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隆重举办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发表的特邀演讲整理。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本届论坛聚焦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我认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结合论坛的主题，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我谈两点看法。

一、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动力何在

近年来，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突出。站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要好好研究下一步中国发展的动力和空间何在。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21年，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起点为人均国民总收入13205美元。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440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相比仅相差765美元。今年以来，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处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较低水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略高于3%。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年内已经连续7次加息，累计加息425个基点，这导致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它货币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预计全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10%左右，因此今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高收入国家起点的差距可能会有所扩大。

但随着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长轨道，未来两年内，我们人均国民总收入翻越高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

与已经进入高收入的国家相比，我国在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补足差距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也是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首先，看供给结构。

所谓供给结构就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供给结构中，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3.3%，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1.8%，美国达到80.1%，也就是说美国GDP的80%来自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领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新型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服务业包含的领域很广，因为，哪些才是发展的重点？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明确指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当前，我国生产型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竞争能力不足，并且主要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未来的方向应当是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生活型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这是因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特点是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和多样化。

其次，看需求结构。

所谓需求结构就是投资占GDP比重、消费占GDP比重和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在需求结构中，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明显偏低。

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5%左右，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6.9%。消费又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的比重较低且相对稳定。剔除政府消费以后，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接近60%。高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指标都比我国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也可以分为实物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的92%。美国服务消费的规模比中国大，如果再加上服务消费，我国跟美国在消费市场规模上的差距就更大。美国只有3.3亿人口，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国消费占比低，消费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讲到，我国居民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有6亿人。为此党的二十大提出“两个提高”和“两个规范”的要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所谓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从而形成政府所得税收、企业所得利润和劳动所得工资。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过低，因此要提到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结束以后政府会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国民收入分配。因此，也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两个提高”。

“两个规范”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收入是流量，要规范收入分配次序；财富是存量，要规范财务和累积值。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财富分配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将从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演变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将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第三，看城乡结构。

在城乡结构中，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过高。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22.9%，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3%，美国只有1.4%，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日本也仅为3.4%。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很显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三个办法：一是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二是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把生产和市场向优势企业转移，由此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竞争力和创新力；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农业生产从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机械化、现代化，从而将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总之，随着我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优化，与高收入国家不断缩小差距，将释放出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二、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基本形成。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系统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就优化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言，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有序流动，需要提高两个比重，也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需要深化服务业改革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等。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才能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不断释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与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比，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 1.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国家安全风险凸显。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安全上升到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也提出，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很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突出强调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也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因此，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在公平、效率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

2. 2. 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吸收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这一方向在不断推进，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需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3. 3.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我净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的二维思维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共治格局，从而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和谐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