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论坛第35期暨总裁读书会特别课，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分享整理。

最近，我们都能感受到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

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及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

中国该如何抓住机会做好应对呢？

我想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很长的一段路。可能有人会说，CNN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对中国好一些？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围攻中国的方式会有所改变，但这不意味着外部环境会改善。

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变化，在应对方面有三条原则：

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

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意志。下面我从中美新冷战、全球化调整以及中国应对三方面分享我的观察和理解。

中美关系的五个阶段

首先有必要回顾中美关系经历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属于接触阶段。中美在冷战高峰时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前苏联。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后前苏联非常恼火，想给中国发射原子弹。前苏联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提出要给中国发射原子弹，教训一下中国人。美国人很快明白这是前苏联在放风，美国主动和前苏联沟通，如果给中国放原子弹，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内也很紧张，1969年夏天也进行了疏散。后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之后，返苏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到机场和他举行了会谈，很好地解决了冲突。中国也意识到美国的干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的接触，最终实现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第二阶段是1979-1989年，中美密切交往时期，达成了多方位合作。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共同的敌人前苏联还在，另一方面，是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经济领域，里根总统给予了中国比较优厚的待遇。里根在竞选时还曾表示，一旦当选，他首先要和中国台湾恢复邦交关系，但真正当选之后，他第一个重要外交访问是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中美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中美在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国内兴起了留学热。

第三阶段是1989-2010年，属于双方的理性交往时期。1989年之后，老布什总统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到中国来，和邓小平表示不会断绝和中国的关系，这是西方国家的第一个表态，意义重大，这才有了19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在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撑美国对华理性深入拓展双方关系的信念是，如果把中国拉入美国所维护的体系，中国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世界多元价值观，但中国不会变成下一个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已经显示出来，在2004-2005年已经出现明显的贸易不平衡，所以美国逼着中国要升值，从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30%，之后因为金融危机人民币停止了升值。

第四阶段是2010年之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计划。这项计划因911而有所推迟，而且，当时奥巴马总统特别想成为世界的总统，他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望中国能支持他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落空。2010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返亚太”之后又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重返亚太”是从战略上遏制中国，TPP是从经济上遏制中国。该政策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

第五阶段是特朗普上台至今，中美进入“新冷战”。特朗普上台之后，在2017年正式出台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开始打贸易战，接着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到了今年又因为疫情开始打“口水战”。“口水战”是有实质性意义的，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人口比例从特朗普上台时的40%多上升到目前2/3的水平。特朗普不断地拿中国说事，向中国甩锅，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民意，甚至会影响到原本理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界。美国知识界的对华态度已对发生很大改变。特朗普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的不同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有什么不同？《观察者网》曾经刊登过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采访。他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没有太大的差别，别看中美之间有着广泛深入的经贸关系，但经贸关系在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面前一文不值，至少远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会明白经贸关系并不能影响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

我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之前的冷战还是有所不同。美苏冷战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是你死我活，而且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美苏之间一直都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和人员联系。但是中美新冷战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边倒，是美国过于强烈地想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并不是，双方在这一点上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中美的竞争也不是全方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但是地缘政治也不是全球，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另外，中美之间的经济和人员联系非常深入。

中美和美苏的相同之处，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军事竞争和技术竞争也都是全面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最初并不是现在的含义，早年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主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大点、十小点。三大点中的第一点是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搞赤字货币化、不能乱收税等。第二点是民营化。第三点是减少对经济的控制，推行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算是“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

“华盛顿共识”在2010年之后严重变味，变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与之对应，又冒出来所谓的“北京共识”，解释为“威权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是西方人自己造的一个概念，就是为了给新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我们对此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西方某些人想诋毁中国经济成就的做法。意思是中国经济成就不值一提，是在威权体制下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结果，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福利为代价实现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

我们必须清醒而自信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单纯由国家干预的结果，相反，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我们从上到下，对“56789”的概念，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都有共识。国有企业之所以目前也能做好，因为大多是资源性的行业，有上游垄断地位，也能得到国家和银行相对便宜的资金支持。

我们要警惕的是，所谓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两分法有很多问题，从所谓的个人独裁到民粹主义，中间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并且还有丰富的横向因素。中国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不科学的，但在西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北京共识”的分野。

在疫情期间，这样的分野又被进一步放大。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武汉封城之后，以比较短的痛苦赢得了相对长期的疫情缓解。西方的心情比较复杂，开始时觉得疫情与他们无关，是只属于“落后的中国”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说这是黄种人才会有的事情，有一种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高高在上的傲慢，加上内心的种族主义情绪。到了中期，他们不得不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措施封城，一开始是意大利，之后是美国纽约。到了后期，他们已经变得比较懊恼，因为中国做得比较彻底，成为第一个基本走出疫情、开始恢复经济发展的国家，西方又开始指责中国隐瞒信息，纯粹是无稽之谈。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支持对疫情和抗疫总结，前一段时间也发布了白皮书。追溯疫情和发布白皮书，国发院在3月初也已经给出相关建议。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西方对中国模式更加警惕。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重返亚太。这是在位霸权的宿命，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像动物一样，要守住自己的领地。中国也要反抗，美国自称是山巅之国，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大国，也有世界级的雄心。从海军和空军的飞速发展来看，两国军备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两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对抗完全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主动且宏大的国际性倡议。这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是不是中国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想要拓展和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当然，中国也有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规模过大、硬多软少等，所谓“硬多”指工程太多、发放*多；“软少”是输出太少，比如思想、做法，这些都要调整。

疫情期间，中国对欧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所谓的落后国家对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担心，欧洲自己也担心，这都会引起地缘政治。

中美不太可能在技术上脱钩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谬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其中讨论了中国技术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所以没有多少美国人注意到。2010年之后，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将技术和其重返亚太战略联系在一起。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实际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已经发生过“三一重工事件”“中兴事件”，到2018年4月份，特朗普又发起301调查报告、华为事件，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不断加长，最近又加进哈工大、北航等技术性的大学，严控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方面的中国留学生。再加上打击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教师，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科研合作已经开始减少。

美国强硬霸道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现代技术太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全面掌握某一项技术。比如一部手机，至少有七八个国家参与制造，iPhone是全世界共同制造生产。包括5G技术，美国想自己再建立所谓的俱乐部或者同盟，也有好多国家参与，但未必能搞成，因为华为已经在5G技术领域占据了很大份额。还有技术标准问题，标准大多是由领军企业决定的。我们一开始用互联网的时候，由于标准问题，计算机用起来特别麻烦，现在标准已经慢慢统一起来。同样地，5G标准是很多国家的大企业参与制定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世界性的标准不是由国家制定，而是由大企业讨论决定。华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就不会被忽视。因为这两个因素，美国想要完全和中国在技术上脱钩不太现实。美国一开始曾经限制美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标准问题，但现在不得不放弃限制，改为美国企业也可以参加有华为在场的技术标准制定，因为华为不再可以被忽视。

第二，美国企业会发挥作用。很多人说中国大而不强，其实中国大就是强。巨大的市场就自然会形成市场权利，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芯片销量在中国，如果不卖给中国，高通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技术，投资额高达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通不投资，就会被台积电甩在后面。高通说今年要在中国的5G芯片市场上占领90%，高通显然不愿意丢掉中国市场。正因为这些美国企业意识到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他们会去游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也因此一再延期。这个所谓的禁令并不是说完全禁止，企业仍然可以申请对华为出口，获得许可证出口。当然有些企业申请了但没有获得批准，比如Google。除了美国企业，还要考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比如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台积电，采用的是两边下注策略。富士康在美国维斯康辛州投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我认为他们的投资有点质押的意思，如果美国坚决不允许他们跟华为等中国企业打交道，他们在美国的这些投资就可能会停掉。荷兰ASML（阿斯麦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光刻机的企业，在中国苏州也有投资。这家公司也有两边下注之意。

总之，中美的冷战形势已经形成，但并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

全球化只是调整，并非退潮

上一轮的全球化我总结有三大特征：

全球经济真正实现了一体化，冷战时期有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1991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第三，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在1999年出台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这使得美国金融迎来爆发式增长。事实上在我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金融化，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华尔街太强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仍在上升。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34%，到2019年达到美国的6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要比美国每年高7.2%。如果以美元来计价，平均增长率要超过10%。《财富》500强企业名单中，2008年中国企业只有37家，2019年达到119家，和美国只差两家。2008年中国讨论的问题是在世界五百强榜单上的企业太少，现在讨论的是中国企业为什么大而不强，因为中国排在前面的企业全是银行。其实大就是强，能有这么多的五百强企业说明中国有实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除了贸易不平衡，还有就业、技术方面的赶超。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移动通信、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进入世界第一阵营，已经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个别领域超越了美国。

中国要意识到，美国的行为并非完全针对中国，其自身作为多年的全球领导者，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也有切实需要调整的空间。多年来，美国为建立和维持世界贸易体系有不小的付出。比如，WTO规则是美国创造的，这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有巨大意义，美国本身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最大外需。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盈余，也就是中国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相当于都是贸易赤字。如今，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不断地极化，1%的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不断上升，超过总财富额的30%，而50%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在过去50年里没有实质性增长，政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调节制度或改革，造成美国的极化现象不断加重。

这在美国大选上也有所反映。1960年的大选是肯尼迪对尼克松，代表民主党的肯尼迪赢了，当时还没有规律可循。到1976年民主党的代表卡特赢得选举时，选票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肯尼迪之后，民主党转向支持民权运动，在南方夺得了选票。1992年克林顿赢得选举，民主党赢得了西海岸、东海岸以及中部一些州，民主党势力已经向两个海岸在延展。2008年大选，民主党的代表奥巴马赢下来西部和东部一些州。2016年的大选虽然是特朗普赢了，但如果把全国的选票加起来，仍然是希拉里赢了，她的输纯粹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只要赢得一个州，就赢得了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希拉里赢的都是大州，人口比较多，输掉了中间那些州，这很明显体现出美国在地理上出现的政治极化。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中间地区大多数支持共和党。

美国国内的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再像过去一样为全球经济秩序付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断“退群”，但大家也不要简单地把美国“退群”理解为美国在主动让出世界领导地位，这是错误的。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依然十分想保持自己的强大和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旗手。美国的“退群”只是美国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目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保持世界第一，美国只是从策略上不再想为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以后要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各国需要付费。谁不想付费，就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来。美国其实是通过“退群”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在重新构造新世界体系。我们千万不要误判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至于全球化退潮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认为有点言过其实。全球化要经历调整，这个调整是必然的。美国需要调整，中国也需要调整。中国体量太大，做的事情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2019年10月28日，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S． Lehman）作为联合倡议人，发布了一份37位学者签字的倡议，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两个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大家都认为全球化需要调整，应该将政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杜绝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包括对本国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比如美国对中国的产品限制、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来获取自己好处的政策都应该停止。另一部分是国内政策可以作为可谈判项目进行协商，美国要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阶段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府介入，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国有企业，必须再存在一段时间。中国反过来也要认识到，美国也需要一定的调整空间，中国的全面冲击对美国造成了巨大难题，美国需要在地理、时间上都需要空间进行调整。

中国需要关键技术的突破

我们应该认识到，地缘竞争是不可调和的，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差不多，大国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中国也一样。由于地缘竞争的缘故，技术竞争也变得不可调和。所谓的地缘竞争，最后还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同时，《瓦森纳协定》是一种对特定国家的武器禁运协定，因此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恐怕都要持续下去，所以中国的技术进步要有新招。

我认为中国技术竞争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在限制的环境下争取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美国进行和平竞争。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的技术，但不要使绊子。如果把竞争比作一场拳击赛，中美应该大大方方地到擂台上去打，而不是在大街上毫无规则地乱打一架。

哪些是中国应该努力突破的关键性技术？芯片是一个，发动机技术也是。

中国的发动机技术突破慢是因为材料技术限制，中国的材料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发展时间短。材料当中的元素都知道，但还是做不出来，因为实验需要资金和时间。中国在很多工程领域的落后只有让时间去解决。

未来的世界肯定是芯片的世界，马斯克将芯片植入大脑，芯片就要越做越小。台积电是5纳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3纳米和2纳米。1纳米才100万分之一毫米，已经属于原子级。

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华为、紫光、寒武纪，但是我们还不掌握辅助设计软件。芯片的电路图太复杂，没有辅助设计软件根本做不了，美国不让用就把中国卡住了。

中国晶圆材料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好在主要是日本人在做，不对中国限制。但晶圆加工有一项“卡脖子”技术——光刻机，现在最顶尖的光刻机技术，由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掌握。该技术是台积电的一位鬼才用新想法突破了激光的80纳米极限，他发现光线通过水时，波长就会变短。利用这个原理，让激光经过液体变小，激光刀就越来越小。阿斯麦尔原来是家小公司，现在打败了日本的企业。中国有四家光刻机企业，唯一有希望取得技术突破的是上海一家企业，现在可以实现22纳米的光刻机，但和跟阿斯麦尔还差十年的技术，人家现在是5纳米。

芯片加工方面，中芯国际是台积电的人马，使用大陆资金，可以达到14纳米，因为买不到光刻机，7纳米暂时无法实现，台积电已经进入5纳米时代，相差两代。如果不解决光刻机技术，中国在芯片领域就很难突破。

在芯片封测领域，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点。

总体而言，中国芯片在辅助设计软件、光刻机技术这两个关键性环节受人控制，中国今后可能要用5-8年的时间在这两个工序里谋求实质性突破，摆脱对外部的依赖。

中国一定要致力于维护和推进开放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

虽然全球化目前遇到较大的阻力，有回潮之势，但我们还是要积极地维护和推进一个开放、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

国际上，中国要积极参与WTO改革，因为美国不干，WTO就持续不下去，中国应该主动帮助重新建立新的规则。如果美国人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应该都可以谈。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其实对中国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受益，更多只是名声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

同时，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产业，比如芯片，应该有政府一定的资金进入和相关扶持之外，其他的一定要交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主体。因为谁也不知道创新从哪里来，没人能在几十年前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当互联网兴起时，谁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自己长出来的。

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容忍19世纪那样的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一定要主动地警惕这一点。不要以为自己制定的只是中国的国内政策，很多政策都是有世界含义的。国际上只要看到中国政府还在干预产业和企业，就会担心甚至害怕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就会怀疑企业的背后有政府。华为背后没有政府，任正非这么多年非常小心地与政府保持距离，但还是没办法，人家依然认为华为跟政府有关系。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市场整体的干预太多，我们应该让中国企业自己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最后走向世界前列，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最后，我们要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应该趁机放弃和美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跟美国说因为疫情，中国已经无法执行协定，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深度融合的绝佳机会，而且我们也需要能源、大豆、飞机。但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可能因为疫情，按照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有难度，能不能延长为三到四年完成。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个人放出来的信号都说谈得非常好，说明双方依然还保有默契。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仅要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而且要积极开展第二轮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出来的谈判议题就是美国要在WTO里进行的，刚好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机会。我们总说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也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果美国愿意先跟中国谈，谈了之后拿着谈判结果到WTO做模子，照着修改，那不就代表我们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

最后再强调一下：中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避免滑向热战。一个纵然激烈但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合作”的关系，对中美和整个世界都有利。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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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