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1月13日晚，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2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本期报告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北大国发院智库、传播中心协办，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一起探讨中国经济新征程与宏观经济新形势。本文根据卢锋教授的演讲整理。

借此机会回顾梳理一下近三年疫情期我国经济增长特点及成因。首先结合数据看看疫情期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几方面特征性表现，然后从疫情及防控政策、宏观与监管政策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因素，并分三个阶段讨论特点成因，最后结合当下形势简略谈一下政策调整必要性。初步看法是，在疫情期困难环境下我国经济仍表现出增长活力与韧性，同时总量增长与总供求两侧不平衡因素积累发酵难以持续，需依据问题导向原则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调整政策加以应对。

疫情期宏观增长整体特点

新冠疫情流行已持续近三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增长态势，一些新兴产业和对外贸易增长强劲，制造业和基建投资较快增长，显示我国经济的较强韧性与内在活力。具体定量观察在宏观层面表现出增长率趋势回落与波动程度增加的特点：近三年经济平均增速不到5%较疫情前三年平均增速显著回落，用标准差衡量的疫情期季度GDP增速波动程度比疫情前增加多倍，2022年经济增速超预期放缓与波动较大。

从国际比较看，疫情前三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6.62%，疫情期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疫情前的0.72，利用IMF相关数据可知全球疫情期增速与疫情前比较约为0.62，说明我国相关明显表现好于全球平均水平。具体看，这个优势结果主要得益于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收缩幅度较小：当年我国2.3%实际增速虽然是改革时期最低值，相较于全球-3.1%平均增速高出了5个多百分点。这个大比例差距为疫情期我国经济增长较好表现确立了基础。

不过近两年上述比较情形发生转变。如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8.1%，比全球增速6.1%高出33%，不过这个超出比例远低于疫情前三年我国经济增速比全球高出94%幅度。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增长3.0%，按照IMF预测我国全年增长3.2%，首次与全球预测平均增速持平，按照世界银行今年6月预测可能会首次低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可见过去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相对全球水平愈加走弱。

从相对潜在经济增速角度看，GDP增速负缺口角度提示相当规模的经济和福利损失。经济学的经济增速缺口指实际经济增速减去潜在增速之差，负值表示经济不景气，反之亦然。潜在增速大体是指充分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现有要素条件所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但是采用不同方法估计当下或未来潜在增速则可能发生相当差异分歧。就目前我国潜在增速而言，从国内学界近年十余项相关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测结果看，低位估计认为在5.5%左右，高位估测观点认为仍有7%甚至8%，估计结果较多分布在6%上下。

一个简单估测思路：考虑我国经济本世纪第二个10年进入潜在增速回落“换挡期”，在期初10%左右潜在增速基础上假设其后每十年分别以25%、30%或35%幅度回落，目前应约为6.0%、6.5%和7%。采用上述较低6%潜在增速考虑疫情期增速缺口：2021年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有正缺口，2020和今年则有负缺口，采用IMF秋季对我今年增速预测，估计三年累计负缺口占GDP比例可能在4个百分点上下，结合同期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对应四万多亿元损失。即便采用5.5%上下更低位潜在增速估计，经济损失估计也在2.5万亿元上下。

疫情期增长结构特点

给定上述总量增长态势，疫情期增长结构表现出若干组合特征。

一是从总供求关系看表现出供给侧较强与需求端较弱的特点。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首先“供强需弱”特点在代表供给侧的工业生产与需求侧的消费增长比较中明显体现出来。以2019年12月为100，截至今年9月疫情期工业生产增加值上升到125.2，消费零售增长到108.6，代表供给扩张的工业生产增长幅度相当于零售消费约3倍。另外“供强需弱”特点在近年一般物价变动和投资增长结构上也有表现。

二是在供给方面第二产业增长较快而第三产业增长乏力的“二强三弱”特点。与经济学配第-克拉克定理阐述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疫情前多年我国第三产业较快增长推动三产占比持续提升，如我国2010年三产占比值为44%低于同年二产占比，此后十年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54.3%，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疫情期消费增长受阻导致上述结构转型暂停：2022年上半年该指标值为54.2%，与2019年比较甚至略有回落；同期二产占比从2020年37.8%上升到2022年上半年40.2%。由于青年就业集中在服务业，上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动，成为近年青年就业困难的重要推手之一。

三是在总需求内部呈现外需扩张较快与内需增长乏力的“外强内弱”特征。近三年疫情期（截止2022年10月）我国货物进口大约增长三成，出口增长约五成。2022年10月货物贸易顺差已达7000多亿美元，而2019年全年为4200亿美元，今年顺差可能比2019年接近翻番。疫情期我国总需求增长中外需贡献率在在25%-30%上下。就内需而言，投资增长受到房地产投资萎缩的拖累，消费增长受到疫情冲击的制约，相对外需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新冠疫情及病毒变异株大流行无疑是形成上述增长特征的最重要背景条件，然而类似疫情环境下各国经济表现与遭遇困难存在很多差异，显示各国疫情期经济形势特点与国别特征特别是应对政策选择有关。理解我国疫情期经济走势特点，需把新冠疫情与病毒变异及其流行冲击的客观环境因素，与疫情防控政策与宏观调控及行业监管等方面政策选择因素结合起来观察讨论。另外在近三年疫情期不同阶段，上述因素组合内容变化和影响也不相同，需结合具体情况分阶段讨论其特征成因。

2020年疫情防控与宏调成效彰显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得益于全民动员强势抗疫较快全面控制疫情，4月感染病例清零后疫情处于较为稳定状态。宏观政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实施大规模救助措施，对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随着疫情形势稳定和经济较快复苏，部分宏观刺激工具在年中前后不同程度逐步退出。经济运行上半年深度收缩后下半年强劲反弹，2020年1季度GDP增速跌落到-6.9%，但是二、三季度止跌回升到3.1%和4.9%，4季度达到6.4%显示当期增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总起来看宏观经济走出一个V型走势。

以“全国七天平均病例超过100例”作为疫情流行状态一个量化指标，2020年初该指标值一度接近5000例显示最初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由于原始新冠肺炎病毒的毒性较大与致病率及重症致死率较高，加上公众对突如其来疫情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初期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过我国举国动员防控疫情努力较快取得成效，3月18日实现新增病例清零，4月底包括湖北和武汉在内的全国范围所有病例清零，成功阻断了国内疫情传播。由于国外大流行引入外部疫情输入压力，此后到年底仍有个别地区疫情散发流行，国内保持动态清零需付出相当努力，不过总体而言2020年2季度以后国内疫情一度相对平稳，没有发生七天平均100病例情况，为二季度开始的经济快速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经济政策方面，以“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与“5万多亿货币释放”为标志，疫情初期实施一系列积极宏观政策。另外有关部门借助基建投资的特殊政策抓手作用，通过加快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及支持发债及信贷融资，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和扩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这些宏观政策和准财政举措对保证最初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并助推经济V型回升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随着疫情流行与宏观形势变化，与新提出的跨周期宏观调节方针相一致，2020年下半年到年底部分宏观刺激政策工具不同程度渐次退出。如广义货币增速从2020年初8.4%左右增长到同年4-5月11%上下，此后开始回落到年底不足10%；“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从2020年初-8.3%快速飙升到2020年5月的40.7%，此后开始波动下降；另外社融增速、财政赤字12月均值等滞后期较长指标也在年末开始回落。

随宏观经济强劲复苏并考虑多方面情况，下半年和年底有关部门开始谋划启动若干行业新监管措施，拉开2021年监管风暴序幕。首先是部署新世纪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监管：8月有关部门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债务融资提出“三条红线”量化管制规则，12月对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追加提出“个人房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限”与“各类房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限”的“两道红线”。其次是10月底以后反垄断力度显著加大，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下年主要经济工作任务之一。再次是强化能耗双控监管：年底有关部门对各地区能源双控目标要求提出三级预警量化指标，未达标地区采取紧急措施努力跑步达标，伴随一些地区年底出现多年未见的断闸限电情况。

2021年经济高开低走复杂成因

2021年一季度宏观经济仍延续2020年下半年经济快速复苏势头，部分借助2020年经济深度收缩派生的基数效应，2021年1季度经济增速冲高到18.3%。此后经济增速回落并在下半年显示后续动力不足问题，3、4季度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4.9%和4.0%偏低水平，年末高层指出经济运行面临三重下行压力。回顾2021年国内环境基本情况，上述“高开低走”与“倒V型”经济走势，尤其是下半年经济超预期走弱并再次出现下行压力，显示疫情形势演变冲击与某些经济政策组合因素的复杂影响。

局部疫情散发流行频率上升，疫情防控对经济运行压力客观上显著增加。国外疫情大流行与感染人数上升，使得防控外部输入病例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病毒变异株传播性和流行性上升，导致实现动态清零防控的困难增加；由此提升局部疫情散发流行频率，年初和年中石家庄、黑龙江与南京等地疫情局部流行，出现两次七天平均100病例的较大疫情。随着下半年外部输入传播力加大的德尔塔病毒变异株并在国内流行，采用“以快制快”策略通过扩大密接隔离等管控措施阻断疫情，难免对正常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带来较多限制和扰动，经济运行承载负担更为明显表现出来。如何平衡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学界和媒体出现不同认识和建议的讨论和争论。

2021年初确定当年GDP增长6%以上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绝对水平并不低，对实际增速能达到更高水平也未设限，就此而言体现了增长目标设定的稳健和积极性。不过考虑上年经济增速录得2.3%存在较大增速负缺口，给定增长基数效应以及2021年初经济较快复苏情况，上述年度目标显然约束性较低或宽容度较高，客观上为不同行政部门出台各自认为必要但可能掣肘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提供了多年难遇的有利窗口期。在这个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较快退出早先刺激措施后回归常态化，若干行业实施力度较大的新监管政策，由此派生边际收缩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202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仍延续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退出刺激政策与边际紧缩态势。如广义货币增速在上年底近10%基础上继续回落到2021年4月的8.04%，此后几个月徘徊波动维持在8.5%较低水平。“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经历上年大幅波动后到2021年初降为负值，并到年底一直维持负增长。社融总额增速从2020年10月13.5%高位持续下降到2021年3季度末10%以下。财政赤字12月均值从上年末5200多亿元峰值由升转降，到2021年底降到3500亿元上下。这些政策指标走势对经济运行产生边际紧缩作用。不过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态势再次出现，从3季度后期到年底，宏观政策明显向稳增长方向调整。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部门对加强监管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加上2021年实现经济增长预定目标显示约束较小，使得有关部门可能在较少考虑对增长影响效果前提下追加实施新监管措施，多个部门先后推出重头监管措施使得2021成为监管风暴年。虽然这些监管举措有其现实必要性合理性并取得成效，另外单个行业加大监管效果所及对宏观经济影响通常比较有限，然而由于这次涉及的房地产、平台企业涉及面较广，加上同时在多个部门重手实施监管调控，难免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影响。

首先在房地产领域开发商增加负债“三道红线”与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两道红线”新规实施，加上各地地产调控力度频率上升到创纪录水平，导致很多大型房企陷入股价下跌、债券违约、评级下调困境，伴随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拍地支出、销售面积和价格等指标不同程度收缩。其次大力推进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使得该行业受到震慑收缩业务：如该年涉嫌垄断行为查处力度大幅提升，据官方统计数据该年主要针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罚没金额235.92亿元，是2019和2020年7.7亿元总和的几十倍。再次是以2021年7月高层发布“双减”文件为标志，针对校外培训特别中小学阶段K12校培业引入力度空前监管举措，这个数以千亿元产出规模、从业人员数百万行业很快面临深度转型与生死存亡考验。最后是继续采用能耗双控措施，伴随多地夏季再次面临电力不足和拉闸停电。针对相关问题，决策层提出实现双碳目标要“先破后立”，指导原有能耗双控监管方式向碳排放双控体系转变，及时纠偏措施舒缓了“运动式减碳”监管措施对经济拖累作用。

2022清零目标制约下宏调稳增长

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破防和流行后，以其更大传播力加剧区域性疫情此起彼伏反弹，动态清零目标实现难度空前上升，对经济运行所造成掣肘和冲击范围、频次与力度也显著增加，如何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关系成为短期突出矛盾所在。在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下行压力间歇性加大环境下，决策层与宏调部门动用各种政策手段，罕见地出台数轮涵盖面广泛的扶持性和刺激性的稳增长政策，上年集合推出的行业监管政策也出现局部性舒缓。这些调控与调整干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未能防止和扭转经济增长实际水平与年初目标出现较大差距的不利情况。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先发辫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12月9日我国发现首个病例，到1月中旬已有十几个省市发现新变异毒株感染，并在天津、河南出现过百病例区域性聚集。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力传染性数倍于原始病毒株，虽然社会投入防控疫情资源和努力不断增加，仍难以杜绝局部聚集性疫情此起彼伏频繁发生，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越来越困难。截至2022年11月初已经出现七次超过七天平均100病例或更多病例。用“每天平均病例数”、“7天平均100例以上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作为疫情流行相对强度指标，分三阶段讨论疫情相对强度：2020年1月1日-3月30日日均病例数为1148个，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为65.2%；2020年4月1日-2021年11月30日，日均病例数只有28，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仅为3%；到2021年12月-2022年11月初，日均病例数回升到493个，100均例天数占总天数比例超过2020年初达到74.2%。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冲击经济的基本机制，是特定城市疫情爆发流行后，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用从宽口径密接筛查到区域静默封禁方法，实施全民日常核酸检测到大规模兴建方舱隔离密接及感染人员的策略，通过以快制快、四应四尽、“圈住封死”、“捞干筛净”等一系列缜密严厉措施加以应对，经过1-2个月或更长时间付出较大代价基本能实现疫情动态清零目标。然而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超强，经过一个较短暂相对平静期后，疫情可能会在其它城市和地区再次流行，又需再次全社会动员从头来过。这个循环往复过程不仅使得疫情流行城市和地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还会通过物流、生产、消费等渠道对其它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相关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尤其是3-4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疫情流行，由于这些城市在人员流动与物流联系方面具有更大空间范围的辐射效应，更是对宏观经济带来显著影响。结果是凭借我国特有体制能力加上社会成员支付显著代价，我们仍能在一些疫情流行区实现清零，然而2022年疫情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疫情清零目标实际上已难以实现。

在疫情冲击压力持续存在并趋势性增加环境下，宏调领域罕见出现几波“疫情冲击、经济告急、宏调加力”的拉锯战形势。2021年末决策层提出经济形势面临三重下行压力前后到2022年初，有关部门推出一系列提振经济举措，推动年初经济运行显著好转，2022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升到4.8%。然而3-4月多个一线城市疫情流行与上海等地实施区域静默管控措施制约全国经济增长，2季度增速再次探底降到低于1个百分点。决策层在4月底到5月出台新一轮宏调政策，5月23日国常会推出33条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稳增长措施，随后还召开万人电视会议部署落实，凸显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与高层宏调决心，对防止经济形势出现更为不利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三季度经济再次较快复苏，经济增速回升到3.9%，但是4季度一些地区疫情压力再次显著增加并向经济部门传导，央行等部门在3季度中期以后频繁采取降低各类利率（MLF、存款、贷款中期利率）方式呵护增长态势。另外考虑到2021年若干行业监管风暴已达到的预期成效，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所承受下行压力，2022年部分强监管行业特别是房地产监管政策实施显著趋缓。

经济稳增长政策在对冲疫情流行及防控政策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仍难以阻止经济下行趋势持续加大，给定前3季度经济增速3%并结合观察4季度一些高频数据表现，今年增长速度与目标增速可能出现较大缺口。考虑上述形势，2022年11月10日最高层审批通过并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次日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不同程度放松了原有疫情防控某些管制措施。优化调整疫情政策意味着不同地区可能会先后出现流行增加的困难，然而新的政策思路调整符合疫情流行不同阶段防控方针演变的客观规律，对走出今年经济增长困境和实现明年及后续经济常态化增长应有釜底抽薪的积极意义。

外部环境演变特点和影响

最后看一下疫情期外部经济环境特点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特征产生影响。疫情期间美西方主要经济体采取远超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由此推动经济正“V”型反弹并进入过热状态，特别是2021年二季度后通胀节节升高，最后发展成为几十年罕见的严重通胀。为了应对通胀美西方国家去年底以来先后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全球汇市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造成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阶段性紧张加剧。另外在疫情和金融市场波动冲击下，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经济承压甚至发生债务危机。

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2020年初签订中美经贸协议后，两国关税争端暂处静默期，然而双边经贸与整体关系博弈因素和矛盾有增无减。拜登主政后在科技、金融、供应链、地缘政治等方面强化竞争立场，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采用“小院高墙”策略扩大限制和制裁，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及俄乌冲突影响，两国经贸和整体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上述外部环境演变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多方面影响。美国和西方经济过热通胀也导致他们对我国商品需求一度飙升，在中美宏观经济“镜像关系”背景下我国对外出口较快增长，一定程度缓和了疫情期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矛盾，然而这也提示后续随着美西方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减速衰退，我国面临的调整压力会相应上升。疫情期美西方过度需求刺激和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推高大宗商品价格，通过进口价格上涨造成我国工业品价格波动与贸易条件不利变化。我国多年来通过一带一路等渠道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中积累了相当数量对外债权，疫情期特别是随着美西方货币紧缩全球流动性收紧环境下，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形势困难对我国也具有相应影响。

伴随中美关系与外部环境演变，近年我国经济发展方针也出现一些调整，如更加重视国内大循环与发展安全目标，要求加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创新能力，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减少我国重要民生商品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等等。不过虽然上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不可忽视，就上述宏观增长总体和结构特点而言，疫情流行演变趋势与疫情防控措施、宏观调控及行业监管等方面国内条件，应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需调整政策尽快走出经济困境

全面观察我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包括强有力应对高致病率高死亡率的最初原始新冠病毒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我国因疫情流行死亡人数较少，我国基建、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供给侧未来能力的物质实力基础，出口强劲增长显示我国在全球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具有特殊优势和竞争力，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井喷式增长凸显我国经济内在活力和韧性。虽然我国经济基本面具有特殊优势，但是直面现实需重视近三年疫情期经济增长形态多重难以持续性，通过调整政策尽快走出困境。

要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资源使用在继续扶持市场主体同时考虑适当接济市场个体，以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另外疫情期宏调实践提出如何处理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关系问题。逆周期调节是宏观政策干预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需防范特定政策干预的超调作用，识别应对宏观经济运行阶段转变之际的苗头性问题，因而又需具有跨周期意义上的前瞻性。需总结近年实践，更好厘清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主次关系和优先序，更有效发挥逆周期调控稳增长的功能。

从长期看需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抑制内生增长活力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使得我国潜在产出增长能力得到充分激活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要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和二十大制定的发展目标，在继续推进分配和公平领域改革同时，加快实施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重大改革措施。在实施新的重大监管政策时引入经济增长和就业效果评估程序，避免推进过急和力度过大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大影响甚至冲击。

适应疫情变化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要成就，然而随着疫情传染性和致病性强弱组合发生趋势性变化，持久坚持清零方针面临政策可持续性困难。需按照11月10日高层优化疫情防控重要决策精神，在总结近期落实国务院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经验，进一步有效管控各地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偏颇，适当优化调减现有防控举措的过度管制内容，同时加强对老年等重点人群保护以及医疗资源储备动员，通过一个时期有序调整过渡到疫情防控与其它发展目标更好协调兼容的新常态。

整理：何又夕；编辑：王贤青 白尧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