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樊 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北大汇丰MBA项目《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任课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出席并演讲。　

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改。其实樊纲表示，任何一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我们那个时候粮票那么便宜的供给，都是既得利益。”　　

他认为，基本办法就是，努力稳住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先去发展新体制，“价格改革就是这么过来的”。樊纲表示，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当你改不动原有的体制的时候，先发展新体制，新体制发展起来了，整个改革环境都会发生变化。”　　

樊纲认为，住房改革、房地产税改革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先把既得利益稳住，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

解惑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这些年研究了很多具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理论就是要把复杂的改革进程、复杂的各种问题抽象出来，概括成比较简单的理论模型和理论线条，使我们能够把握比较抽象复杂的世界。通过这些规律的探索，规律的描述，指导实践，指导未来。今天，我向大家汇报我过去这些年来研究转轨经济学，把复杂的改革过程理论化的进程。　　

转轨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就是研究制度本身，其中包括制度变迁。下面一个分支是比较经济学，就是过去说的比较两种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改革初期很多的讨论都是讲的这些问题，看看哪个更有效率，哪个更好。然后就有了转轨经济学，中国改革8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初期苏东解体，一大批经济学家跑到苏东去研究他们的体制变化，那时候创造出了一个词叫转轨经济学。现在说的转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都是从这个词来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现在有一个问题，转轨经济学和经济变迁、制度变迁有没有差别？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差别，传统意义上说的制度变迁是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根据情况的变化自己调整行为，今天改一点，明天改一点，像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在17、18到19世纪农村跟城市发生变化了，工业和农民各种关系在发生变化，人民就各种制度变化，其中包括一个农奴可不可以出去打工，那时候他们隔几年就有一个新的法律，说今天可以往外走20英里可以出去打工，过几年可以是50英里，慢慢的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变成一个资本主义，通过这样一种自发性变化，逐步向前走，一种盲目的进化过程。　

而转轨经济学要描述向一个已知的、甚至别人已经实行的制度转变，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别的国家已经存在的或者历史上存在的。这个问题苏联东欧比较明确的，他们提出来我们要回到欧洲，我们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转轨的目标体系，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有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是知道的，模模糊糊定义，怎么过不知道，转轨经济学就解决这个问题，不再研究这两个制度哪个好，一定要转轨到这个市场经济，那个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目标模式的过程是转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体制改革、转轨经济的重要问题在什么地方？概括出来其实就两大问题，一是为什么有人反对改革，二是怎么改革，为什么改革会出乱子。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这两个问题，怎么克服利益障碍，怎么使大家接受改革方案，到现在我们很多改革方案仍然不被接受，然后怎么改，怎么使得改革不出乱子，所以基本就是两大问题。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如何获得更完全的知识，如何使我们的改革进程能够逐步推向前进。　　

这就是转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一般的现象层面上是不愿改和不会改的问题，在基本的分析要素上是利益机制问题、制度信息问题，是你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和了解的问题。理论概念就是所谓帕累托改进还是非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帕累托改进是没有人受损，大家都获益，这件事比较容易实行的。非帕累托改进是一定会有人受损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在信息问题上，在如何改的问题上会发生不协调成本，甚至在社会上出现混乱，怎么避免这些问题。因此有两大部分，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内容值得分析。　　

首先，任何一个再不好的体制都会有既得利益，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改革的时候改的都是既得利益，粮票那么便宜的供给，都是既得利益，所以我们要找到办法克服。　　

基本的办法其实就是，努力稳住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先去发展新体制，这是基本方法。价格改革是这么过来的，我个人认为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当你改不动原有的体制的时候，先发展新体制，新体制发展起来了整个改革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一个非帕累托改进，把它变成一个帕累托改进，既得利益先不动。　　

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中国的宝贵经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我们先开始过渡，双轨制逐步往前走，这所谓渐进改革的基本的道理。这在现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产税等等，你先把既得利益稳住，就往前走了。　

如果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人反对，所谓既得利益有一个相对概念，看着别人好了，尽管他原来的利益还在，但是他也觉得自己不好了，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法避免的，一定有人反对改革，一定是有利益冲突的，这时候你再做点其他工作，比如说搞点补贴，增加一点缓解既得利益受损失的过程。　　

但是说到底，最后还是有一些你解决不了的利益障碍，这时候就需要政治决定了，就是你必须得克服一定的反对，必须有一个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动力。只要一个新体制比旧体制的增长速度快、效率高，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面这个体制就改革了，这就是所谓“渐进改革”的基本逻辑。　　

这个逻辑很容易证明，但是这个逻辑同时可以证明改革会出现逆转，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自己的能量，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游说政府、截取其他部门所创造的利益，结果会使得这个过程逆转过来，使得新体制增长的更慢，旧体制反倒获得更多的资源，增长的更快，这时候改革出现逆转，这是在理论上都可以分析出来的。　　

这个过程说明什么？我为什么用求极值的办法，这个箭头很重要，方向很重要，你的方向天天在变，那这个体制改革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会耽误很多时间。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怕慢就怕站”，不仅是站，而且你调头了，那就更慢了，只要你的方向正确，有时候渐进的改革可能慢一点，但是仍然会逐步的向前进，如果方向错了，加上本身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逆转，想有这种理论概括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改革信息不完全产生的问题。我们的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所谓的体制是由多种制度构成的，各种制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且相互影响，就有一个怎么互相配套的问题。某一个领域改革了，另一个没有改，就会使整个系统效率下降，产生所谓瓶颈的问题。如果其他都没改，一个领域里面改革冒进也会出现混乱和不协调，所谓不协调成本，因此就有一个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如何实施改革的问题，说是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　

东欧改革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词，后来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银行等等都提一个词叫做“循序渐进”，针对的问题是当年亚洲国家冒进了，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走的太快了，自己的内部还没有搞好，开放程度过大导致了各种混乱、经济危机。“循序渐进”指的是A做完了再做B，B做完了再做C，ABC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逻辑上说你要使这三方面的体制同时向前推进，因此我们就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平行渐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在各个领域里面同时推进，有时候不见得是计划的很好，但是要能推进哪个就推进哪个，然后相互之间产生协调，他们之间会产生矛盾，矛盾会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互相配套的要求。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基本的道理是你不要等，各个领域都不要等，各个领域努力推进，同时要看到你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相互关系，既不要出现瓶颈，也不要出现冒进，改革的情况就会比较顺利。　

总之，改革就这么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减少阻力，二是如何减少摩擦成本。　　

开放在转轨中很重要，它在两个方面提供重要作用，一是引进新的利益主体，比如说外资和在市场上有利益的中国企业，它是新的利益主体，它会推进，得利的利益主体多了有利于改革。二是开放引进制度信息，使得你有更完善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信息，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信息，你可以做的更好点。　　

特区很重要，试点很重要，试点就是在这两方面如何克服利益障碍和如何获得各个部门各种制度相互关系的一些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你获得这些信息可以指导全局。区域竞争很重要，可以带来相互的借鉴，可以使改革在各个区域领域，在地理面积上使得全国的改革推向前进。　

政策思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