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理念与战略
题记:2021年7月10日,由北大国发院MBA中心主办的第37期北大国发院MBA讲坛暨北大国发院MBA项目宣讲会在北大中关新园成功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余淼杰教授的演讲整理。
今天为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新发展格局阶段“新”在什么地方?
2、如何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3、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双循环”?
一、新发展格局阶段“新”在何处?从微观到宏观,新发展阶段主要是指高质量发展,这充分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产品附加值提升;二是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三是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四是产业升级,行业呈现出鲜明聚集的特征;五是实现经济转型。
产品附加值提升
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约为50%,几乎占半壁江山。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这些年其比重也在逐步下降,从2007年的50%下降到2019年的30%。从时间维度上看,附加值比较低的加工贸易,其产品的比重也在下降。从横截面维度看,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力密集型产业,现在主要以机器电器设备、运输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因此,这可以反映出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产品质量提升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当然与衡量指标有关。一个相对粗糙的指标是用产品单价来衡量。中国在2000年入世,假设把这一年的标准设为单位1,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已提升至1.3,涨幅约30%。从下图不难看出,2012年之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在2003年的时候差不多是200,现在接近1000,翻了5倍左右。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
克鲁格曼曾说,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下图反映出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美国相对水平及增长率变化。2001年,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美国的三成,到2014年这一占比已升至一半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十几年时间里提升了近50%。
产业升级
中国产业已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产业集聚特征。参照联合国公布的全产业链标准,准确地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包含41个工业大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在海关拥有8位编码的中国出口产品约有8000种,如果采用与美国相同的细分标准,这一产品数量将高达14000种。
此外,中国每个工业城市都有自己亮丽的产业名片,比如深圳的电子产业、苏州的IT业,还有河北邢台、廊坊的家具业等。通过产业集聚,企业可以降低其固定成本,充分利用规模经济递增的优势。
经济转型
目前三大产业的布局,产业集聚是一个主要特征。很多企业,特别是年收入1千万以上的企业基本都位于工业园区内,这体现出产业集聚效应。
再来看看三大产业分布情况。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比8%左右,与其他国家水平相当。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占比不同,2020年占比约为53%。与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现在占比较低,但其规模比重较高,约为17%。这正是“中国是世界工厂”的有力体现。如果没有第二产业发展实体经济,整个经济也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如何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对应有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分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理念如何贯彻?
1、创新
创新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新指的是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这两个词含义不同。技术进步大多是工序的改进,科技创新则反映产品从0到1、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很显然,科技创新要难于工艺和工序的改进,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目前,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即研发投入强度占GDP比重要达到3%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也仅为2.6%,而在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研发强度已经高达4.1%。
研发包括研究和发展,这两者也不是一回事。发展侧重于应用,研究侧重于基础研究。接下来我国基础研究的比重也要努力升至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关于这一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设定了一个7%的具体目标,即基础研究占研发比率上升到7%以上。
到底哪一类产业、哪一类企业可能涌现出更多创新?一般而言,一个产业中居于末位水平的企业很难有所创新。创新需要砸钱,对于身处末位水平的企业而言,能否存活下去都成问题,哪有能力来组织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对于那些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而言,多少会有一些创新,多数前沿企业很难像华为一样独具慧眼,创新那么多、那么快。准确来讲,创新最多的是那些居于中游水平的企业。这些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广义的创新首先是社会规则的创新。比如做好自贸试验区的创新,这需要做好产、学、研、用的融合。目前各个地方都特别强调高校跟地方的融合。
2013年以来,我们已经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概括来讲主要做四件事:
1. 制定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总体原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2. 通过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比如通过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自贸区监管规则)、零关税等措施,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3. 资本项目放开,允许在自贸区里开设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些行业因受到一定限制而推行较慢,如果在19.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率先试点成功,就很容易复制推广。
4. 做好“放管服”工作,改善营商环境。
这些年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工作推进较快,按照目前的速度,在十四五规划完成时,基本可实现胡焕庸线以东全覆盖。如今在胡焕庸线以东的省份中,只有吉林、山西、江西和贵州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估计未来一两年之内这四个省会实现突破。
比自贸试验区更进一步的是自由贸易港。
2020年6月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开发布。《总体方案》基本分两步走,先是在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然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要全面开放。早期收获期主要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这些都是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主要是一些规制方面的创新,比如税率的创新,内地年收入96万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率可达45%,而在海南税率仅为15%,接近于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税率水平。此外,金融防诈骗和卫生风险管控等方面也将成为海南的发力重点。
当然,自由贸易港的概念不止是河港、海港,也可能是内陆的空港。像成都、郑州这样拥有双机场的城市,自由贸易空港建成后,运输的肯定是高精尖产品。还可以通过签证等更加灵活的措施推进服务贸易等。
2、绿色
绿色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定为2021年八大工作重点之一。
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核电、水电等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在2030年前后达到25%。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5%,距25%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接下来各地如何发展清洁能源,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因地制宜,比如有些地区可能发展风电,有些地区可发展太阳能,沿海地区可以发展核电。我们在绿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
3、协调
协调也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区域协调,二是城乡协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到底该走大国大城的道路还是大国小城的道路?这就是区域协调。我们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大国大城的道路,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融合。
首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者并非紧密相连,有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协同匹配好这两方面的工作而陷入落后。比如南非也有城镇化,很多南非人愿意去城市打工,但由于南非并未实现工业化,很多人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导致贫民窟的出现,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
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倘若一国实现了工业化而没有实现城镇化,可能其工业发展和企业发展都非常快,但是没有人来打工,导致工资成本很高,企业利润随之下降,最终难以维持。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匹配非常重要。
其次,工业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给工业化赋能,比如5G和AI。城镇化的基本目标是五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城市群中有两大板块非常突出,即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大板块城镇化和工业化匹配得比较好,因此发展较为健康。
在京津冀城市圈中,北京和天津发展不错,河北的北三县(廊坊临近北京的三个县)相对较弱。这种状态主要反映出公众对京津冀一体化的信任度尚有欠缺,假设京津冀一体化全面实现,北三县的房价应该会上升。同时,随着雄安新区的不断建设,北京与雄安之间经过地区的房价应该也会有所上涨。
成渝城市群目前可谓是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在唱“双城记”,后期发展空间很大。特别是以成都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城市圈正逐步形成。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也显得比较孤立,相信这两个一线城市群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一线城市群外还有四个二线城市群,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河南郑州和安徽亳州构成的中原城市群、哈尔滨与长春组成的哈长城市群,以及由泉州、福州、厦门三城组成的海峡西岸城市群。
在当前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二线城市群的发展速度不见得比一线慢。中国九大城市群都是散布在三纵两横的高铁线上,这也是城市群方面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4、共享
城乡间如何协调?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与共享紧密相关。
脱贫攻坚战有几个关键词: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下一步如何做好乡村振兴?我们的一个建议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来实现乡村振兴。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着劳工成本上涨,一些加工贸易产业可以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帮助中西部内陆省份的群众实现就业,实现乡村振兴。借此机会,广东沿海地区也可以引进新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5、开放
共享之后就是开放。开放方面今年的工作有以下几个发力点:
一是做好外贸稳量增质。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做好判断。与2020年相比,今年的出口形势如何?在我看来,今年的出口不会比2020年差。
2020年的出口总体表现不错,尽管受疫情影响上半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出口转内销,下半年出口额才渐渐提升。回顾2020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尽管出口和进口都在下降,但出口没有进口降得快。据此可以判断,下半年的出口会止损且变得更好。原因在于,2020年4月,中国的疫情已初步得到控制,国外疫情开始蔓延。外国民众宅家数月后,消费开始反弹,然而此时需求上来了,国外的生产却跟不上,所以只能进口。全球范围看来,当时只有中国经济复苏情况较好,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
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何2020年中国的出口形势较好,贸易顺差高达3.7万亿。在我看来,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继续攀升至4万亿人民币。
在此背景下,短期外贸稳量增质不是问题。不过,我们在做好商品贸易的同时,更要做好服务贸易,因为服务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局面。其次是引进外资,推进“一带一路”。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伊始,许多人并不理解这一战略的深刻内涵。在现在的国际背景下,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愈发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下,这一战略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中国企业不要把美国作为主要的出口市场,我们还有其他两条路,一条是向西的陆上“一带一路”,一条是向南的海上“一带一路”。
我认为,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远高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向东盟十国的出口投资几乎是西亚18国、南亚8国的好几倍,因此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目前,“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形势过于复杂,我们能做的只有买卖产品,企业很难到这些国家投资。比如阿富汗局势如此动荡,一方面我们无法跳过阿富汗进入中亚,另一方面中亚各国目前都算不上是特别理想的投资目标国,只能做一些一般性的进出口贸易。然而东盟十国不一样,特别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之后情况会更好。
三、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双循环”?上述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在十三五规划时提出的,现在要更好地贯彻这五大理念。
具体举措之一就是“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双循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2020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即“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早已告别了低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经济值得看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既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也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潜力的核心源泉。
2020年7月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和7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双循环”更加明确。“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不要外循环。尽管中国经济已占到全球经济的18%,仍有其他国家占82%,我们仍不能因为18%丢掉82%的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做的是双循环,并不是国内的单循环。
如何做好国内大循环?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进:
1、以“三公”竞争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目前,中国在产品市场上已经完成市场化的配置,这一点毋庸置疑。比如消费者去买一双鞋,他不会在意生产者是国企还是民企,只会在意这双鞋的质量好不好,价格是否便宜。这标志着产品市场上的市场配置已经完成。与此同时,要素市场上的市场配置正在进行。除了劳力、土地、资本这些基本要素以外,要素市场在去年迎来一位新成员,即数据。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2020年首次被写进中央的文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数据对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特别是保证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中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要对民营企业加强指导,创造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让民营企业更好地生存发展。当前,民营企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有力的补充部分,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五六七八九”现象,意思就是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了近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和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大企业中有90%都是民营经济。因此,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
2、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
2020年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有利于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六稳”是循序渐进而非平行分散的。稳预期是起点,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很多;稳就业是终极目标,就业不稳社会就不稳,就会出现问题。该如何“稳住就业”?需要通过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等方面的举措才能实现。国办提出的15项政策措施就集中在外贸、外资、投资、金融四个方面。
3、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
去年我国出口形势总体不错,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靠国内大市场,需要培育内需、拉动消费。
首先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纾困,先保住就业,才有可能拉动消费。道理很简单,要让消费者消费必须先使其有钱。其次,要拉动内需就必须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步提升。比如税前工资1万,税后5千,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不高,又如何能拉动内需?通过减税降费,政府买单,不断提升可支配收入比重,这就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此外,做好“内循环”还需要以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融合,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再详细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工作。2020年以来,央行报告曾多次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为保持货币供应链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央行可能会增加一些货币供给,但总体不会太多,所谓“合理规模的增长”就是规模不大的增长。
目前,美国在大量印钱,利率较低,这导致投资美国产品回报率也比较低,老百姓的投资意愿也相应下降,对美元的需求也相应走弱,美元汇率下跌。当然,我们无法排除诸多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从宏观来看,人民币一定升值。中美第二阶段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始,在短期之内人民币也不可能贬值,2022年底可能升到6.1左右。
财政政策关注三件事:钱从哪里来?有多少钱可以用?用到什么地方去?总体来看,202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有几个特点:预算内的收入稳定在20万亿左右,新增的8万亿主要来自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地方专项债3.75亿元、安排的赤字财政3.76亿元。
我认为今年的情况与2020年差不多,首先预算内收入都是20万亿。虽然今年不再安排1万亿的特别国债,但今年财政基数比去年高,赤字水平约为3.2%,与去年差不多。因此全部计算下来,今年和去年可用的钱差不多。
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2万亿全部转向地方县级基层。“县级基层”这几个字,特别值得关注。说白了就是中央给的钱,省级、市级不能留存,直接到县级。今年的文件强调2.8万亿直达县级,主要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具体来看,这些钱主要用在“两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两个方面。
新基建“新”在何处?传统基建是供给决定需求,新基建是需求决定供给。传统基建是“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到村门口,东西才能卖出去,供给创造需求。新基建是反过来,在人口密集度地区搞特高压、充电桩、5G和AI,这叫做需求决定供给。“一重”则是指重大的水利重大工程建设。
中国经济外循环
接下来看“外循环”,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全球化有没有因为特朗普推行单边主义受到冲击,从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我认为没有。全球化有两大核心特征:解决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比如iPhone由很多个部件构成,每个部件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最后在富士康中国进行装配,再售卖到全球,这就是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的生动写照。在我看来,尽管出现了一些回头浪,但全球化作为一个基本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改变的只是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第二个问题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改变了什么?在我看来,主要是令WTO多边经贸合作举步维艰。WTO的核心机构是争端解决委员会,主要由七名法官针对各种争端进行裁决。2019年底,七名法官中有四个空缺需要美国任命新的人选,然而美国希望WTO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否则就拒绝任命。按照以往惯例,该委员会每接到一个案件,都要由三名法官共同裁决。然而在剩下的三名法官中,也有两人因为任职期满需要离任。在这样的背景下,除非全体成员接受美国的改革方案,由美国尽快任命新的法官人选,否则WTO最核心的争端解决委员会名存实亡,只能继续解决旧争端,无法接办新案件。
正是因为WTO举步维艰,各国才把视线转向区域经贸合作。下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全球贸易拓扑图,不难看出其结构是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和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区“两翼并行”。
现在,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盟区依然以德国为核心,北美自贸区还是以美国为中心,但是它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减少,中国已经成为亚太的核心节点,三足鼎立的态势非常明显。
当然,三足鼎立不是三足独立,各区域之间有很强的经贸联系,这就是区域经贸协议。亚太区跟北美区之间的区域经贸协议就是现在正在谈的CPTPP,亚太区跟欧盟之间是《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美国跟欧盟之间是《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由此可见,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谈判。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十国投资是对西亚18国的4倍,这也是我主张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
发展区域贸易协议方面,中国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做好RCEP的工作,二是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三是CPTPP。目前RCEP已经签署完毕,中国跟韩国、日本间没有自贸协议,通过RCEP,中国相当于间接地同日本有了自贸协议。
RCEP完成之后,该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还是优先发展《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我认为该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该协议内容是中国向欧盟开放海运、医疗以及国企所在的产业,欧盟向中方开放可再生能源投资。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但今年上半年的欧洲议会出现了一些回头浪。在这个节点上对该协议的前景做预判,我认为下半年还有希望。因为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欧盟“打左灯向右转”才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靠近美国,经济上转向中国市场。因为欧盟确实需要中国市场,这一点美国没办法帮它。我的判断是,半年到一年之内《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有望重启。
接下来是CPTPP跟RCEP有何区别?总体来看,CPTPP比RCEP更难,因为CPTPP是“一刀切”,不论国家发展水平如何,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中国在环境、劳工和国有企业这几个方面差距较大。我认为拜登政府在抗疫结束,落实了新基建之后就会加入CPTPP,而且美国肯定会比中国先加入。一旦如此,中国到时若再想加入,门槛肯定会更高。因此,我建议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再去攻克CPTPP这个堡垒。
总之,在疫情的重袭下,中国已成为全球大国中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中国经济也已经逐步进入高质量的新发展阶段。未来我们要进一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双循环为推手,继续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及新发展格局。
整理:文展春|编辑:王贤青 白尧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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