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余淼杰:浦东不止要素开放,更强调制度开放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同为改革试点,浦东先行区与深圳示范区在定位上有何不同?《意见》发布后,对于浦东,会产生何种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认为,与此前深圳示范区聚焦于要素开放不同,浦东新区不仅强调要素的开放,更强调制度的开放,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试点、是新的高地。
在具体举措上,余淼杰认为,浦东会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我个人的理解,有了这个文件,浦东新区的人才引进,步子将迈得更大,很多具体的工作浦东新区都可独自完成。”他说。
在金融领域,他表示,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点启动以来,上海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的一项改革是推进资本项目的放开,以此来推动,包括离岸人民币在内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地区化。在此基础上,“未来浦东需要落实一个‘做市商制度’,加强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开放,有利于外资进来”,他强调。
以下为访谈原文:
澎湃新闻:《意见》发布后,浦东引领区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定位有什么不同,各自承担了什么角色?
余淼杰:这个《意见》对浦东乃至上海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换言之,建设浦东的社会主义开放引领区,与去年11月份出台的深圳先行示范区有“异曲同工”之处,深圳和浦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开放、发展最成熟的两个区域。如果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的高原,浦东引领区和深圳示范区,则是高原上的明珠或者是高原上的高峰,两者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跟阵地。
不同点在于,某种角度上,浦东新区比深圳示范区的开放程度更高。如果我们仔细解读两份文件,深圳示范区更聚焦于改革开放,而浦东新区强调6个领域:改革、开放、创新、资源、市场、城市。
具体来说,之前深圳示范区有些改革部分涉及到这六个领域,但还是更多地强调要素的开放,经过一年的改革试点,国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因此这次浦东引领区的内涵更为丰富,举措更为具体。
在此基础上,浦东新区不仅强调要素的开放,更强调制度的开放,即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要素的开放,另一边是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所以我个人认为,浦东引领区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或者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试点、新的高地。
澎湃新闻:《意见》出台之后,各界普遍关心,未来浦东新区是否会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政策?
余淼杰:经济增长的规律表明,在所有的市场要素中,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才的落地或者人才工作的推进,应该是浦东贯彻引领性文件的一个重要举措。
浦东引领区要率先做到人才的市场化配置,让高端人才通道更加顺畅。我个人的理解,有了这个文件,浦东新区的人才引进,步子将迈得更大,很多具体的工作浦东新区都可独自完成。
比如,可以让归国、来华优秀人员更加便利地留下来,提供相应的待遇和发展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打破省份之间的壁垒,让外地人在上海落户更方便。
把人才“引进来”后,还要让他们“留下来”。政府要能够搭建好适合人才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不同的市场主体都发挥具体作用。比如,未来是否可以在浦东新区内建立与国际相互认证的机制,海外人才在国外所取得的成果,通过相互认证,使这些人才能够很顺畅地被我们国内的企业,国内单位认可和接受。
澎湃新闻:一个区域的发展离不开自身产业的聚集,特斯拉在浦东落地不到一年时间内可以实现量产,为什么浦东可以做到?
余淼杰:一个产业如果要在一个地方落地,并快速发展,它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特斯拉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天时是指中国政府现在积极地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所以他得天时。地利,是指特斯拉必须借助浦东或者上海的区域优势,因为上海能够吸引全国的人才,也因为上海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各项基础特别好。然后人和,各种各样的人才汇集在上海。具体来说,上海或者说江浙地区具备较为丰富的各类人才,有蓝领工人和有技术本领的白领工人的大量融合,为特斯拉的发展提供了人和优势。另外,浦东也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
产业、人才、政策相结合,也给特斯拉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基础,因此特斯拉能够实现一年之内量产。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特斯拉在一年之内能够取得这么快的发展。
澎湃新闻:《意见》中提到,“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未来浦东成为离岸金融中心,还需具备什么制度条件?或者说,浦东未来是否会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主要市场?
余淼杰:浦东建设的引领性文件里特别强调金融发展。与深圳示范区相比,两个文件都强调自主创新,因为深圳也是全国创新之都,所以都强调创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浦东不只强调创新,还强调金融发展。我认为,金融是浦东乃至上海有别于全国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未来上海的金融如何发展?我们看到,从2013年开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点启动以来,上海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的一项改革是推进资本项目的放开,以此来推动包括离岸人民币在内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地区化。
未来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人民币,包括离岸人民币的设立,换言之,即构造一个市场,使境外的人民币有渠道、能够投资国内的人民币市场,相当于境外人民币进入国内人民币市场来资助我国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是建立一个金融方面的制度型高地。比如说在保险上,落实“做市商制度”,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开放有利于外资进来。
直截了当地说,相当于“一进一出”,“出”意味着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包括人民币的地区化和国际化;“进”是要帮助境外的人民币来国内投资,同时做好“做市商制度”,使更多国外资金,落地上海和浦东,为浦东乃至上海的经济提供融资,促进上海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澎湃新闻:浦东引领区设立之后,会对整个长三角地区带来什么变化?
余淼杰:浦东引领区强调四大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制药、民用航空、IT产业。这些产业是上海乃至江浙地区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也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区,比如苏州、南通的产业非常发达。在此基础上,一旦这些地区具备了更好的政策后,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有望进一步推进。
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范围内,上海既发挥着一个市场的作用,因为上海具备一个开放海港的地理优势,而且又是中国研发的前沿,因为有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名校,以及人文底蕴深厚的复旦大学作支撑。我们还可以看到长三角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安徽合肥为代表的这些城市,有很多产业也可以反过来支撑长三角特别是上海经济的发展。
换言之,“前店后厂”的模式在长三角也可以实施。“店”就是上海,“厂”就是长三角其他三省那些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澎湃新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全体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偏低,这种结构不均衡的源头是什么?双循环背景下,又如何改变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发展的趋势?
余淼杰: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一个主要的抓手是双循环。提出双循环战略的背景,是源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东部与东中部,东部与西部的发展不均衡,南北的发展也不均衡,城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与我们国情紧密相关。如果从一个长远的历史维度上看,中国是从解放前的一穷二白、工业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渐发展为工业国,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在这个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何破解?双循环是非常正确的策略。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国内的大循环来看,关键要素是提升我们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提升居民消费,首先要保障居民就业。在稳就业前提下,需要稳市场主体,使企业能够在疫情之下存活下去。现在我们面临百年一遇的疫情,必须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企业纾困,为企业提供更多元的融资渠道,企业才能正常运转,工人才有就业保障。有三点具体举措: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帮助保市场主体,稳住就业,进而保证居民的长久消费,能够慢慢地拉动起来。
二是,从居民的角度,就业稳固后,如何增加个人可支配的税后收入。换言之,只有个人税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才能拉动更多内需。如何做到这点,前提是政府要减税降费,降低企业以及居民的生活成本。
三是减税降费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买单,所以国家的宏观政策要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定货币政策相配合,共同发力来促动内需、提升消费。
澎湃新闻: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在2006年前后达到32%,此后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18%左右,据此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出口的下降,出口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减弱;也有观点认为,即便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出口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带动了大量就业,如何看待上述两种观点?
余淼杰:要辩证来看这个问题。2007年,中国的出口比例最高达到32%左右 ,然后下降到目前18%左右,主要原因是中国GDP总量在上升,蛋糕做大之后,出口占比下降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我的判断是:之后中国的出口总量仍会继续增长,但比例会下降到一个平衡点,大概是进口加出口在1/4左右,目前出口的比重还有很大下降空间。
换言之,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贸出口国地位不会受到挑战,且外贸总量也会逐步上升。同时,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出口作用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比重不断在上升。类似机械器件、机械设备、还有电子器械的出口占比最多。因此,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已经取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出口。
澎湃新闻:数据显示,疫情以来中国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出口保持强势,是因为中国具备丰富且较为便宜的人力资本;也有论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如何看待这两个观点?
余淼杰:我们看到中国的外贸,从去年至今都保持了很好的增长态势,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回答,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到底是什么?
假设在10年前或者2008年之前,第一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劳工成本比较便宜,因此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高位;但从2008年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便宜。
举个例子,比较中国的劳工成本关键要区分比较对象。如果我们的劳动成本和美国比,中国当然比较便宜,但是现在中国与美国互相出口的产品不一样,所以跟我们在争美国或者发达国家市场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新兴工业国家,所以劳动成本比较必须跟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对比,这主要是指东南亚国家。
我的核心观点是:与新兴工业国家比,中国的劳工成本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早在2014年中国的劳动成本已经是孟加拉的4倍以上,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又没有他们的4倍。换言之,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如说衣服、鞋帽等并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劳工成本比较便宜,再也不是中国出口的主要比较优势。
中国出口的主要比较优势是什么?五中全会的文件写得很清楚,包括2020年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都清晰地表明,中国的竞争力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指的是我们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也是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原因。一旦市场扩大,企业卖的商品越多,企业可以降低自身的固定成本,因为开工的固定成本是固定的,但企业卖得越多,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企业的利润就越高,通过这种规模经济来实现利润的提升,进而来实现产品的竞争力,这才是中国出口的核心竞争优势。
澎湃新闻:随着欧美疫苗接种率上升,中国的出口是否会受实质性的影响?
余淼杰:中国今年下半年的出口,还会持续一个比较好的上升态势,贸易顺差下半年大概能够达到2万亿人民币,上半年是1.6万亿,所以全年总数合在一起达到3.6万亿左右,保持与去年差不多的水平。
一个原因是,即便欧美经济复苏,其从复苏到能够真正复工复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中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非常明确,这是第一点。
另一个原因是,下半年的出口会受到上半年订单的影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订单是上半年已经签订的,这也使中国下半年的出口保持稳定。
澎湃新闻:2020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0.5万亿元,超过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对中国而言,是否意味着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中美关系?
余淼杰:数据显示,中欧的贸易超过了中美贸易,这是第一点;同时,更加有意思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也超过了中欧的贸易,换言之,此时此刻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不是美国,也不是欧盟,而是东盟。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随着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中欧关系,尤其是中欧的经贸关系会逐渐取代中美经贸关系。
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中欧的总体投资和贸易,体量会逐步比中美的要多,特别是我们现在推进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尽管前半年出现了一些波动,在欧洲议会上有一些阻力,但是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阻力逐步会消除,理由是因为欧盟它迫切需要一个中国的市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两方共赢的一个事情。某种角度上来讲,欧盟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市场。
我个人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在不日之内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要讲具体时间,半年到一年之内有望推进,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更加重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东盟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海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与东盟10国的关系。目前,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是中国对西亚18国投资的好几倍,更不要说其他国家。
有鉴于此,我们下一步要优先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因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国家,东盟十国的经贸合作是有基础的,双方的经贸合作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然后,2020年年底落地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议是中国跟东盟十国,乃至其他14个国家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一体,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合作会更加健康、稳定、快速地发展。
来源:澎湃新闻 |采访:樊盛涛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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