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专访余淼杰:促外贸外资量稳质升,贸易数字化是关键
3月5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其中提到: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基于此,对今年的外贸形势应如何研判?如何继续做好稳外资工作?加入高水平自贸协定,对我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又会起到什么作用?南都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对中国外贸外资形势进行解析。
余淼杰表示,今年的出口形势和去年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增长势头将会延续。中国全产业链配套体系,长期来看,外资企业离不开中国市场。下一步,服务贸易优化应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尤其是发展数字经济服务贸易。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我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及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
谈外贸形势
出口增长势头将延续,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出口影响有限
南都: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开放的内容,哪些让您印象深刻?您对今年的外贸形势怎么看?
余淼杰:“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这对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非常重要。现在全球仍然面临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全球化前景的不确定性,在两种不确定性交织的背景下,我们去年对外贸易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出口再创新高。
去年上半年许多人担心出口会比较困难,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个人判断,今年这一增长势头将会延续,出口形势可能会更好,进口也有所增加,顺差会与去年大致持平或略多一点。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判断,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的出口和去年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我们大陆已经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了,但海外尤其是欧美国家仍然面临比较严重的挑战。换言之,他们的消费仍然依赖中国产品,依然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所以我国今年的出口形势应该和去年下半年差不多。
南都:近期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对出口带来哪些影响?
余淼杰: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但因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一体化分工,如果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出口定价可能也会相应上升。所以企业的利润空间并不会因此而压缩。
至于出口产品定价相对上升,是否会被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由于中国出口体量巨大,欧美等国家在疫情中还没办法完全恢复,因此这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是有一定刚性的。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挑战,但并不会对出口态势有大的改变。
谈稳外资
中国有全产业链配套,企业不能单看劳工成本
南都:您认为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的关键是什么?
余淼杰:促进外商投资,目前主要着力点是负面清单的不断“瘦身”。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一些工业园区,都在探索怎样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一个亲商的环境。全国已经建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这些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确保外资企业来华后,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促进他们的对华投资。
当然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些挑战,比如中低端的制造业可能向海外分流,高端制造业面临回流风险。这意味着部分外资企业不见得会留在国内。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贸易成本;另一方面,也要让海外企业深切理解,中国有全产业链、有配套的经济体系。尽管短期内某些高端制造业可能回流到本国,但从长期来看,回流是不太现实的,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他们都离不开中国市场。
分产业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流到其他国家,是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所趋,因为他们劳工成本更加便宜。但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资本密集型产业应该还是会选择留在我们国内。劳工成本固然是一个考量,但更为重要的是中间品、原材料能不能很好地和产业链配套。中国全产业链配套特征,会导致中低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应该向中国的中西部内陆转移,而不是向海外分流。
南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下一步如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余淼杰: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依然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服务贸易存在不小的逆差;二是与货物贸易相比结构太小,去年服务贸易总额近8000亿美元,占货物贸易不到20%。
应对这三个挑战,我认为有三个关键词: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首先要努力扩大服务贸易总量。去年8000亿美元的总额其实是比较低的,当然有疫情因素的限制,比如国际旅游、运输等都受到了负面影响。疫情总会过去,当世界经济回到正轨的时候,还是要努力提升总量。
第二个关键词是调结构。目前我们的产业结构也不是特别合理,传统服务比重过高,运输、旅游业占比较大,金融、保险、留学、教育等高端服务业还相对较弱,应该再加以提升。
如何提升?就是第三个关键词,树特色。其实仔细观察,很多板块都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比如在旅游方面,我们一直存在比较大的逆差,就是中国人去海外旅游的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旅游资源,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旅游软环境还存在不足,如很多4A、5A景点语言翻译做的不够,海外老百姓来旅游就不是很方便。提高旅游设施的便利程度,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应对挑战过程中还要抓住一个关键,就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服务贸易。数字经济是各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中国经济可以弯道超车的一个方向。相对于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我们尽管跟美、德的距离在缩小,但仍排在后面,数字经济则基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有可能通过快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这也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
谈区域合作
对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海上丝路”利好大湾区
南都:签署RCEP、积极表态加入CPTPP这些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对我国探索制度型开放会起到什么作用?
余淼杰:去年我国和其他14个国家签署了RCEP,这对我们的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也指明了新方向。比如RCEP就要求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RCEP在本地区使用区域累积原则也是一大亮点。即来自RCEP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考虑在内,这将显著提高协定优惠税率的利用率。比如一些产品尽管是中国出口的,但因为附加值较低,所以原产地不能够被界定为中国。原产地价值区域累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该产品来自15国的附加值都可以累积计算,这样就更容易达到关税优惠标准,享受更好的关税待遇。
在服务贸易方面,RCEP采取了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日本、韩国等7个国家采用负面清单,中国和几个发展中国家采用正面清单。当然采用正面清单的8个国家,在6年之内必须转为负面清单模式,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投资方面,成员国都采取了负面清单模式,允许其他国家来投资。这三个方面都是对WTO下经贸规则的再提升。
CPTPP比RCEP标准更高。RCEP有灵活性和高标准相协调的机制,对15个成员国并不“一刀切”,可以渐进式推进。CPTPP要求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同时在环境、劳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几个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每小时工资与欧美相比不能太低等。下一步我们积极参与CPTPP,就是要争取早日达到这些高标准、高要求,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并且通过深度融入国际贸易合作来参与制定经贸规则和标准。
南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完成。同时,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欧也存在竞争。您怎么看待这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余淼杰:中欧两大经济体在不同领域相互开放投资,比如欧盟在能源、汽车等产业对我们开放,我们在旅游运输、制造业领域对欧盟开放。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全球经贸大致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即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东亚地区、以德国为核心节点的欧洲地区,以及以美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地区。“三足鼎立”并不是意味着“三足独立”,三者之间也有相互联系,中欧投资协定就是加强中国和欧盟经贸联系的重要举措。
中欧之间既有贸易的合作,也有贸易的竞争,怎么样处理好这个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一种全新的维度来理解。通常认为,之所以有国际贸易是因为各国存在成本优势,但其实只对了一半。经济学除了比较优势理论,还有一个规模经济理论。换言之就是两国可以生产类似但又有差异化的产品。比如中国可以出口汽车到德国去,德国也可以出口他们的奔驰到中国来,老百姓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购买差异化的产品。由于差异化产品的存在,两个贸易主体实际上合作大于竞争,扩大开放后就可以通过更大的市场来降低企业生存的固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递增。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今后中欧的合作大于竞争,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南都:您怎么看下一步“一带一路”的发展?
余淼杰: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中国和东盟等东亚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国,未来对中国经济也会越来越重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就不只是有贸易合作,还可以在投资、教育、健康等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东盟国家也非常需要中国市场。
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也是一大利好。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中最健康的板块之一,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发挥桥头堡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内区域协调其实与对外开放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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