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1

解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

今年正值改革开发四十周年，樊纲教授系统地为大家讲解了中美贸易战的来龙去脉。首先从三个方面为大家介绍了贸易不平衡本身的原因，一是根据“总供给=总需求”得到S-I=X-M的关系式，所以贸易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是由国内经济决定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低储蓄率决定的，中国贸易顺差是因为储蓄过高；二是特里芬悖论，即储备货币（即美元）的发行国一定要有贸易赤字，相对落后的国家需要有外汇储备作为硬通货，若美国贸易平衡相当于全球货币没有增长，可能会带来通货紧缩等新问题；三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不卖给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军火等），破坏了比较优势可以带来的贸易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的增长总体上快于经济的增长。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0%，但出口成为贸易第一大国； 基于蓝领、精英的经济考量，和短期、长期的地缘政治问题，美国一致反华，美国人的真正意图不是减少贸易赤字，而是抑制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接下来，樊纲教授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讲解了中美贸易战会带来的影响，短期来看，主要影响是不确定性造成的恐慌，例如汇率的波动等，长期来看，总的影响是负面的，贸易战没有赢家，但也会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包括促进中国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等。

然后樊纲教授提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对策，我们需要理性应对，不可抛售美国国债，不可骚扰美国企业，不挑起争端，占据道德制高点；进一步改革，扩大国内市场，加快创新体制的改革，不出危机，持续发展；融入世界市场，推动多边主义的世界体系，让自己不断强大起来。

最后樊纲教授介绍了发展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指出发展不等于增长，缩小差距才是发展，讲解了追赶指数CUI、人文发展指数HDI等的应用，介绍了增长的四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制度、知识与技术，要素结构决定着经济结构，决定着GDP的水平，落后国家或弱小企业就是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相对低级。

DAY2

发展的基本进程

相对优势和发展战略

樊纲教授首先介绍了相对优势作为发展的要素，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条件下实现增长，主要的相对优势包括要素的“比较优势”（因为穷而劳动成本比较低），“后发优势”（后来者知识成本较低，可以享受到知识的外溢效应），“本土优势”（如果经济体较大，国内市场较大，本土文化、本地关系和本土市场，可以使最初时期的交易成本、营销成本较低）。接下来樊纲教授讲解了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步工业化，引入了刘易斯曲线的介绍，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提前出线刘易斯拐点。

然后，樊纲教授具体讲授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问题。樊纲教授对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新的解释，指出技术不是问题，例如韩国就是以中等的技术、中等的产品赚中等的收入就发展的很好。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以中等技术，挣中等收入，收入与技术、与生产力是否相适应？在于为什么这两者会发生背离，导致竞争力下降？关于问题樊纲教授提出了几大推论：

一、任何收入水平都可能掉入“陷阱”，无论收入是低是高，只要生产力提高速度不够快，低于工资上涨的速度，都会丧失竞争力，经济增长停滞；

二、如果生产力提高快于工资提高，竞争力可以提高；

三、如果生产力中等，工资也中等，竞争力也不会下降；

四、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提高。对于那些中等收入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最大，库兹涅茨曲线的底部对应刘易斯曲线的拐点，收入差距大可能带来如下问题：社会政治动荡、企业竞争力下降；为缓解收入差距，政府会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和福利支出，容易产生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种危机。

最后，樊纲教授讲解了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和FDI条件下的“幼稚工业”问题，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强调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性和加工贸易等问题。

DAY3

从需求侧解析宏观经济问题

首先，樊纲教授介绍了经济学体系，指出宏观经济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很窄”的理论，只研究总量关系；在经济整体的层面上，也有需求与供给两种力量的平衡问题，产品供给取决于生产力的长期进步，而这往往不是人的主观意愿短期内所能决定，所以一个经济的波动主要是由需求侧决定的。

然后，樊纲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知识的讲解，包括GDP和GNP的概念，樊纲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可能有GDP造假的动机，但在国家的层面上由于经济问题无法转嫁，不存在造假的动机，同时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对GDP有贡献，所以中美贸易战爆发去不应该去骚扰美国在华企业；还有国民经济账户与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解析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构成，由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我们可以得知国民净储蓄等于外贸顺差，也正是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导致了大萧条的产生，才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诞生，樊纲教授也肯定了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诞生历史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从中国的角度看，樊纲教授提到中国40年的高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没有闹危机，没有高额通货膨胀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讲解了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的要点，危机的原因是过热或泡沫，任何泡沫早晚都是要破裂的，能够防止泡沫的调控必须是“早调”或“预调”，即在泡沫没有形成时就开始紧缩，宏观调控的本质是“与市场对着干”，在中国宏观政策的分类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

最后，樊纲教授提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长期和短期问题，长期供给侧改革要提高潜在增长率，短期则是要消除过剩产能。

DAY4

去产能和去杠杆

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性问题

樊纲教授首先指出去产能和去杠杆应该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由行业内效益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牵头，根据未来的赢利预期，选择兼并哪些企业与哪些产能，被兼并企业可以成为新形成的股份公司的股东之一；在中国，由于总债务率较高，有一个别人没有行为主体地方政府，运用别人不用的行政手段等问题的特殊性，且储蓄率过高，我国经济失衡矛盾的实质是一个收入结构的问题，樊纲教授也指出在储蓄过高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用储蓄率较高的机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扩大对外资投资等方式保持经济平衡。

然后，樊纲教授介绍了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构成，以及导致一国汇率变动的三个原因，分析了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是“热钱”的流出，对外投资（私人部门与政府），包括并购与“一带一路”，个人账户的调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个人购买外国服务等。我们应该用平常心看待资本外流的加大，采取适当措施平稳调整，防止大起大落。

随后，樊纲教授就近期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和趋势，现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过去10年内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过热增长的后遗症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消除，一些过热产业的存货及过剩生产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清理。中国经济的特点是软着陆，不是用危机（大批倒闭破产，经济衰退）的办法快速消除过剩产能和债务问题，而是让问题逐步暴露，中国的泡沫还是有节制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对GDP的增长有过高的期待，在低迷时期要区分周期性因素的作用，它们不是长期结构性因素。

最后，樊纲教授解析了房地产两极分化和城镇化的一系列战略，土地贵有其背后不可避免的原因，房地产市场的两级分化根本是人口流动的分化，而城市化的基本逻辑也是其聚集效应的作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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