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主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63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国发院长聘副教授赵波在主题报告之后展开对话。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黄卓主持。

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

黄卓：有三个问题提给赵波老师。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已经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实际上也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今后如果再想建模追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不是因为数据不足或不准而增加挑战？第二个问题是：根据您原来的模型预计，未来三周全国会达到感染人数高峰并且疫情会持续到2023年一季度，现在大家出于自我防护减少了出门，这会不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抑制效应？第三个问题是：康复的患者会不会复阳，之后还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对经济持续冲击。不知您的研究模型有没有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

赵波：首先，关于数据来源问题。我们用模型预测时采用的数据截止到11月底，因为12月开始公布的感染者人数已经不准确。在已经不做全人群筛查的情况下，的确无法做出估算。一种是借助调查统计的方法通过抽样来推断总体，比如最近协和医院做的关于新冠感染的线上问卷调查。第二种可能是来自医院系统的新冠患者的临床数据，但这可能是一个有偏的样本，因为去医院的都是症状较重的患者。第三种是开展社区居民新冠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来推断已经感染新冠的人数。

其次，对经济的影响。放开管控之后，老百姓出于自我防护减少出行和外出消费，对经济肯定有负面影响，但其强度要显著小于大规模封控或静默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科学抗疫需要政府、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专家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比如有人因害怕被感染而不敢出门，连生活垃圾都让物业收走，类似这样恐惧心理没有必要。

最后，关于疫情的反复性。新冠病毒一定会长期与人类共存，并且成为局部地区的流行疾病，同时有可能继续变异。发生再次感染的可能性与前后两种变异株的相似程度成反比，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次感染的重症率和病死率也会较低。有鉴于此，经过这次疫情，我们要善于总结过去抗疫的经验，也要总结教训，包括如何保护重点人群，如何理性、科学地权衡经济发展和生命防护的关系。与此同时，要大幅提高医疗健康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未雨绸缪。比如我们过去几年建了不少方舱，但全国医疗机构的重症病房数基本没有太大增加。此外，完善医生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待遇，培养高素质的医师队伍等都应该纳入长期规划。

黄卓：下面想问徐高首席。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不同城市之间已经出现分化，比如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住房需求非常强劲，三四线城市明显供给过剩。疫情三年，房地产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房地产企业违约，一些楼盘不能按时交房。最近，中央出台了纾困政策，包括恢复房地产融资等。您认为未来的房地产新模式怎么样体现不同城市的分化情况，以及当前的房地产纾困政策怎么去协同中央的“房住不炒”政策？

徐高：房地产话题讲起来很复杂，很多人会有很强的情绪带入，但是我们做分析时要保持冷静客观。

首先，房地产在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支柱地位不是谁封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对住房子、住大房子、住好房子的需求。需求在这里，就需要供给来加以满足。

同时，很多人因为房价较高，在情绪上希望政府打压房地产行业。他们觉得，只要把房价降下来了，就能住上令自己满意的房子了。仅凭良好的愿望是办不成事的。过去这些年，我国地产调控主要都是通过抑制地产需求来调控房价，而不是在有效扩大土地和房产的供给。其结果是，房价看上去涨得慢了，但老百姓买房子的难度并没有下降，居民在居住上的获得感并没有明显增强。

2021到2022年，对地产开发商的融资紧缩，更是让房产供给大幅收缩。中央“房住不炒”的关键在于“房住”，而“不炒”是为“房住”服务的。如果不抓住土地供给不足这个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一味地通过需求端的紧缩政策来抑制炒作，甚至将紧缩性政策延伸至供给端，“房住不炒”的目标就很难落到实处。

从结构上来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的症结是没有让房价在土地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较低，高房价没法有效带动土地供给增加。甚至在区域间，还出现了土地供需的错配——高房价区域土地供给持续不足。这样一来，因为供给缺乏价格弹性，无法对价格指挥棒做灵活反应，就形成房产供需的错配，导致一线城市供给不足，房价明显偏高，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则供给过剩，房屋空置。

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关键要理顺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理顺房地产市场的核心在于增加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让土地供给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好地与需求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房住不炒”的要求。

黄卓：请问张斌教授。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基建投资。三年疫情防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剧增，下一个现实挑战是基建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张斌：在强调基建投资是逆周期政策时，应该看到过去“四万亿”政策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并不是说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不做基建投资，而是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向出了很大问题。过去基建投资主要是指建设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但现在这些设施所占的比重不到20%，主要建设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城市道路、绿化和网络等。现在一年修公园的钱比修铁路的钱花得多。这些基建项目大部分都是公益类项目，如果找商业金融机构借钱，按15%的利率获得期限很短的资金去做长期且没有回报的项目，自然会有很多错配带来的后遗症。这是我们应该从“四万亿”中汲取的教训。还有一些教训，包括基建投资投在了人口流出、产业流出的地区，最后导致设施无人使用，造成浪费。

今天基建投资的钱应该从哪儿来？我认为应该减少从商业金融机构贷款举债。既然基建是公益类或准公益类项目，就应该用政府信用去举债。一方面，这样的债务成本低，期限长，能够跟项目性质匹配。另一方面，从商业金融机构举债的债务利息更高，后遗症更多。所以，我比较赞成通过公共预算内举债、发行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举债等方式来做逆周期政策。

基建投资还不仅仅是逆周期，过去几十年，更加完善的基建改善了城市面貌，发挥出规模经济效益，必将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现在还有不少人担心，认为“基建债务增长之后会寅吃卯粮”，这种认识在农业社会可以成立，在现代社会不成立。政府公共债务，特别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不仅使债务升高，也提高了GDP、改善了就业和产出、帮助资源充分利用，因此这是比较良性的举债方式。

与此同时，在以后的基建项目中，确实需要把基建与人、产业匹配到一起。盖房子是适应市场需要，基建也是一样，要跟着人和产业走。我国完善基建的空间还挺大，尤其是都市圈建设，老百姓愿意进入大城市生活，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现在无论是住房、基建还是公共服务，满足老百姓需求的缺口还很大，补上这些缺口对中长期经济增长与改善全社会福利都有帮助。

黄卓：许宪春教授，您提到2022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比较明显。那么2023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又会是什么情况？

许宪春：从2020年下半年到202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比较高，明显超过疫情前10年的平均水平。但从2022年11月的数据来看，进出口总额仅增长0.1%，其中出口增长0.9%，进口下降1.1%，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减弱。202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会比2022年回落，经济增长更依赖内需的拉动，需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2023年应该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上。

黄卓：疫情期间，我们观察到物流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很多经济活动都是通过电子商务形式，高度依赖于物流。从统计数据方面，能不能看出交通物流对经济的影响，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

许宪春：对物流行业我没有进行深入观察，但是我感觉它确实对经济影响比较大。一是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高，但存货变动增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物流堵塞，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不出去，这对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都产生影响。二是物流堵塞对居民生活也造成影响，大家买东西不方便了就可能减少消费。因此，从生产角度、消费角度、投资需求角度来看，物流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物流在整个经济中将起到更加重要的枢纽作用。

黄卓：请问各位嘉宾，刚才提到2022年的经济增速较低，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奥密克戎病毒压制了经济活动。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转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减少，特别是等2023年年初感染人数通过高峰后，商业活动、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就会陆续恢复，经济增速就会重回正常。各位嘉宾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是不是也同样乐观？

许宪春：我先来简单回答这个问题。2022年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因素，一个是奥密克戎病毒，另一个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但奥密克戎病毒的影响在明年一季度之后会减缓。

疫情管控放开之后，经济会不会迅速恢复？我认为要从两方面考虑。

第一，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的有关数据看，2022年的经济增速肯定偏低，2023年在低基数上增长，增速会比较高。但也不要因此过于乐观。这三年的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减少3个百分点左右。收入增速减少自然会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刺激消费的措施。

第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较快，但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在回落，两者间的增速差呈扩大趋势。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来看，目前整体处于负增长。随着物价变化，中下游企业的成本压力在减少，但中下游企业整体的利润较低，对未来投资的影响较大。

总之，一方面是增长基数的原因，2023年的增速会比较高，但这并不是当年正常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冲击会对2023年的消费产生影响，同时企业的利润也会对投资预期产生影响。此外，净出口增长也不容乐观。

张斌：同意许老师的观点，我再做一点补充。

在奥密克戎病毒的威胁慢慢解除后，消费、生产、投资都会有一定恢复，商家客流量会比过去几年好一点。但最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疫情前的充分就业、合理就业状态究竟需要一年、两年还是更长时间？仍属未知，政策上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很重要。

疫情三年，企业、居民、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都受到冲击，恢复起来需要时间。现在放开后，很多人愿意投资和消费，但收入跟不上。疫情三年也导致老百姓的心态和预期发生很大变化。要想回到比较理想的经济状态需要时间和政策支持，包括在这过程中让经济经历一轮小的通胀和过热也是必要的。

徐高：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当然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防疫放开，疫情过去之后，经济增长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但在新冠疫情外，经济政策也在影响经济运行轨迹。2021到2022年，中国经济景气度趋势向下，与2021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双碳”政策有一定关系。所以疫情后国内经济走势还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政策。

我国台湾地区在2022年疫情防控放开之后，经济景气度持续下滑。但下滑的原因并非疫情，而是发达国家货币紧缩打压了全球电子产业景气度。我国台湾作为一个比较依赖电子行业的经济体，经济自然会受到全球电子业不景气的负面影响。

基本结论是，疫情对经济而言是短期影响因素，我们更要看疫情之后对经济走势有更强影响力的经济因素的变化。从2022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我国大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触及房地产这个过去两年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对2023年我国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讲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赵波老师。看2022年香港和台湾地区疫情放开的情况，发现香港感染人数峰值时的病死率为千分之1.1，台湾地区是千分之0.2。刚才赵老师您算出来咱们这轮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到2万人，这个结果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它经济体的实际死亡人相差太多。所以我想问，中国内地的死亡数为什么会远远低于其它经济体？

赵波：徐高老师的问题很好。病死率的计算实际上非常复杂，在临床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病死率差异与死亡统计口径、感染者的检出率、人口年龄分布、疫苗接种率、治疗方案、变异株种类、季节性因素等密切相关。

病死率（CFR）=死亡人数/确诊人数，确诊人数可能等于感染人数（比如严格的全员核酸的条件下），也可能远小于感染人数。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至今没有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实际感染的人数远超过了确诊人数。根据Cai et al (2022)的论文，感染死亡率只有病死率的1/4左右。这意味即便香港和上海是完全一样的变异株、人群分布和疫苗接种率，病死率也会相差4倍，然而两者的感染死亡率（IFR）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冠漏检率越高，病死率就会越高。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分子的统计口径不同。按照香港的统计口径，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个案，如果在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内死亡，则会被列为新冠病毒的死亡个案。但死者的直接死因可能与新冠病毒无关。我们模型的病死率和重症率基础数据来自国家卫建委10-11月两个月的公开数据（12月份以后由于取消全员核酸，之后的数据已经不准确了），因而本次报告采用的是国家卫建委定义的新冠死亡标准，即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为首要死亡诊断，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因其他疾病包括基础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疾病导致的死亡，不归为新冠导致的死亡。

关于模型预测死亡人数结果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发现，不同假设条件下，对于死亡人数预测影响最大的模型参数是特效药物的使用占比。如果危重症患者100%都能使用特效药，那么死亡人数基于模型来看的确只有2万人。但这一假设可能过于理想，如果我们将这一比率降低到30%，比如考虑到乡村地区和落后偏远地区特效药物供给缺乏，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人数就会上升到12.7万人。这也说明了保证重症病人的特效药供给对于降低健康损失至关重要。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假设能否被证伪。将来可以通过研究新冠放开后各种疾病的超额死亡率来检验我们的预测，但目前这方面的数据还不可得。

再回答黄卓老师刚才关于2023年经济预期的问题。我认为疫情对人的影响是长期的，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疫情对老年人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健康方面，年轻人虽然恢复健康的速度较快，但造成他们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等结构性因素将可能持续存在，影响的时间也可能更长。另外，疫情还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包括那些还在学习阶段的学生。疫情间学生们很多时间都在上网课，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受到不小的影响，其所学的知识量也大为受限。这种影响会体现在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劳动力市场上。对年轻人的影响还体现在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生育人数的大幅下降，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在疫情结束之后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水平，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有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疫情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更大。

黄卓：再问两个问题。第一，依据目前的形势，我们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大概定在哪个区间比较合适？第二，展望2023年，还会有哪些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或者潜在变量会对增长带来较大挑战？

许宪春：我对第一个问题作个回答。两会期间定的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是5.5%左右，目前来看能完成3%的经济增长就不错了。关于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哪个区间比较合适，首先要有一个预判，然后再考虑其他因素。国发院有老师的观点是5-6%左右，我对此比较赞成，我认为2023年的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比较合适。因为即使超过5.5%甚至达到6%，也不是正常增长水平，因为2022年的基数很低，我认为5.5%是当前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降至2019年的6%，回落幅度较大。即使没有疫情，现在要达到6%的经济增长可能也比较困难，而当前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增长，我认为5.5%的经济增长目标比较合适。

张斌：疫情之前，增长速度在6%左右时，所对应的通胀率低于2，即那时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高于6%。疫情之后，受疫情冲击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有下降，但也应该保持在5-5.5%。2022年的增长能到2.5-3%就不错，所以就算2023年实现7%的增长，两年平均下来也不到5%。因此，2023年的目标怎么也应该往6.5%以上去努力，当然最后发布具体数字时可以相对保守一点。

我还想补充一点，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并不可靠，用不同的方法、模型得出的结果差别较大，尽管大家共识性地认为是在5%以上。更现实的做法是，2023年有政策支持加上疫情政策调整，内需会起来一点，这时候供给也会跟着需求做反应，但供给调整起来没那么快，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通胀压力。面对结构性调整带来的通胀压力，我们一定要保持定力，借助这种通胀实现居民、企业、政府资产负债表再平衡。温和的通胀对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和新增就业机会都有利。我的建议是只要在两年内将通胀保持在5%以内，经济增长能有多高就让它有多高。

徐高：我也同意2023年的增长肯定会比2022年快，但是我也做了一个测算。2022年四季度增速比较低，2023年一季度因为基数问题也不会太高。整体算下来，如果2023年全年平均季度环比增速在6%-7%，全年增长也只能接近5%，因此我认为比较恰当的目标可能是5%，这是底线。

关于第二个问题，预测不知道的东西很难。但是我大胆猜想，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还是政策变化。除了疫情之外，过去两年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就是政策变化，国内是这样，海外也是如此。2023年是二十大之后新领导班子上任的第一年，新领导班子在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思路，大家都在观察。从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子相比之前还是有变化，现在更关注高质量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的质量、质量和发展是什么关系、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又是何种关系，这些是关键的问题。如果2023年的政策能够给大家带来更长期的信心，可能就会是新增长周期的开始。反之，如果信心不能得到有效提升，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阻力。

赵波：对于经济增长目标，我在报告时预测2023年上半年大概是在4.5%左右，下半年上升至5%多一点，以全年平均下来5%左右。既然增长目标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实现不了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略定高一点也有助于鼓足干劲。

关于潜在风险，虽然难以预测具体的风险，但我认为过去三年不能白白过去。这三年暴露了不少问题，14亿人口的国家该如何更有效地去应对这样的整体性风险？我们应从过去三年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把危机真正转化成发展机遇。在总结中，既要梳理经验，也要敢于承认错误，形成全国性共识才能再造经济发展 的凝聚力，从而走出危机，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