行业和整个经济的就业趋势有任何关系。从美国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就业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周期的出现，整体就业率变化的顺周期性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医疗市场的就业指数可是一直稳步上升，经济周期对其毫无影响。

然而，新冠疫情对医疗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似乎与历史趋势大相径庭。根据哈佛大学Chetty等几位经济学家基于真实世界大数据的研究结果，新冠疫情对美国各大市场大幅冲击的同时，医疗服务的消费开支也出现了剧烈下降，在4月达到最低点，近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对医疗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生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变化。

新冠疫情对经济下行的特殊影响，主要表现在三大作用方面。

第一，疫情冲击造成个人健康受损，即健康人力资本受到损失。无论是失去了生命，还是疾病导致的误工，抑或是工作状态不佳的效率下降，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产出结果，这和其他类型的疾病冲击并无二致。

第二，由于个人的风险厌恶，新冠疫情不同于此前的经济危机，对人们的风险意识造成更大困扰。应对疫情，个人有动力通过自身防护行为降低风险，因此选择闭门不出，这导致人与人的接触性服务行业受到巨大影响，医疗服务首当其冲，因为患者、护士和医生需要密切接触。同样，与人打交道的其他服务领域，如交通、旅游、餐饮等，也都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厌恶而受到巨大影响。

第三，政府的防控干预。作为社会性的集体行为，政府根据疫情的情况采取强制干预经济的措施。从供给侧看，可能实施减少、暂时关闭甚至全面封城等手段干预生产、商业活动；从需求角度来看，政府可能出台减少或禁止出行等居家隔离措施，导致市场需求下降。

很明显，与历史经济危机的导因截然不同，新冠疫情导致的是个体和政府人为限制经济活动的诸多行动。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变化以及人们应对方案的理性程度。

新冠疫情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的冲击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性经济下行将超过3%，甚至可能演变为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般而言，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短期的V型下行，很快会反弹，也可能呈U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此次危机是V型还是U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动态趋势，即疫情的规模和持续时长；二是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如高度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还是更为精细化的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弹性手段。

形成科学、理性的措施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科研论文和报告结果为更为科学的手段提供了不少参考，有些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信息。

首先，根据Chetty研究小组的结果，通过比较2008年金融危机对社会需求的影响和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对社会需求的影响，前者对消费影响最大的部分是耐用消费品，降幅达到58.6%，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下降幅度为44.3%，而对服务行业基本上没有影响。反观新冠疫情，它对耐用消费品的影响非常小，有些地方甚至还增加了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此外，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影响也不大，而负向影响最大的是人际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下降幅度高达67%。

其次，在病死率方面，年初以来的发表论文和科研报告几乎都一致显示，新冠病死率的风险和年龄有极强的关系。无论基于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是观察中国、韩国等轻症国家数据，平均而言80岁以上的老人都面临高达10%以上的病死风险；但70岁-79岁的人群病死率降幅近一半；60-69岁人群的病死率进一步下降了4/5；50-59岁的人群病死率只有80岁以上人群的1/10左右；40岁以下的风险更是显著下降到1%之下。此外，病死率还和病人自身是否有基础性疾病高度相关。比如，如果伴随心血管系统疾病，新冠病死风险就会增加10%，其次是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肿瘤等也都相应增加死亡风险。

第三，如果把新冠病毒的病死风险与人类长期面临的其他主要疾病进行对比分析的话，也可以得出很有参考意义的启示，从而使得政府出台干预新冠疫情的公共政策更为科学理性。以2017年的全球疾病负担数据为例，人类面临病死风险的“头号杀手”是心血管疾病，日均致死高达4万8千多人，其次为肿瘤（致死2万6千人），慢性呼吸道疾病（致死1万1千人），第10位是肝病（致死3616人）。当前，新冠病毒致死人数也就在3千多徘徊。对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新冠疫情的致死风险并非比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前10大杀手更为严重，为何人类付出的经济代价显著更高？并且，基于过去半年的发展趋势，没有迹象表明新冠病毒会与人类渐行渐远。相反，大概率事件是新冠病毒最终演变为长期伴随人类的大号流感。果真如此，我们应该调整需要长期实施的应对措施，使其更为科学理性，在健康风险与经济活动的天平上实现更优的取舍。

另外，大量科学数据不断表明，新冠疫情区别于过去全球性流病的主要特征还有两点。第一，感染者的非疾病症状非常高；第二，即使出现病症，81%也是轻微症状，大多无需到大医院就诊，社区诊所服务和居家照料即可康复。

综上所述，政府在未来应对新冠冲击的公共政策当中，因为具备更完整的数据、更充足的时间、更充分的条件，因此应该形成和出台比市场个体行为更为精准、更为理性的科学干预措施。

如何使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应对措施变得更为理性？

为了促进政府公共决策更加科学理性，以下四点启示值得重视。

第一，此次新冠疫情对人类巨大的冲击，犹如一次叫醒服务(Wake-up call)，再次强化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常识，即人类世界从来不无各种风险，与不同程度的风险共生、共存事实上是一种常态。对于新冠病毒而言，可能需要考虑如何在长期状态下进行常态管理的预案。因此，实施“清零”等短期急性目标的措施可能需要调整，从而提高长期抗疫的科学有效性和经济可持续性。

第二，考虑到世界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逃离成本的约束。守护健康与生命是人类抗疫的核心目标，而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是经济基础，因此如何确保“抗疫”与“经济”两不误是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办什么事的极端思维既不明智，更不现实。对人类健康与生命而言，病毒构成威胁，贫困也是杀手。事实上，根据世界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全球因为贫困而饿死的儿童高达数百万。

第三，新冠疫情和SARS疫情相比，如果说SARS是显而易见的凶悍“杀手”，新冠病毒则是隐匿深藏的狡猾“敌人”。从防控难度看，后者远比前者更难对付。因此，针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需要的不仅仅是猛力，更重要的是巧劲。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高效精准的公共防控行动必定充分体现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的高度弹性与靶向特征。

第四，后疫情时期，相信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可能都会加大对健康产业和医疗市场的投入。从公共财政的投入看，需要防止大医院对其增量资源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现有卫生服务体系“上强下弱”的资源配置失衡程度。此次新冠疫情的资源利用表明，2009年以来实施的国家医改把强基层的“分级诊疗”作为首要任务，是非常正确而又艰巨的目标。在全国各地的新冠抗疫工作中，尤其是湖北武汉地区，大医院成为接收诊疗后者的中心平台，承担了几乎从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流程工作。相对而言，基层医疗、社区诊所的作用发挥得非常有限。如果新冠疫情犹如当年的SARS一样，一次来袭后就神秘离去，也到罢了。如果以后每年成为人类的“常客”，并且发生规模涉及多个地区，医院为主的救治模式就会难以为继。并且，因为81%的患者都属轻症，因此无论是从费用、方便程度还是感染风险上看，社区诊所都比在大医院集中救治这类患者更具效率，同时又为重症患者使用大医院创造了条件，从而大幅降低医院床位的挤兑风险。

本文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刘国恩，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研究领域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学。

编辑：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