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自2020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第二期活动邀请到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宫玉振共同对话。本文根据两位教授的对话和听众问答整理。

主持人：刚才姚老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享了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宫玉振老师从军事、历史和管理学结合的角度，如何理解这本书？

宫玉振：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历史专业，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这本书是根据他在1952年的讲座讲义整理而成。他一生著述颇丰，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秦汉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先秦诸子系年》等，学术成就很高。我想对钱穆先生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背景做一个补充。

在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学术界的主流是西化的，因此对中国的传统基本持一种批判与摒弃的态度，表现在历史学上也是如此。20世纪初叶，史学家基本的历史观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以西方的经验为参照系，用西方历史的制度和标准来衡量和裁剪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契合的，往往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意味着是落后与该被淘汰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在20世纪早期非常盛行，当时如傅斯年、胡适等很多知名史学家都深受影响。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很多大学甚至没有“中国通史”这门课程，因为在当时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就是“重复、专制、黑暗和落后”，是应该被打破和被否定的。

这种历史观的片面性是很明显的，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反弹，出现了从中国看中国、强调中国自身传统的价值的历史观。钱穆先生就是持这样一种历史观。他强调要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中国自己的历史，从中国历史的内部脉络来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他坚信这个国家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脉络、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

钱先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历史观，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有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成书于上世纪50年代，但实际上书中钱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入侵，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急需抗争的精神。这样的历史环境塑造出钱穆先生基本的历史观。这也成为后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着眼点，就是在历史著作中通过传递民族精神来帮助中国人找到民族自信。这是我们理解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基本背景。

我们今天读钱穆先生的书，一定要注意一条，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特质的文人，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感情。钱穆先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坚持传播中国文化。他读历史的目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从历史背后找寻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精神。

美国学者杰里·邓尔麟写过一部关于他的传记——《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邓尔麟认为钱穆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很多学者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不值得谈论的时候，他却对之抱有坚定的信仰，并从历史中去发掘民族精神，然后执着地向大众传播和解释。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专门撰写了《做中国人》一文对《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这本书做评论。史景迁认为，《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实际上是揭示了一个问题，即钱穆先生终生的追求是做中国人，那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又在哪里？文化的精神、历史的渊源、共同的命运，这些是如何把中国人联结在了一起？这是钱穆先生要解答的问题。

就政治制度而言，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简单用“专制黑暗”这些字眼来代替，而是有其自身的基础、脉络和精华。所以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不断重申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黑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士人政治”和“虚君制”等观点。

尽管这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钱穆先生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传承中寻找构建新的政治制度的契机，是该书的着眼点与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演变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不顾国内政治的发展阶段和制度基础，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导致国内的政治传统和外来的制度完全是两层皮，最后不但建立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无法保证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

钱穆先生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演进。政治制度的演进，不应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必须建立在尊重及借鉴自身传统政治资源的基础上。这是制度演进的起点、基础与初始条件。同时，制度的演进不能一蹴而就。民国时期，很多被西化的政治家认为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就今天来看，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关注演进的方向，还要关注演进的基础、演进的节奏、演进的策略等等，唯有把这些东西考虑清楚之后才能有序地推动政治的变革，否则往往会适得其反。而这些都离不开对自己国家制度演进的历史所做的梳理。

钱穆先生对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思考，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正的价值所在。尽管钱穆先生的一些观点受过不少批评，我个人也不完全同意钱先生书中的观点，但我依然认为他是中国现代众多伟大的历史学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启发我们一定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逻辑。这是我对钱穆先生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看法，也是对前面姚老师讲座内容的呼应和补充。

主持人：谢谢宫老师。钱穆先生书中的很多观点给人印象深刻，比如他说不管是革命或改革，其实是要我们不断地改变和调整我们的制度来适应新的现实，而不是通过改变我们的现实来适应新的制度。下一个问题请教姚老师，上一讲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和钱穆在研究政治制度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姚洋：他俩有共通之处。关于中国较早形成了现代化国家雏形这一点，福山在某种程度上是吸收了钱穆的思想。而福山生活在现代，受过政治学的训练，与钱穆又有很多不同。福山用政治哲学的框架来研究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进。我们必须承认，钱穆先生在这一点上还不具备这么大的眼界，因为他是生活在民国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和哲学家，那时的哲学和我们现代的哲学恐怕也有很大差距。

但正如刚才宫老师所言，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对后代而言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我第一次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书中的观点颠覆了我中学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思考。尽管史实都一样，但我的思想框架完全被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钱穆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学者。

主持人：姚老师对宋朝的着墨最多。宋朝几乎是现代化制度的拂晓时分，但佛晓之后并没有迎来天亮而是又跌进明清的黑夜。西方也有“李约瑟之问”，即中国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能极大促进民主、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宫老师怎么看？

宫玉振：这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直接的答案就是“蒙古人的入侵”。蒙古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是比较原始和野蛮的制度，在很多人看来蒙古人的入侵打乱和逆转了唐宋以来的政治演进。而明承元制，清承明制，清朝又是由文明程度并不是很高的少数民族来主导，从而再一次影响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使得元明清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巅峰。我个人觉得这个视角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即中国和西方不同政治制度各自的“得”和“失”。理解中西方政治制度及其演进的差异，一个重要的维度，是中国自秦以来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西方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便是多元政治实体之间的冲突局面。正如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国斌所言，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分裂，而西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统一。

中国这种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其实是有得有失的。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大一统带来的秩序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繁荣。这套体系提供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平，使得古代中国人可以在生产力发展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手段，集中起巨大的社会剩余，从而在农耕时代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取得了国人至今都为之感到自豪的文明成就，这也是古代世界最成熟、最发达、最辉煌的农耕文明。

但这种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也存在着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体系视为一个垄断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历代王朝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的利润，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由此在秦朝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历代王朝过多地把精力和资源用在了保持和加强社会的一元与稳定上。尽管两千年间古代中国并非不存在制度的变迁，但这种制度变迁并没有突破秦朝时所形成的基本框架。中国社会也为之付出了的代价，那就是失去了社会发展的持续活力，在经历了千年的辉煌之后，到了宋朝，大一统制度安排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大递减，这也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陷入了相对的停滞之中。

如果说中国是高开低走，那么西方为什么是低开高走？上面我们说过，西方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陷入了多元政治实体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在中世纪、甚至在近代的早期，这种碎片化的政治体系中，很难具有像中国大一统王朝那样的规模优势，这是西方陷入长期的中世纪的黑暗、从而“低开”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从另一方面，与大一统的垄断体系相比，我们可以把西方这样一种分裂与冲突的体系看成是一种竞争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性体系中，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变动。那些可能会使自己的实力得以发展，从而有利于压倒对手、打破既有竞争格局的变革和力量，总是受欢迎的。一旦一个国家采取了有活力的发展策略，其他国家就会自然跟进，这就使得西方的发展出现了鼓励创新与扩张的机制，并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尤其航海时代以后，其创新与活力的明显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此时中国大一统体制的边际效益在递减，最终导致中西方文明发展的走向出现“剪刀差”。

主持人：正如宫老师所言，我们的制度维持了稳定，但却没有真正激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政治学更强调秩序和制度稳定，经济学则强调如何让资源配置实现更高的效率。关于制度，想问姚老师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制度设计中做到既保证权利架构的稳定又能刺激生产力？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政治经济学？

姚洋：我研究制度，也研究制度经济学。我觉得制度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给人预期，二是将公私利益结合。自道格拉斯·诺斯提出制度是规则之后，经济学家接受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为“制度是一套稳定的预期和规则”，即我们互相知道对方会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制度让事情具有可预见性。而好的制度，一定要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制度下的社会就会崩溃。

我们首先要承认个人的追求，同时也要兼顾促使社会进步的社会整体目标。把个人追求和社会整体目标统一起来不容易，直到亚当·斯密才找到答案，他发现了“市场”这一制度。在这之前，王安石变法等是中国找到的答案。所以重读王安石变法，你会发现当时的很多东西也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即给个人提供激励的同时达到政府的目标。给人预期，将公私利益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制度并持续发挥作用。

宫玉振：我想请教姚老师，您刚才谈到您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儒家政治方面的书，这本书一定有您对政治制度演进这一问题更全面的理解。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书中的基本观点。

姚洋：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写这本书的几个初衷。

第一，中国成功的原因。关于中国过去40年为什么能取得巨大成功，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释。我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发现用普通的理论都只能够对问题做出部分解释，但都不能解释到根源上去。比如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改革开放建立了市场经济，但全球几乎99%的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呢？市场经济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国家的治理能力很重要。在上世纪90年代讨论东亚模式时，很多人也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重要，至少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这些结论都没有回答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使中国经济取得长期发展的成绩，尽管它没有西方意义上所谓的“法治”这类东西？这也是我作为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

第二，寻找新的理论。我们看到，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很多国家的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了民粹主义，比如在美国就产生了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这又促使我们去思考，在民主政治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治理方式？福山在1989年写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作为一名自由主义民主的旗手，他的思想在这本书之后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逐渐认识到美国甚至欧洲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很大问题。那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找到关于政治制度的新的理论。

第三，重新认识历史。我第一次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在20年前。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对现代社会有用的东西。现在所谓的一些新儒家“读经”，最后又回到跪下来给老人洗脚等肤浅甚至歪曲的内容，这不该是发掘传统文化价值的发展方向，也与我们参与全球文明的融合再造相悖。我们要认真发掘出传统文化的精髓，找到那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发扬光大的文化价值。

上述三方面是我们决定写这么一本书的初衷。一方面我们要和中国的今天对话，另一方面我们要和世界、历史对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有“野心”的书。目前我们已经写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剩下部分争取暑假过后能够完成。

姚洋：我向宫老师提一个问题。我刚才提到朱元璋打破了中国传统上王权与相权的平衡，但我想知道这仅仅是因为他残暴的个性所致，还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

宫玉振：姚老师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朱元璋的个性当然很重要，他出身于下层，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君主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安排。但是从长的历史时段来说，之所以朱元璋之后出现了王权不断强化的趋势，其背后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看成是以王权为核心的一套制度安排。我说的是以王权为核心，而非唯一。官僚也参与了国家的治理，分享了治国的权力，所以这样的制度不能一句“专制黑暗”就能概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穆先生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所做的辩护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这套“以王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保证治理的效率，二是要保证王权的安全。因为要保证治理的效率，因此这种制度一定会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于是，我们看到钱先生书中所介绍的汉朝的察举制度和唐朝及以后的科举制度，这种贤选任能、允许甚至鼓励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确是有一定的开放性的，不是绝对的专制黑暗的。

然而，但这种制度的开放性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王权的安全。相反，对于君主来说，王权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压倒性的考虑，为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治理的效率。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王权的专制而否定这套制度的开放性，但也不能因为这套制度的开放性而无视其以王权为核心的特点。事实上，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演进，都是以保证王权的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对下属的防范机制在不断强化的过程。

钱穆先生在书中重点讲了中国古代王权和相权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变化就会发现，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从来就是以王权为核心的，且王权不断扩张而相权则在不断地萎缩，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而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保证王权压倒性的安全需要，就是主导这一演进的深层逻辑。

主持人：请问姚老师和宫老师，从钱穆这本书或者从您的理解，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遗产和遗憾是什么？

姚洋：我认为最大的遗产体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或是强大政府的文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于此。我们的政府非常能干，工作效率很高，这是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的传统以及对官员选贤任能的标准。选上去的官员抱有为老百姓服务的责任心，大部分都是实实在在地在为老百姓做事情。

就遗憾而言，两千年大一统集成的封建帝制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已经将近二百年，哪怕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也有一百多年，但直到今天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没有完成。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打败当时的世界强国俄国只花了不到40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它的现代化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且到二战之前已经基本完成。相比日本，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就太过漫长，两千年大一统的王权制度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包袱。

宫玉振：我完全同意姚老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得”在大一统，“失”也在大一统。中华民族能有今天的文明与世界地位都和大一统制度有直接关系，包括人民的向心力、对国家的认同感都是非常重要的遗产，也是中国进一步往前走的基本起点。

但因为几千年来我们过多的把精力用在一元化上，不允许挑战大一统的东西出现，导致国家的力量很强大，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却相对较弱。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是用国家的力量告诉大家市场的合法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大一统的惯性影响了整个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怎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均衡发展方式，如何在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前提下更充分地释放社会和市场的活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主要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接下来这个问题跟公司有关。一家公司创立以后有控制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当创始人的商业才华走向下坡时，如果他仍然牢牢握住控制权，企业可能就会因激烈的竞争而发展不下去。请问，作为创始人应该怎么理解企业的控制权和发展权的问题？

宫玉振：这是很好的问题，回到我们BiMBA商学院尤其是EMBA同学更关注的话题。借姚老师刚才讲座里面提到的“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创立人将企业视为你的私有产物还是社会企业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人格局的问题。

我们第一代创业者往往特别看重企业的控制权，但企业的命不是我们的命，我们的生命有自然衰老的规律，到了五六十岁以后个人的健康、观念、能力等各方面都会走下坡路。如果这时你仍旧抓住企业控制权不放，就一定会影响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当企业发展到辉煌鼎盛时期要学会放手，让企业发展的轨迹与你的人生轨迹脱钩，这对企业发展而言应该会更好。这需要企业家具备放弃权力的格局和胸怀。

实际上，做企业是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让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并且为社会持续做贡献，而不是非要由自己来控制企业，这才是企业家应该实现的最大个人价值。我们也希望大家到国发院的EMBA项目学习，国发院课程的最大特点是传递价值观和格局，这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企业经营中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通过姚老师在两期读书会上的解读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兴趣。如果需要延展阅读的话，两位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书目？

姚洋：我觉得可以把我们首先把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读完，未来可以关注我们即将完成的《儒家政治》，三本书对大家了解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政治制度会有帮助。

宫玉振：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逻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费正清先生写的《美国与中国》。另外，中国历代政治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我非常期待姚老师的《儒家政治》出版，此外也建议大家读一读《韩非子》。在儒家之外，《韩非子》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

9月份面试预告：北大国发院EMBA

第一场

面试时间：9月12日（周六）

资料提交截止时间：9月4日（周五）

第二场

面试时间：9月20日（周日）

资料提交截止时间：9月11日（周五）

第三场

面试时间：9月25日（周五）

资料提交截止时间：9月18日（周五）

北大国发院EMBA

项目特色

北大国发院EMBA创办于2000年，是中国最早开设EMBA教育的项目之一。20年的积淀，以经济学与管理学为两翼，以国家高端智库的学术智慧，帮助企业家了解中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提高应对商业、政策、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精准把握商业机会、促进社会进步；扎根中国现实，瞩目全球变局；企业家与大师一起看势寻道，用学识、能力、责任和担当为自我赋能，为社会贡献。

国家智库 高屋建瓴

北大国发院是国家重要智库，重量级智囊人物云集，在高校智库中遥遥领先。智库中的EMBA先见国家发展之势，先谙产业变迁之律。

学术重镇 智慧引领

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姚洋、黄益平、陈春花、杨壮、胡大源、张黎、马浩、宫玉振等，与大师同行，时不我待。

精品课程 系统前瞻

北大国发院于2000年开办首期EMBA，特色课程二十年与时俱进。EMBA课程以系统知识、文化积淀、前瞻判断、创新技术、全球视野为体系，形成了内省、远见、创新、团队、行动五大模块。

朗润承泽 比翼双飞

北大国发院坐拥朗润园和承泽园，双园同为百年皇家园林，见证了北京大学从诞生到推动国家进步的历程，与未名湖、博雅塔并列为北大地标。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