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12月4日下午，北大国发院联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深圳举办【朗润·格政】第149期暨“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专题第三场活动。活动邀请到多位优秀学者，基于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合作的《中国2049》研究报告及图书专著，聚焦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发展，解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必要的改革与布局。本次深圳站活动，也是首场（北京）研讨老龄化与国企改革，第二场（上海）聚焦气候、环境与能源之后，“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系列活动的最后一站。本文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的演讲整理。

创新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中国面临的创新挑战中，第一要考虑创新的开放性，第二要考虑创新的双重性，一重是高校创新，一重是企业创新，两者合起来就是国家创新。

要认同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性

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创新强国，一定不只是高校基础科研强，或企业应用创新强，而是两者都强，这背后是一个国家强有力的创新体系。中国要实现2049年建成创新驱动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目标，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关键是，未来如何才能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如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所言，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要反对传统经济学的教条，包括传统意识形态里对国家干预的排斥，甚至贬低。国家创新体系没有政府参与是不可能的，但政府干预不当，想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创新体系也是不可能的。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未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关键是要退出企业层面，去着力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这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以下几大问题：

第一、高校创新产生的公共知识一定大于企业创新出来的企业知识。如果企业的创新成本不断提高，风险不断增大，国家就一定要思考如何加大创新投入的问题，不只是投入高校端和企业端，而是如何对创新投入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率的问题。

第二、国家增加创新投入之后，如何看到创新的实际效果？当看不到时，有可能国家增加的很多创新投入只是变成了“创新者”的工资增加，这恐怕是创新投入要避免的悲剧，因为投入不仅没有带来产出，还会导致收入分配等别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创新投入时，创新绩效一定是产业层面和基础研究层面的合力，通用技术一定要成为创新的重要内容。当一种新技术变成通用技术，渗透到方方面面就会带动一个国家的创新。过去20年，中国信息产业得到巨大发展，如今带领我们走向了产业数字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创新绩效相关的，实际上是创新网络和产业链的形成。高校产业链是创新的重要支撑。

第三、所有创*策都会面临悖论。比如我们支持市场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垄断，甚至专利流氓。再比如，广泛的政府补贴可能提升了基础研究水平，扩大了知识共享，结果也可能弱化企业的创新动机，导致企业慵懒，甚至寻租。

要理解创新的聚集性和开放性

要构建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首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好好研究创新的基本特性。而要研究创新的特性，先要观察创新密集度、活跃度高的地方在哪里，有什么特性。

首先，我们用数据观察中国的*城市，中国进入全球前十的创新城市里，深圳、香港、广州合为一个创新体，即深港穗一体化，还有北京、上海。如果以专利技术或者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申请为横轴，纵轴是科学论文数量，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如今都成为了全球创新中心的前十名，其中深港穗一体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第二名，可见*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里的领先者。中国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在全球前100名创新城市集群排名只能位于第二，第三梯队，尽管其中的不少城市已经聚集了数量较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其次，我们发现创新有集聚性和开放性，而且二者共生。

所谓聚集性，以深圳为例，深圳过去十年间所产生的专利占总专利的比重增加一倍，即从十年前的10%提升到如今的22%。上海增长得更快，但是上海的历史专利累计量大，因此过去十年的占比提高不如深圳明显。北京过去十年新增的本地专利占历史总专利量的比重也高达15%，很可观。从国际来看，中国现在的创新发源地也已经成为国际创新发源地，几大中心点都构成了国际专利发明的重要基地。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创新会带动创新，无论是本土和国际之间如何联动，都不影响创新的集聚性特征。

所谓开放性，我们可以观察本土创新（专利）占总创新（专利）的比重。以北京为例，本土创新占15%，与深圳合作的创新占5%，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合作占比分别是19%、11%、9%。再比如上海，本土创新占8%，与京、深合作的创新占比6%，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21%、9%、6%。再看深圳，本土创新占比近22%，与北京合作的创新占比7%，与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创新占比分别为17%、8%、17%。这些例子都表明，创新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沿着这个观察，我们再追问一下：创新有没有核心策源地？我们来看看硅谷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目前，中国三大中心的创新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境外的第一中心点都是硅谷。硅谷虽然在总排名上位居第四，甚至排在韩国首尔之后，但从瑞士苏黎世、东京、纽约，到伦敦、柏林，各国和国外的第一个合作城市都是硅谷，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创新是有核心策源地的。中国的城市数据表明，专利策源能力都还没有到核心的程度。

要重视创新产业链的复杂性

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产业链非常重要，而且创新与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本身就高度相关。

关于产业链复杂性的讨论，美国科学院院刊在15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如今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道理不复杂：以产业链的复杂程度作为横轴、简单程度作为纵轴，越往右，复杂程度越高，越往上简单程度越高，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位于左上角，发达国家位于右下角。体现在国际贸易上，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贸易集中在小众、定制化的复杂产品，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大众、规模化的简单产品。

再进一步看产业链的复杂性和人均GDP的关系，可以看到产业链越复杂，人均GDP越高。中国人均DGP水平不高，就是由于我们的产业链复杂程度不够，大量是中低端简单产品，复杂品、高端产品要从国外进口，比如牙科领域的高精设备都要从德国进口。如果简单根据2005年的世界制造门类排名，中国排第10，日本第16，但是考虑到产业链迭代频率，还有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实际的排名结果显示日本是第一，中国是第51，这也证明我们的产品是浅层次的，缺少复杂产品，自然也缺少创新。

现在测算方法越来越简单，国内每年公布全球产业链复杂化指数，这个指数对中国的描述，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突然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重要竞争者，就是中国的产业链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从2000年排名第39到现在第18（美国排第11）。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正在崛起，替代中国原来的简单规模化产品。我们现在去美国超市确实看不到太多的中国产品，大都变成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生产，他们的人均DGP是中国人均GDP的1/3，是深圳人均DGP的1/10。当大量中端、低端产品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不能再停留于做箱包、厨房或浴室用品。现在由他们来做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做相对复杂的产品。

再将人均GDP、论文和专利方面的数据一起观察，并与2012年和2015全国31个省区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可以看到城市发展水平，与人均GDP、论文和专利产出的分布情况，也间接可以看出创新产业链的复杂程度。发达城市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告别了低端，有了更加复杂的加工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离不开大量基础专利构成的复杂性技术。如何衡量专利技术的有效性，成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从全球水平来看，我们的科学论文发表、创新产业链的复杂性，目前在中等偏上的位置，距离发达国家还很远。

要挖掘深圳创新的可借鉴性

如果从国家创新的角度理解双循环，“双循环”一方面要加强国内创新产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要使中间产品不断走向深层次加工，构成一个巨大的多维市场。中国应该不仅仅是最终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还应该成为原料供应地+复杂中间产品市场+消费市场，每一个方面都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仍以深圳创新发展为例，经过改革40年以来的发展，深圳产业密度已经很高，基于8千家企业4年的样本研究，我们发现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高*长为创新企业，并有力支撑深圳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和通用技术的共享。也就是说，在行业内部，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它们又共享通用技术；跨行业而言，运用数字技术更强的行业增长更快。

这个过程中，怎么评估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如何界定政府的作为？

基于深圳受到创新资助的7500家中小企业数据库，我们发现它们在四年之内的专利申请量在全市总的专利申请量中的占比从4.7%上升到12%，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从2.6%增加到6.1%，是一个典型的快速转型和成长期。可以说，政府有效的创新资助政策对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收益是有利的，也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而不是使企业变得慵懒。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还在于推动和支持中小企业本身增加研发支出，吸引更多高级研发人员加入。前述7500家受创*策资助的中小企业样本中，将博士研发人员作为高级研发人员，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当博士研发人员从1增加到超过10，专利技术和发明专利的拥有量、申请量，也从10增加到38。而且，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和企业的平均利润，也构成了可以观察到的正向因果关系。

总之，政府的创*策如何有效，从深圳的角度来看，就在于能否推动产业链内部的技术共享和提升，能否支持和带动行业整体的专利增长，还在于专利能不能变成利润。

如果政府的创*策能基于这些角度来制定，将可能破解我们在创新当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而使我们真正以创新驱动增长，以创新屹立于世界，甚至引领世界。

唐杰，曾先后担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务，目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