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0日晚，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与EMBA中心特别分享了第十一届动态竞争国际论坛，论坛由国际管理学会前主席、动态竞争理论与文化双融观点创始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Leslie E. Grayson工商管理讲席教授陈明哲，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CEO张瑞敏带来巅峰对话，并衔接张瑞敏在2020年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论坛对话内容整理。

优秀领导人的特质是什么？

陈明哲：以两位几十年长期的观察与评鉴, 您们认为优秀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陈春花：用一个特质来讲我心目当中优秀的领导人，就是不断的学习力。据我观察，以下几个原因让优秀领导人持续地保有学习力：

第一，对时代变化特别敏感，不固守原来的东西，因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学习。

第二，非常强的使命驱动，推动自己和组织往前走。这是他一定要去学习的内在力量，是使命感所致。

第三，把学习变成习惯。

第四，喜欢新东西，有非常强的愿望去了解新东西，很愿意去创新。

张瑞敏：当今时代，如果领导人只有一件事要做好，就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对传统企业来讲，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股东第一”，现在进入物联网时代，必须变成“人的价值第一”。这就是为什么海尔提出“人单合一”。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价值，两者合在一起。

在这个前提下，企业领导人应该改变他的地位。原来一些领导人自己有企业家精神，自己推进。但现在的企业家精神是你能够创造出多少个企业家，你能不能把每个员工都变成企业家。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

随着时代变化，能不能扣住这个“一”是很难的。庄子有言：“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即不管和外界事物怎么同化，“一”不能变，“一”是原则和基础。

传统经济、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不管怎么变，在各种变化当中你都要找到这个“一”，也就是“人的价值第一”。这对所有的企业家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陈明哲：“人单合一”对我触动很大，因为它是在重新找回人的价值，挖掘人的潜力。从传统儒家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易经》讲的“群龙无首”，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理念的一脉相传。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人单合一”是一个创举，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未发挥的潜力。

两、三百年来，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以效率和价值两个观念主导。2019年，美国200多位企业家一致倡议从股东的价值转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表明西方也在寻求观念上的突破。

回归到华夏智慧，真正无价的东西在于人，在于人品和人格。如果我们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路，价值，甚至于利益的“利”，都要重新来思考。中国人一向讲的是“计利当计天下利”，跟西方的“小利”是有区别的。“人单合一”把人的价值、使命，甚至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都表达出来了。

怎么样能做到“闻一而博达之？”若从文化双融的角度，我有两个方程式：一个是“1+1+1+1+…”然后无限下去等于1，另外一个是“1-1-1-1…”到最后还是等于1。把所有东西都拿掉以后，最后剩下的，其实就是人本，人真正的价值。

“人单合一”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明哲：请问张瑞敏先生，“人单合一”发展到现在，从执行层面来看，如果满分十分，您会打多少分？您觉得“人单合一”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您心目中的满分？

张瑞敏：“人单合一”如今在很多地方，包括美国GE、日本三洋，都有非常好的使用效果，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今后“人单合一”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满分。原因在于“人单合一”不只适用于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接受，不论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还是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因为它抓住了一点，不管是哪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人都需要体现自身的尊严，而尊严是通过价值来体现的。所以我们就创造了让个人体现自身价值、能够拥有尊严的一条路。

“人单合一”具有普适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是系统论，是太极图，对立互补；西方文化是原子论，对立就是对立，每个人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举个例子，GE用一年的时间才体会了“人单合一”，划分为一个个小的系统团队。我曾建议把GE研究所的600个人分开，专门负责冰箱的，专门负责洗衣机的，都划分开。最开始不被接受，他们认为600多人一分开，每个组织里面没有几个人，工作就无法开展，应该像流水线一样来研发。我说这样就错了。在系统论中，每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研发人员，而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不是靠他研发，而是靠他连接外部的研究所、外部的院校，这样范围一下子扩大好多。如果是10个人的研发小组，就是10个研发人员，但如果每个人都连接10个研究所，那数量就达到了100，马上就不一样。所以它是开放的、系统的概念。

现在学习和采用“人单合一”的企业越来越多，如果和自己本身的文化结合起来，会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陈明哲：陈春花老师长期关注中国企业的管理，您如何看待“人单合一”？

陈春花：自从“人单合一”这个概念提出，我就一直很关注，原因是：

第一，今天在大的组织系统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体现个体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基本都是在体现组织价值，没有办法呈现个体价值。

第二，越是推进客户端，越需要员工跟用户之间有直接对接的可能性。过去认为企业的核心在于创造顾客价值，但事实上围绕顾客展开的过程中，很难传导到个体员工。

在组织管理体系中，“人单合一”模式面向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怎么在组织当中体现个体价值；怎么让员工与顾客的价值直接对接。这是我关注它的主要原因。

在理论层面，德鲁克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但如何转换成实际的管理模式？如何在各种实践当中去运用和理解？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非常清晰明确地把员工和用户之间的价值直接对接，并呈现出来。

“人单合一”当中不仅仅有“人”和“单”的部分，还有“合”的部分。“合”就是一种实现价值创造的体现，即怎么能够把价值真正地变成“调适的、适应的、统一的”，也就是刚才张瑞敏先生讨论的系统观。

“人单合一”的理念和模式很被大家接受，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怎么运用它。在运用的层面，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陈明哲：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中国有哪一类企业已经在实行“人单合一”？

陈春花：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采用的是“人单合一”模式，虽然它们不用这个方法来讲，比如划小单元、快速反应系统、围绕客户构建组织单元，互联网企业在“人单合一”部分的操作是非常普遍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在大型的制造业和制造企业当中，“人单合一”的实施还在学习过程中，但也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好。我觉得大家做法不同，但基本上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陈明哲：在执行层面，“人单合一”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张瑞敏先生如何思考和应对这项挑战？

张瑞敏：如果聚焦到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挑战，就是企业领导人的两个字——放权。

每年有上万家企业来海尔学习，他们准备回去采用这个模式，问我该从哪里做起。我回答说，海尔做的是“放三权”，CEO手里的三个权：“决策权、用人权、薪酬权”都放。

放了三权之后，CEO做什么？CEO要做的就是管理这个体系并提供帮助。正如刚刚陈明哲教授所讲，《易经》中提到最高的境界是“群龙无首”，但所有的企业CEO都想自己成为“龙”，其他人听命于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个“龙”变成一个平台，每个人都成为“龙”。但很多企业都不愿意。

在海尔兼并GE之前，GE没有放权，实行的是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可以得到期权也就是“金手铐”的，12000多人中只有十几人，但去年有3000多人得到期权，今年会更多。每个人都得到超值奖励，其实就是他的价值。

用自然界来打个比方，正因为恐龙灭亡，所以才有万物生长。企业也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龙”。过去我们说的企业家精神，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但现在培养一个土壤，让每个人成为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陈明哲：我曾经跟GE家电的CEO凯文•诺兰有过交谈。当初海尔并购GE时，他是CTO，后来张瑞敏先生把他任命为CEO。他跟我讲，原来不想做CEO，我回答说正是因为你不想做CEO，你才会做CEO。现在他下面只负责18个人，其他完全分出去。

《老子》里面有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为”其实是无私，一定要有“公心”，要全部授权以后才能做到无不为。“垂拱而治”、“事少而功多”，这是老子的观念。其实不一定要亲自管那么多，但是创造的价值更高。

刚刚陈春花老师讲到一个很大的观念是“合”，就是合作的“合”或者整合的“合”，另外还有和顺的“和”，和平的“和”，其实就是“和合”。张瑞敏先生受了华夏智慧很深的影响，把华夏智慧跟西方新的管理理论结合，“人单合一”才有力量。

如何让人文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陈明哲：不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物联网转型与发展，在我看来，最核心的都是要思考科技与人文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们所有物联网的设计，甚至整个互联网的思维，都是考虑客制化，也称为定制化。但客制化终极的结果是让“习”越来越远，即“性相近、习相远”，各人的习惯越发不同，最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当人文跟不上科技，“客户至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人心变得浮躁，甚至受制于“物”。这个“物”是物联网的“物”。这是这个时代共同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科技越进步，人的满足感、成就感甚至于幸福感可能不上反下，我很担心这种情况。

科技发展太快，但是人文跟不上，人心浮躁。一个代表性的体现在美国，非常分裂。美国提出和中国“脱钩”，甚至一个世界两个系统。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对整个物联网甚至企业国际化是否会有影响？要怎样“未雨绸缪”？

陈春花：我跟陈明哲老师的担忧是一样的。走到今天，数字技术的速度与人文的步伐确实已经不匹配，数字技术对我们的生活，甚至包括我们对生命的理解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常说两句话：

第一句，我最担心的并不是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从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来讲，机器肯定不断地去接近人的思考模式、学习模式，甚至生存和逻辑模式。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也像机器一样思考，人就真的会被淘汰。

第二句，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用信息、数字和技术想办法绕过人。以前的技术、设备和机器是在帮助人，比如你没办法跑得太快，车帮你跑，手没那么长，有各种工具帮你。但这次不同，这些新技术和新工具真的想把人绕开，替代人。

AI跟人组合之后的组织形态变化有四种可能的模式：

第一种是互利共生，机器和人都得到好处；

第二种是偏利共生，可能有一方没有得到好处，但另一方得到好处；

第三种叫偏害共生，一方得到好处，但对另外一方是偏害的；

最后一种是吞噬替代，直接把一方吞噬和替代掉。

这是未来人机之间大概有的四种情形。

我实际上也特别担心，技术变化之后，人跟不上或者被吞噬替代，人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办法释放，这不应该成为技术和人之间推动进步的方向。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科技向善”？为什么强调不能仅仅考虑股东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相信大家都会意识到技术本身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的想法是：

第一，人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我对这一点一直很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真正去理解什么叫做“约束”。当你真正能理解约束这一概念的时候，你会知道技术的价值、技术的创造和价值本身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第三，我自己用的一个词叫“共生”，即跟社会、跟世界、甚至跟自然共生的逻辑，万物共生，万物共存，而不仅是万物互联。回归到传统的华夏智慧，我认为《道德经》更能够解释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下的世界状态，互联，互为主体，万物共生和共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认为还是要往积极的、乐观的方向去讨论这个话题。

我跟陈明哲老师为什么要共同研究海尔这个案例，讨论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问题？一是我们在海尔身上看到了全球化的雏形和方向；二是基于新全球化背景下三个最重要的东西：

其一，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的概念。不管怎么讨论美国和中国脱钩不脱钩的问题，技术本身已经全球化，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其二，进步的力量。人类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即不会停在某一个阶段，而是会共同进化，不会因为某个不想进化的个体而阻碍到进化的过程本身，整个进化过程本身会朝着一个方向走。

其三，动态竞争的逻辑。竞争本身具有动态性，是有生命力的，这样一种生命力会不断地往前推动，体现在我们看到的过程中。

在这个点上，我又开始对企业家抱有很高的期待。以前讨论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叫做“创造性破坏”，但在今天，我更赞同张瑞敏先生对企业家精神的描述。企业家不仅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而是“创造性地培育”，“培育新土壤”，产生更多的生存和变化的可能性以及新的机会和价值。

从这些意义去讨论，我可能对于中美之间或者整个未来的发展相对理性乐观一些。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怎么去做，这是每个企业自己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划、能力、资源、基础的一个综合选择。站在企业个体的角度，如果它的资源、条件、规模更适合在本土，那就聚焦在国内；如果它已经做好准备，又具备了能力去到全球市场，就去全球市场。企业更客观、更适时地去选择就好。

张瑞敏：陈春花老师刚才讲的一点很重要，到底谁是主体？在数字化时代，人是主体，而不是数字化是主体。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中写道，“我们不是数据巨头的用户，我们只是它的商品”。它们通过收集我们的数据来控制我们的购买行为。正如现在的电商一样，流量为王，人不是主体，每个用户只是流量的一份子。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与各个方面发生关系来产生自己的价值。否则，数字化也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又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人单合一”？“人单合一”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德鲁克曾说：“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是它最大的贡献”。那么既然消除了距离，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成为中心？我认为让每个人成为一个中心，每个人把自己价值发挥到最大化，这就可以保证数字时代更好地发展。前段时间有一些文章在批判电商，说电商消灭了实体店，我觉得不对。不要反对技术进步，重要的是在这个进步当中怎么样让人永远处在主导地位。

陈明哲：这还是回到人本。前段时间美国四大科技公司到参议院听政。现在物联网的发展，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赢者通吃，“winners take all”。刚刚两位也特别提到，不管是互利共生或者双融，甚至于直接讲“人”跟“物”，这个“物”是物联的“物”，怎么双融？怎么共生？这次的疫情其实对人类是一次很好的警醒。我一个朋友的12岁小孩问他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在生态上面有太多的破坏，最后细菌只好跑到我们身上？”共生也好，双融也好，系统也好，人类的文明甚至文化本身是一个大的生态。

陈春花老师提到“主体意识”，我有两个想法：第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更重要的是人要回到了解自己，人类是主体。第二，因为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也要有更大的谦卑向机器学习，这是我很强的感受。

最后我用华夏的“元”智慧来对应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帮助大家以古喻今或者古今双融。

一方面是互（物）联网的特征，从人性出发，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去中心化、无国界、移动性、虚实融合、万物互联等特征。

另一方面，华夏智慧与之对应，互联网是从“人性”出发，华夏智慧是从“元”智慧出发，这个“元”既是“原始”的“原”，也是“水源”的“源”，就是我们讲的“奉元”。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改一为元”，奉元复性。华夏元智慧与互（物）联网的特征对应如下：

互（物）联网的公共性对应华夏智慧的“天下为公”，去中心化对应“群龙无首”，无国界对应“唯天为大”，移动性对应“行胜于言”，虚实融合对应“文化双融”，万物互联对应“惟精惟一”。

因此，在互（物）联的时代，华夏智慧在管理上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价值。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