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诺奖快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傍晚，2018年诺尔贝经济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揭晓，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在发布会中，诺奖委员会连线罗默，接受现场各路记者提问前。他坦言，自己在一小时前错过了两通来自瑞典的电话，以为是大清早的恶作剧电话。所幸的是，委员会在发布会前联系上他，并告知了他最令人欣喜的消息。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罗默被授予代表学术界最高荣誉的“诺奖桂冠”，这或许是其下个月63岁生日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据委员会回忆，当罗默得知自己与诺德豪斯共同获奖时非常的欣喜，他对诺德豪斯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非常感兴趣。事实上，这两位学者互相欣赏，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诺奖的“潜在获奖者”，他们今年将共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

迄今已经有81位杰出经济学家获此殊荣，研究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多，共有九位。自从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共颁奖50次，其中25次是单独获奖，19次双人获奖，6次是三人共分诺奖。

根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的公告，两位经济学家的贡献是方法论层面的，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根本原因和后果的根本洞见。他们设计了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口的福利。虽然2019年的诺奖得主们无法提供确凿的答案，他们的发现让我们能更加接近所寻求问题的答案，即如何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

威廉·诺德豪斯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该研究重点表明人类因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高代价。保罗·罗默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他于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此外，诺奖委员会还回应了记者对本年度诺奖得主选取的质疑：这两位得主的获奖领域不尽相同，是否反映了委员会在气候变化及经济增长方面的两大偏好，共同获奖是某种权衡的结果？委员会指出，这样的想法十分肤浅。两位学者都是研究长期、根本性的全球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广泛运用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此外，罗默最新的论文提出需要用新的科技手段取代化石燃料，从而解决气候问题，“要缓解气候问题，我们有时候需要站在罗默的肩膀上。”

那么这两位新晋诺奖得主，其贡献与研究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他们的研究为何能殊途同归？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谬尔逊和罗伯特·索罗。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

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诺德豪斯教授在许多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等领域。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研究了一系列重要的溢出效应包括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的影响。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

2018 Economic Sciences laureate William Nordhaus’ research shows how economic activity interacts with bas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to produce climate change.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溢出效应主要是消极的，全球气候分析需要一种真正的综合方法。诺德豪斯是第一个创建定量模型的人，模型描述了经济与气候之间的全球相互作用。他的模型整合了理论和实证结果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德豪斯等人基于模型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诺德豪斯的模型现在广泛传播并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它用于检查例如，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碳税。他的研究表明，对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问题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的全球碳税计划。该图显示了根据他的模拟，四种气候政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诺德豪斯教授还研究了工资和价格行为、扩大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政治商业周刊、生产力、管制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新经济”。他对转型经济也有研究。他对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经济改革报有浓厚兴趣。

1972年，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美国经济学家，任纽约大学教授，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罗默的研究奠定了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产生了大量关于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和政策的新研究。

罗默的经济学之路不算平顺。他在芝加哥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大学四年级时才头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在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的影响下，罗默放弃转攻法律的念头，师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走上了经济学的求索之道。大学毕业后，他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那时开始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1982年转回到芝加哥大学，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罗默他先后担任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作为经济学家，罗默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经济增长领域，他与恩师卢卡斯是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创建者。两人均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罗默更为强调“人力资本”与知识之间在排他性上的区别，两位学者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兴趣。

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最早体现在罗默1983年的博士论文中，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

This year’s Economic Sciences laureate Paul Romer’s research shows how the accumulation of ideas sustain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He demonstrated how economic forces govern the willingness of firms to produce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s.

此后，罗默续有佳作，于1990年在 JPE特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进一步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揭示知识经济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政策比如补贴研究、增加对创新的激励、发展教育有助于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两篇文章的引用率均超过20,000次，对学术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他经济增长模型把公共知识和企业拥有的专门知识看作内生变量。"20世纪以来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交互作用的创新模式使我们很难把二者从经济意义上截然分开？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使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依赖于技术的内生活动"。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公共知识的含义自然就包括了基础科学知识在内，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成果也自然包括在罗默所指的公共知识之内，成为内生经济变量。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罗默提出“宪章城市”(chartercity) 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香港和深圳为样板建立新城市，作为实验区进行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刺激经济增长。宪章城市的想法由罗默在2007年提出，他在两年后的TED演讲中向公众深入阐述了这一理论。与内生理论引来的普遍赞誉不同，“宪章城市”理论毁誉参半，批评者担心这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而筹备已久在洪都拉斯试行的首个宪章城市计划也未能贯彻始终。

一直以来，罗默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但他与其它热门人选一样静候多年最终卫冕。其实，“静候”一词来形容罗默并不准确，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往往会发布“掀起学术波澜的言论”。

前年九月，罗默发表了论文《宏观经济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指出宏观经济学像一门30年止步不前的科学，批判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方法论——DSGE、RBC模型。他将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理论，比作只有当“巨魔、小鬼和以太（物理学家假想的物质）”存在才解释得通的物理学。他还对目前支持这些模型的大佬们（包括Kydland, Prescott，Smets & Wouters等。）的学术垄断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对模型的过度推崇影响宏观经济学的良性发展。Kydland 与 Prescott早在2004年凭借RBC模型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罗默亲自撰文回应了舆论对其“指名道姓”、“激烈批评”、“言语嘲讽”的质疑。

2015年同一时期，罗默撰写了“经济学中的数学性”一文，对阵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探讨经济学中颇具争议的数学模型滥用问题，再次掀起了思想交锋。其所谓的“数学滥用”(mathiness)是指数学并非用于阐明问题，而是作为说服或误导的手段，这种趋势会阻碍我们深入理解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投入。他指出概念与观点陈述要与数学描述严密的对应，理论与实践要互相匹配。他在文章中，批评了卢卡斯以及普利斯哥特，两位均是诺奖得主。

在获奖后的简短采访中，罗默被问及此前言论掀起的经济学界争论。他说，科学是最关键的社会体系，理论或观点所伴随的批评与质疑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我们站出来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努力更加准确地以科学的方式交流观点，“知识只有在交流中授之他人之时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