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象需要理论创新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我是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社会科学博士（1987年6月回国），当然也是经济学人中的第一位。去芝加哥之前是抱着去西天取经的虔诚心态，1980年代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鼎盛时期，刚回来时，总觉得自己学习了最先进的理论，回来以后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现象对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达到18.5%，前一次通货膨胀是1985年的8.8%，其他年份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

发生高通胀该怎么治理？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就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为什么要提高利率？因为可以使投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储蓄意愿提高，消费需求减少，进而带动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随之下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管哪个学派都是这么说，也都会建议这么做。但面对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治理整顿的办法。利率不动，直接砍投资、砍项目，一时间造成很多所谓的半拉子工程。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新大都饭店，有座新楼原本要盖17层，盖到第14层时就停止了，成为烂尾楼，这是不是很浪费？当时我认为提高利率多好，不好的项目自己就会因为支付不起利息成本而主动关掉，好的项目由于回报高，有条件选择继续建设。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处理方式明显是一刀切。因此，我当时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支撑，批评中国政府，连提高利率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都不知道采用。但我后来一想，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怎么能从1978年到1987年维持9年平均每年9.9%的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少见，而且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换个角度想问题，就能回到基本点上：中国政府一定也是理性的。从那时起，我悟出了“有而不有谓之真有”，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人是理性的，中国政府的选择和主流理论的选择不同，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和主流理论所描述的决策者面临的条件不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比现在多很多。这些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很大，雇用很多人，这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有关。1980年代的中国还一穷二白，一直到2002年才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虽然到1988年已经持续10年高增长，但人均GDP仍然连非洲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资本十分短缺。这种情况下如果提高利率，难免造成资本密集的大型国企大面积亏损。一旦大面积亏损，政府怎么办？任其倒闭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是国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如果倒闭，社会会不稳定；二是很多国企和国防安全有关，也不能倒闭。不倒闭就只有大量补贴，但这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要多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这又会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如此分析，中国当时在有大量不能让其倒闭的大型国企的限制条件下，没有按照主流理论选择提高利率治理通胀，而是选择砍投资砍项目压低需求治理通胀，是一个在给定条件下理性政府的最优选择。

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现象，遇到问题总是从中国的状况以及面临的真实限制条件自己进行分析。一路过来，我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走向看走眼，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在世界的经济中心，新的现象是新理论的来源，要了解这些新现象，身处其境是先决条件。正因如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而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会不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还有其他优势，不只是语言问题，还包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等。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必须要把“本体”与“常无”掌握好，而不能以任何现有的理论作为判断问题的依据，“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想其背后的理论，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

我现在经常面临的情况是，和我争论的人总是用现有的理论来批评我，理论批评应该怎么进行？一个理论是不能用另外一个理论批判的，只能用一个理论是否内部逻辑严谨自恰，以及理论的推论能不能和所知的事实一致，达到外洽。

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一分析三归纳

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呢？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个称之为“一分析三归纳”的办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到达的目标是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能最好地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前面所讲的对中国政府在1988年面对高通货膨胀时，采用治理整顿，而非提高利率的办法是理性的表现，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认识。

理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理论是越简单越好，在模型中只能保留少数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到底要保留哪几个? 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抓住影响这个现象的最关键变量？我常用的是归纳法：

第一个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产生？从小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认为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一开始我也接受这种说法，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都实行计划经济。但1988年我开悟了，那年我应邀到印度参会，他们为纪念被刺杀的英迪拉·甘地在孟买成立了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邀请很多印度的和外国的经济学家参加开幕式的研讨会。当时参会的很多印度学者后来成为政府总理或部长，比如印度上一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会议结束后，印度方安排我到几个地方去考察，包括加尔各答和新德里，还跟印度的国家计委座谈。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印度明明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座谈开始后，计委委员跟我讨论怎么配置钢铁、化肥这类事情，让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国内参加国家计委的会议。中印两国社会性质大不一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都有国家计委这种机构？并且连讨论的问题都一样？后来我突然明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建立，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规模很大，国家无法靠财政补贴来实现，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才能把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建立起来。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如果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印度就不应该有计划经济。当找到这两个国家共同的因素以后，才发现社会性质对计划经济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中印都要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我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当代横向归纳法，所以，看到中国的问题时，不要马上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要看看其他不同的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现有的理论会认为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改革，保留许多政府的干预扭曲，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同样出现了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经常更为严重，那么，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双轨渐进改革所导致的，如果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没有消除，即使把现在政府对各种价格的干预扭曲取消掉，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见得能消除。所以，做经济学研究需要关心国内的问题，眼光则必须超越自己的国家。

第二个我称之为历史纵向归纳法。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最早出现于苏联，它是一开始就采取计划经济吗？其实列宁时代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始于1929年斯大林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计划经济，苏联应该从1918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开始推行计划经济，但当时并没有，直到11年以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才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应该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是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以发现跟重工业有关。斯大林是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发展目标是重工业，而当时前苏联的经济条件一穷二白，资本非常短缺，无法靠市场自发把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建立起来，所以就采取计划经济，由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把资金等要素价格扭曲来补贴重工业。同样的情形，1953年开始在我国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一般也说是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解放区和建国后一直到1952年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为贫下中农，直到1953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后，才开始又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重新集中起来，那么，合作化的原因应该来自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进行纵向的比较。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它现象的因，如此循环反复。提出一个理论要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中间因来构建理论，则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的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70年代时，麦金龙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内向发展、政府干预、腐败等等现象会并发，应该从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去归纳总结其后更根本的原因。

解释一个现象时，知识分子往往会采用十全大补汤的办法。比如波特(Michael Porter)在讲竞争优势时说了好几个条件，其钻石理论（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提到，一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由四个因素决定：第一是发展的产业要利用这个经济体丰富的要素，如果资本很丰富就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丰富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第二是发展的产业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第三是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形成产业集群，有很多企业同时在做这个产业；第四是这个产业在国内必须是竞争的。其实真正研究问题还需要再想想这些因素之间是不是都等价。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第一个因素是充分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这就是一般所讲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国内会不会有竞争力？仔细想应该不会，因为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会有自生能力，就需要保护性补贴，否则活不下去。国家不太可能同时大量补贴给很多企业，资金毕竟有限。真要补贴，只能给一两家企业，那就不会产生竞争，也难以形成产业集群。细细思考以后，波特的四个因素讲得头头是道，但其实第三、第四个要素都内生于第一个。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不用保护性补贴，要素生产成本较低，很多企业自然会进入市场并进行竞争；反过来如果发展的产业违反第一个原则，即比较优势，则第三、第四都不成立。这样一来，四个要素完全可以归纳成两个要素。剩下的两个因素里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是符合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一个产业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也可以有优势，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还大。这样的分析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从无数个同时存在的因中找到最根本的因。

再举一个例子。世界范围内发展好的经济体都很少，二战后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了每年7%或更高速度的增长，维持了25年或更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3%-3.5%，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大幅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有个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由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任主席，集合了20多位委员，他们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又曾在所在国家担任过政府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总理等职务，行政经验丰富。这个委员会就去研究这13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性，后来发现5点：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稳定；第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是市场经济，或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第五是政府积极有为。

这项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每个国家都想取得成功，都想借鉴相关的经验。那时罗伯特·索洛已经年纪较大（生于1924年），一般不再出去演讲，而迈克尔·斯彭斯年轻不少（生于1943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请他去，奉为座上宾，希望能找到推动自己国家进步的药方。斯彭斯对他们说：这5个特征是ingredients（药材），并不是Prescription（药方）。两者有什么差异呢？治病当然必须要有药材，但如果没有药方，药材可以是补药，也可以是毒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该怎么做？

其实这5个特征反映出了一个药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为什么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市场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企业家听不懂。企业家不管比较优势，他们只以利润为目标。怎么能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能按照该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呢？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充分反映该国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选择进入能够使用相对丰富而且价格相对低的要素来生产的产业和技术。这也正是波特所讲的第一个因素，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

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会有，即市场经济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还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先行者愿意尝试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这种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需要对此承担所有的成本，告知其他企业不要进来，成功了后来者会涌进，先行企业会和后来的企业赚取同样的平均利润，先行企业不管成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等，聪明的企业家会愿意作为后来者而非先行者，没有先行者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因此，政府必须对先行企业所创造的外部性给予补偿。同时，先行者是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才能，还要看新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能力、金融支持是否存在，电力供应、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这些条件也不是企业家自己所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协调许多企业或政府自己来提供。而且不同的新产业，需求也不完全一样，而政府的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并针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来优化其有限资源的使用，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产业政策。

这也是我跟张维迎教授之间存在的争论。张维迎教授非常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为这非常重要，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企业家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完善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企业家要不断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离不开两个部分，R和D。D是development，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利润，企业家对此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D要建立在R（research）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的投入往往较大，风险也很大，即便成功了可能也只是发表一篇论文，成为公共知识，企业家对此就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如果不进行基础科研，企业家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所以，即便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国家来提供企业家解决不了的基础科研，企业家也很难发挥其企业家的才能。企业家就像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但如果没有海平面下面的那一大块冰，冰山也显露不出来。

这样一分析，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分析的第四、第五个特性其实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必然是开放经济，因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多生产，并出口到国外，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应地不生产或不生产那么多，就需要进口。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本来应该进口，现在自己生产，进口就少了，在给定资源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源被挤占，发展少了，或发展不起来，出口也必然减少，这样经济就会变得封闭。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产业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就少。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就要依靠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也许一开始时能带来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这类企业建立起来后没有竞争力，效率低下，发展将陷于停滞，国家自己的资源有限，又想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就要去国外借债来投资，这也许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经济没有竞争力，等到无法偿还国外债务时，经济危机就会暴发，就容易滋生各种宏观危机。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宏观经济会相对稳定，反之，宏观经济会不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会高，剩余多，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高；反之，回报率低、剩余少，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低。所以，增长委员会所发现的表现好的经济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个特征，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这五个特性感觉讲得很全面，但作为研究者，必须要去了解背后有没有更根本的原因。当你看到一个现象由很多因素同时决定时，要再深挖一层，看有无更根本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决定这个现象的真正决定因素。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分析三归纳”，在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原因以构建理论时，分析和归纳经常是交互使用的。有时是从一个现象的本质出发，分析其决定因素，有时是先做归纳，再根据归纳出来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理论需要现实的检验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而且，也是瞎子摸象的结果，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孰是孰非仅能由实践来检验。比如，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往往比较差，从产权理论来说，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厂长是代理人而非企业所有者，会有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理论对，解决之道显然是赶紧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会发现大部分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除了产权归属国家，还有什么其他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它们所处的行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当初建这些企业时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国家的保护性补贴就很难存活。企业亏损不能全怪罪厂长经理，是国家要这个企业进入这样的行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性补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的，他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软预算约束，是因为跟国家之间好比父子关系，儿子做生意亏了钱，老子总要给予弥补。一旦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就会觉得反正经营不好也没关系，亏损了国家会补贴。接受了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私有化来断绝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另一种解释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性负担，国企所在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违反了本国比较优势，有些企业所处行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新结构经济学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解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责任，新结构经济学称之为“社会性政策负担”。不管是战略性政策负担还是社会性政策负担，都是政府强加于企业的，统一称为“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国家必须为此负责，即使私有化以后也需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但是政府并不参与实际经营，不知道企业的亏损里究竟因为政策性负担导致或是经营不善造成的，所以具体负责经营的厂长经理就有了借口，很容易将源于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亏损，甚至贪污带来的亏空，也都归为政策性亏损，都要求国家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只能继续给予保护性补贴，以维持运营。

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可以把同一种现象解释清楚，但要想知道哪一种对，只能通过实证。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把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予的保护补贴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在增加。有一些国企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通常这类国企规模较小，所在的是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并且和国防安全及社会就业无关，这种情况下私有化是有效的，厂长经理私有化以后，变成自己的产业，失败了国家不会给予保护补贴，在经营管理上会尽心尽责，取得较好效果的概率更大。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普遍还没有私有化，很多企业经营效益不高，很多人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政府做得不对，没有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可是要真正理解这些国企背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面临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型的资本极端密集的企业。大型企业不论私有还是国有，经营者普遍都不是所有者。产权理论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中小型企业，因为经营者往往就是所有者。大型企业所有者一般都需要雇佣职业经理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不一致，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理论上上的所谓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企业到底盈亏多少，所有者并不十分清楚，只有经营者才真正清楚，经营者很容易利用实际经营权去侵吞所有者的利益。这是在任何大型企业里都有可能发生，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

193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一个命题：现代公司制的大企业竞争不过原有的家族企业。当越来越多的大企业上市以后，怎么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最后找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把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所在行业的平均状况做比较。如果职业经理人团队取得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就代表两种可能性：要么能力低，要么侵吞了企业利益。不管哪种可能性，这位厂长经理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跟行业平均状况差不多，说明经营者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还可以；如果比行业平均状况更好，代表经营者很有能力和道德水准可以，应该得到奖励，这样才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起来。所以，要真正解决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并不是靠产权，而是靠市场竞争。如果处在没有竞争的产业，比如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产业，没有市场化竞争企业作为参考，在发达国家也一样经营不好。只要是垄断行业，不管国有还是私营，通常都经营不好，都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在竞争性行业，如果某家企业在竞争的同时还有政策性负担，就很难说清楚经营亏损的责任该由谁负责。因此，解决市场化竞争行业里的大型国企亏损问题并不是私有化，而是消除政策性负担。

当我们把这些状况都搞清楚，在面临国有企业改革时，就会提出和主流产权理论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这样能更好地改造世界。

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比如俄罗斯在盖达尔担任代总理时（1992年6月-12月）推行了休克疗法，后来我跟他有过多次交流。他原来是莫斯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很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他推行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搞垮了。是他真心想把俄罗斯搞垮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当时接受西方的“休克疗法”理论，误以为这样能解决俄罗斯众多国企经营不善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必须要关注现实世界的真实现象，不要被现有理论束缚，要坚持从理性人的角度独立地观察世界，分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自己构建理论去做更合理的解释，但也不能说自己提出的解释就是绝对正确的，到底自己和别人一样都是在瞎子摸象，正确与否，仅能看谁的解释能够不被更多的已知事实所证伪。自己对一个现象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以后，也要对这个解释做几个推论，只能所有的推论都不被已知的事实所证伪时，才能暂时接受这个理论。

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比如从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国内通常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三年间气候不好，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导致饥荒，有3000多万人死亡；此外，有人认为管理上也存在问题，当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公社干部都不是农民，采取了很多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效果很差的措施；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公社推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收获和劳动力投入多少无关。再加上公社规模太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些原因貌似都可以解释农业减产，导致饥荒。但这些因素在1962年以后都没有了，按照这种解释，之后的生产力水平理应很快得到恢复过来才对，但实际的生产率却一直到1979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逐渐恢复,直到1984年才达到1952年的水平，所以这些理论解释一时似乎还说得通，用来解释这一连串的现象就不行，就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到目前，我提出的退出权假说可能是唯一一个不被已知的诸多事实所证伪的解释。

中国是新理论的金矿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当下的中国既是大好机会，也是巨大挑战。大家按照现有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可以解释许多存在的问题，按此去写文章也相对容易被国外的主流杂志接受，但可能会错过大时代所赋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除了练好基本功之外，诸位还要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关怀，以及“民胞物与”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我希望你们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首届本科生，作为北大之子，要有远大的抱负，不辜负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理论创新推动经济学科和社会进步，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本文选摘自由林毅夫等著《经济学第一课》（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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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 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上）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