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党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且提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支持生育的根本性政策转换。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3，这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水平。将生育数量扩展到三个孩子，表明了政府高度重视人口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且决心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影响人口均衡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提出一整套保护和支持家庭、生育、妇女和儿童的配套措施则是最值得称赞的，是本次决策最有意义之处。

根据经济学理论，人们生育子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一方面是为了老有所依，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然而，生育孩子面临很多成本，比如妇女在怀孕和生产期间遭受身体及精神的痛苦、风险；家庭养育孩子期间发生额外的生活、教育费用等。经济学认为，与这些直接费用相比，生养孩子的间接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这主要是妇女在生养孩子过程中需要放弃的工作收入。当生养孩子的收益降低，尤其是当社会养老保险普遍推行，使得养老越来越靠社会而不是依靠子女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降低。同时，当生养孩子的成本提高，尤其是当女性越来越多地接受教育，从家庭走向社会，与男性一样在职场打拼时，生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这两点是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下降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逐步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是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是大趋势和全世界并无二致。

虽然孩子带给父母的使用价值降低，但是人类喜爱子女是天性。经济学认为，子女是正常消费品，即收入上涨时，需求上涨，需求反应在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同时，在老年照料方面，来自子女的关爱是养老院无法完全替代的，即使在社会保障高度发达的国家，子女仍然是老年父母照料的主体。这就给各国政府提供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

如何鼓励生育，取决于我们对生育的成本，主要是间接成本的认知。首先是女性就业和收入的损失。很多研究发现，生孩子使母亲就业显著下降，而对父亲几乎没有影响。女性离开就业岗位之后，即使能够回到原单位，也由于技能的损失而无法与他人竞争，其收入损失持续一生。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这些政策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延长产假，尤其是带薪产假，一类是提供育儿支持，如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研究发现，适当长度的产假，对于提高母亲就业，缩短两性工资差距有益，但是过长的产假反而有害，尤其是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加不利。已有研究还发现，产假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政府在托育方面的支出对于鼓励生育的作用非常明显。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我们建议特别鼓励和支持民办托育机构，适当降低准入标准，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我国的教育体系也是造成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长期匮乏，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过早开展激烈竞争，一方面导致年轻父母焦虑感过高，增加亲子冲突，使得育儿带来的幸福感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家长和学校都过分焦虑，使得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过多的压力，剥夺了儿童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快乐，造成了不少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些孩子成年后，在自身心理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很难发展亲密关系，不婚、恐婚现象增多，忌惮养育子女的重任。这个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大大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优质大学和高中的数量和录取人数。为此，我国应该增加教育投资，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普及高中教育，降低公立小学、中学的班级规模，同时鼓励和支持各个阶段的民办教育，繁荣教育市场，满足多层次的教育需求。

生活成本过高也给家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主要反映在大城市房价相对于工资过高。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己独立的卧室，从国际经验看，房价低的国家住房卧室数量多，生育率也比较高。我国应该适当放开高房价城市的土地供应，以平抑房价，使得年轻人买得起住房，生得起孩子。

另外一个影响生育的因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当女性认为养育孩子的重任要一个人承担时，她自然会通过不生或者少生来表达她的抗议。为了提升生育率，有必要在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尤其是鼓励和提倡男性做家务。当妻子承担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时，男性如果可以更多地承担家务，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的家庭幸福。

我国家庭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采用，如建立一套廉价并且高质量的托育机构，增加住房供应以降低房价，大力提升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供给，以及在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围。而且，这些政策虽然以鼓励生育为目的，但是其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更大，因为家庭、生育、女性和儿童的利益跟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我国政府和民众足够重视，可以期望我国生育和养育负担得到实质性降低，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收获一个美好和谐、生机勃勃的社会。

赵耀辉，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赵耀辉老师长期专注劳动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