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伟（David Dolla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负责推动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肖连兵：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合作的报告项目——《中国2049》一书在疫情期间出版。这一报告在中国备受瞩目，也无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新窗口。中美双方智库合作撰写这一报告的初衷是什么？

杜大伟：我们选择“中国2049”作为报告的选题，是因为届时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目的是分析中国届时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需要进行的改革。这个小组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我们倾向于将发展视为“双赢”，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中国人民，对全球繁荣与稳定也有溢出效益。对一些重要问题和改革的讨论，大家达成了大量共识。

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在诸多项目上的合作由来已久，因此这次合作是这一传统的自然延续。

姚洋：2049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间点。我们选择“中国2049”这个题目，就是想研究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潜力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并给出政策建议。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在当下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

肖连兵：姚院长，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姚洋：报告回顾了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历程，并对未来30年的增长潜力进行了预测。报告的预测显示，根据东亚地区的经验，未来30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4%～4.5%的水平，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美国人均收入的60%，GDP总量将达美国的两倍。在此基础上，报告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竞争和创*策、金融发展、环境以及变化的国际环境对未来经济增长构成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肖连兵：这一报告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你们分别承担的课题和主要观点是什么？

杜大伟：我这一章是关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角色。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组织是由目前的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全世界贡献颇大。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表明这一体系使所有人受益。然而，考虑到新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新现实，现在是时候改革这些机构了。需要解决的一些新问题包括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和投资政策等。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此类改革是一个很大的想法，但却必不可少。

姚洋：我负责的是新中国前70年回顾这一章的内容。在这70年的前30年里，一方面，中国人民筚路蓝缕，为我国的工业积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后40年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新中国在教育普及和健康等人类发展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后40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且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大军。在后40年的头30年里，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加入世界大循环推动工业化进程，用出口产生的剩余推动储蓄和资本积累，并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最终获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国内消费比重不断增加，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全球稳定肖连兵：这份报告是你们在疫情前的合作项目，适合于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判断吗？

杜大伟：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更具现实意义。比如，虽然全球贸易和投资在一段时间内显然会疲软，但中国可以通过新的贸易协定和开放来应对这种局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姚洋：本报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变化的国际环境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加大了在技术上与中国脱钩的动作，让我们的报告更显及时。通过紧密的贸易联系，中美企业在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美国单方面与中国技术脱钩不仅打击中国企业，也打击美国企业。我们的报告认为，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竞争是中美解决技术领域争端的最佳办法。未来，中美应该就技术竞争进行磋商和谈判，力争在统一的规则下进行技术领域的和平竞争。

肖连兵：你们对中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采取的经济政策措施如何评价？

杜大伟：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和汽车业的举措非常积极，与我们的建议相符。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扩大开放。中国正在与欧盟谈判一项双边投资条约，这可能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改革的模板，并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加强中欧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对外关系多元化的一个机遇。

根据我的体会，中国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是为发挥个人积极性打开空间，创业、开发新技能、转移就业与向全球经济开放相结合。自由贸易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专业化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进口在国内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做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进程，正如引进外资会带来新技术，加强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中国目前又在推动经济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新步伐，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中国的增长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大量需求，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姚洋：我国的抗疫是成功的，在较短的时间里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经济能够从5月份以来进入复苏通道，与抗疫成功是分不开的。当然，疫情也带来了压力。实施“六保”特别是保民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总体而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内、国际互动的过程中起步和完成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9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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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