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人们忙于回顾过往展望来年，经济学界预测明年宏观形势与增长速度是常规保留节目。然而在2022年特殊内外经济环境下，各方对2023年经济增速预测更为活跃，具体预测看法分歧也显著大于通常年份。

如2019年末学界就来年经济增速是否要“保6”展开热烈讨论，主张较高增速观点认为应达到6%，较为看低者取5%上下增速为目标，相差约1个百分点。2022年末浏览11月下旬以来几十家机构来年增长预测，5.5%上下较高增速预测与4.5上下较低预测差距，与2019年似乎差别不大。然而一些知名学者预测意见更为发散：有的认为2023年增速会高于6%，或建议把经济增速目标定在6.5%以上；个别学者提出2023年争取6%-7%的GDP增长，甚至提出会达到8%的增速；看低派有研究人员媒体刊文，提出2023年需为大衰退作准备。

如何看待近来学界和市场对2023年增长预测分歧较大现象？

经济变量关系受因果律支配：GDP增速作为经济形势基本指标之一，其未来走势受制于一系列长短期经济与政策变量演变状态。经济预测基于对相关主要解释因素假设情形推测，对GDP等预测变量未来变动方向及数量水平提出研判估测。虽然特定情景下具体预测结果见解纷呈，常识意义上一种经济专业预测背后一般有几方面支持条件。

一是预测者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其功能在于决定对预测对象而言哪些解释变量最为紧要，这方面选择正误高下决定预测分析与经济规律契合度，故有特殊意义。就增长短期预测而言，经济学常识对提示一般意义下的主要解释变量虽有助益，然而尤需预测者紧密结合对象现实情况判断特定情境下哪些因素最为关键。就2023年经济增速预测而言，预测者大都会在各自认知框架内，重视疫情策略转型、宏观和监管政策调整、外部环境变化等关键因素作用。

二是对关键变量在预测期演变轨迹的经验推测。经济预测中搞对经验参数更为困难，对提供好的预测观点尤其重要。疫情防控政策转变利好2023年经济增长，但是政策转换过渡期冲击会有多大？疫情传播达峰与后续趋缓轨迹及其影响如何？2023年宏观和监管政策、外部环境变化具体情况如何？判断这类问题需分门别类和超越当下的深入跟踪研究，有时需要跨越通常专业界限的穿透式研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预测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三是有关预测对象现实状态或初始条件信息。宏观经济变量演变受经验规律支配，了解其近期或当下状态对其后续走势有认知和预测含义，特殊情况下有重要参考价值。如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2.3%，四季度经济仍顺利复苏，这个初始条件支持2021年增速大幅反弹的预测观点。又如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14.2%高位，又面临显著通胀和资产价格飙升压力，预测2008年增长显然需考虑经济自身调整和政策逆周期干预可能派生的回调作用。

基于对经济预测一般规律的理解，结合疫情期特别是2022年我国经济运行特点及其成因观察，不难看出2023年经济增长形势会面临新变局，经济增速大概率会显著回升。然而预测者各自分析框架决定了对制约明年经济增长关键变量认知不尽相同，加上对特定变量未来演变走势推测差异，导致2023年经济增速预测比较发散。对此可从几方面观察讨论。

第一，在普遍肯定退出疫情遏制策略利好2023年增长前提下，预测者对政策转换过渡期持续长短与影响大小判断有较多差异。

疫情期经济增长由疫情冲击客观条件与各国疫情防控及经济政策选择等可选择因素决定。疫情大流行初期国际社会普遍实施遏制策略（containment strategy），采用各种社交距离管制手段控制病毒传播感染；后随病毒变异、患者收治能力提升特别是大规模接种疫苗，国外大都先后转向与病毒共存的减缓策略（mitigation strategy）。我国近三年持续采用遏制策略坚持清零目标，就其影响经济形势而言，在疫情演变不同阶段取得不同成效和面临不同困难。

大体而言，2020年我国举国动员实施强势遏制策略较快控制住疫情传播，加上实施积极宏观政策，推动经济较快复苏效果较好。2021年随德尔塔病毒等变异株流行，实施遏制策略仍能大体实现清零目标，然而经济运行承受压力开始明显上升。2022年随着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坚持遏制策略所需社会动员强度上升和投入资源增加，数据显示实际难以实现全国范围动态清零目标。同时频繁封控措施对经济运行客观拖累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虽宏调部门实施多轮稳增长措施，仍未能扭转疫情冲击内生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势头，影响可能相当于GDP减少2个百分点上下。在这个背景下，年底退出“三个坚定不移”防控策略可谓务实合理之举，成为看好2023年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利好因素之一。

然而预测者对上述政策影响如何释放有不同理解判断。国际经验和国内近况都显示，退出遏制策略后难免出现一定数量重症以及不幸死亡病例。经济上消费重启不会立竿见影，而只会在滞后期后发生，感染大范围扩散可能显著拖累2023年初国内经济增长。我国退出遏制策略正值寒冬季节，在较适宜病毒存活传播的干燥寒冷北方区域过渡期承受冲击影响会更大。三年疫情给消费者带来心理预期影响，对小微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损伤，这些能否得到较快修复都会影响2023年经济复苏。对这些问题评估意见差异派生预测观点分歧。

第二，2023年宏观政策有望继续保持积极态势利好经济，然而2022年多轮刺激背景下来年追加积极政策措施力度如何存在不确定性。

疫情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两头积极与中间收紧的马鞍型演变。2020年初推出以1万亿特别国债和5万多亿货币扩张为主轴的超常积极宏观政策，对推动经济在疫情稳定后强劲复苏发挥了重要保障促进作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夏季一年多，早先推出的刺激工具先后退出，叠加若干部门监管风暴影响，一度形成边际紧缩的政策环境。2021年秋季特别是年底经济再现下行压力后一年多来，宏调部门推出多轮稳增长组合措施，货币、财政及基建等宏观政策持续趋于宽松，某些局部宽松程度已接近2020年。

从2022年前11个月数据看货币金融政策执行情况，央行货币政策显著扩张，加上居民储蓄反常增长等因素，推动广义货币增速上升到比肩2020年疫情期初水平，出现所谓流动性淤积现象。由于房贷融资萎缩与地方政府负债增速减缓等方面因素，社融增速指标与2021年中比较仅小幅回升。从财政政策看，2022年初机构估计全年两本账广义财政赤字率（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将达到8%上下，接近2020年8.6%峰值。2022年前10月广义财政赤字使用率指标大幅超过此前两年。可见2022年广义财政扩张积极程度相当可观。

面对经济三重下行压力增加形势，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显示2023年宏观政策有望继续保持积极取向。然而考虑2022年宏观政策已有扩张的背景条件，2023年提升刺激措施力度推动经济复苏，同时确保“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如何权衡统筹或有难处。中央财政是否愿意较大规模增发国债扩大可动用财政资源？或是否准备暂时降低主要间接税或直接税的税率为经济增长放水养鱼；货币当局在扩大流动性和基础货币扩张效果受限背景下，是否愿意采取更为激进的降息措施？对这类问题不同评估意见影响有关2023增长预测看法。

第三，对重点行业监管政策有望进一步松绑利好经济增长，然而对上述政策实施力度与纠偏效果存在不同看法。

疫情期我国政策环境演变的一个比较特殊点，是有关部门针对包括房地产金融风险、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教培行业不良现象以及能耗超标等多若干行业问题，在2020下半年到2021年夏秋季推出一系列严厉监管举措。疫情困难时期发起监管风暴背后存在复杂现实根源，加大监管治理也取得一些积极成效，然而对象行业有的本身具有宏观效应，加上多部门重手治理的叠加效应，客观上对经济增长造成制约作用。这方面影响在经济顺利复苏的2021年1季度前后隐而未彰，在经济下行压力形势下就凸显出来。

针对运动式监管带来问题，从2021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前后开始，上述监管政策通过不同方式经历调整。高层2021年夏秋季对“运动式减碳”做法果断纠偏，K12校外培训行业受到重创后相关政策至今延续，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监管在继续推进中出现活跃的微调校准。2022年监管政策调整持续推进，如央行三次调降LPR报价舒缓房贷利率负担。11月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手发出所谓“三只箭”，分别从信贷、发债和股市渠道支持房企融资，一年多前强势监管的房地产政策某种程度上已变为急救帮扶。这些调整举措产生了一定效果，然而未能扭转房地产业显著萎缩与互联网平台行业较为低迷状态。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更大力度纠偏政策信号：要求“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目前政策趋于宽松有目共睹，对其积极作用也有较大共识，然而考虑运动式监管风暴背后有结构性原因，新的监管规则及其影响仍会发生作用，后续调整措施能否一帆风顺，政策纠偏能走多远并带来多大积极效应，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判断也会影响明年增长预测结果。

第四，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其对我国影响判断也存在差异，成为2023年经济增长预测分歧的潜在原因之一。

凭借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加上近年我国经济运行与美西方及很多国家反差特点，疫情期我国外贸总量迈上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出口更快增长推高贸易顺差使得外需对增长贡献率高达25%-30%。随着2021年美西方经济发生40年未见通胀并从该年底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一年多来倒逼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并派生后续衰退风险，伴随对我国进口需求显著回落，2022年10月份我国出口美元值出现负增长并在11月跌幅加大。上述背景下，预测者大都认为2023年外需收缩并制约我国经济增速。

不过对外部因素变化影响也有探讨余地。2023年美西方和全球经济走低具体程度仍不确定。如最近美国3季度经济增速上调和11月通胀趋缓，提示其经济走势或存在“浅衰退”可能，如是对我国出口冲击作用或有所趋缓。还有面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我国贸易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调整应对，如疫情政策松绑后一些地区租用专机帮助企业组团到外国抢单，对这些努力成效判断不同会对明年增长预测产生影响。另有个别研究人员认为明年外贸依然会做出比今年更重要的贡献。上述因素也会增加媒体报道的预测意见差异。

最后是如何看待民营经济面临舆情环境不利变化影响，以及决策层针对这方面问题最新明确表态将多大程度释放积极效果。

一点经验事实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不完全是疫情期新问题，实际上2018和2019年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经济面临现实下行压力。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间歇性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无疑有复杂原因，除了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变化，人口增长与结构演变，较高成长阶段经济潜在增速回落等因素外，社会思潮演变使得民营经济舆情环境变化，伴随我国改革时代增长重要引擎——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受到抑制，也是一个需重视的原因。例如2018年前后就出现“民营企业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民企原罪论”等流行观点，对民营经济产生显著影响。近年出现对一些阶段性部门监管政策片面解读，动辄指责企业投资经营为“资本无序扩张”，随意给企业家扣上资本家和剥削帽子。负面舆情与疫情期经营环境实际困境交织，导致民企投资和创业动力减弱并制约经济增长。

决策层一直重视这方面动向。2018年11月1日最高领导人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充分肯定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完全错误的。针对最近情况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为2023年经济工作任务之一，要求“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方面新表态显然具有重要利好效应，然而从多年情况看这方面问题存在深刻根源，能否很快得到实质性好转仍有待观察。对这方面政策引导作用成效的评估看法差异，也会成为2023年增长预测分歧来源之一。

总之2023年我国经济利好因素多于不利因素，走出疫情后较快复苏是大概率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也有望显著上升。然而同时伴随诸多不确定因素，增长预测分歧加大事出有因。笔者认为，疫情防控与积极宏观政策释放增长动能足以对冲不利因素影响，使得2023年经济增速复苏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产和平台监管领域纠偏措施比较得力，提振民企发展信心工作取得较好成效，疫情策略转换一次性冲击影响较为有限，经济复苏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达到近年潜在增速水平。然而要推动出现多年久违的新一轮像样的景气增长，快速缩小疫情期累积增长缺口，仍需要像吴敬琏老先生近文强调得那样：“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在体制改革创新方面有重要系统的突破。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