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教授通过三个关于灾难的故事展开本期话题：“311海啸”中的大川小学、1918年流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苏芬战争，并推荐了三本关于这些灾难的相关书籍：《巨浪下的小学》、《大流感》、《剧变》。

“311海啸”中的大川小学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最大爬高40.1米的海啸。地震引发核泄漏和其它灾害，导致大规模的地方机能瘫痪和经济活动停止，东北地方部分城市更遭受毁灭性破坏，是日本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日本宫城县大川小学共108名学生，在这次海啸中有74名学生遇难，11名在校老师中10名遇难。在海啸快要到来的时候，校领导没有及时带领孩子上山避难，反而拿着一本救灾手册茫然失措，最终错失良机，酿成悲剧。灾难过后，家长提起诉讼，仙台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宫城县政府应赔偿罹难学童家属14.3亿日圆。这是因防灾对策不周全而要求赔偿的首例判决。

何帆教授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在现有认知模式下存在缺陷。在灾难刚刚爆发时，人们往往会低估风险。在大川小学的案例中，孩子们都知道跟老师说，赶紧上山吧，但老师只是让他们原地不动。村里的妇女跟村长说，赶紧上山吧，村长反而说没事。这说明，等到风险来临时，经验救不了你，组织也救不了你，最好的办法是相信直觉，基于生存的本能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直觉往往要好于男人的直觉，因为她们相比男性而言，更少受到面子、尊严等外在因素的干扰。

“在灾难爆发的时候，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

何帆教授还提到，要学会在两种模式下灵活转换：正常模式、灾难模式。在正常模式下，就要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以便应对可能会发生的系统性风险。何帆教授举例，森林火灾发生时，能够防范火焰蔓延的办法是先放一把火，形成隔离带，这就是通过容忍小的风险，从而避免发生大的风险。何帆教授指出，这和金融投资中“锁定损失，放飞受益“的观点是一致的。

1918年大流感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间爆发了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疫情。全世界5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17亿人）。大约5000万甚至更多人口死亡，其全球平均致死率为2.5%-5%，远高于一般流感的0.1%。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事件之一。大流感出现三波疫情：第一波温和，第二波死亡率最高，且青年人死亡率比老年人高。

何帆教授认为人们应该学会敬畏“流感病毒”，它是一个试金石，专治傲慢与偏见。流感病毒不会按人类的牌理出牌。他举了旧金山为例。当时，旧金山的防疫工作做得最好：防范意识强、领导执行力强，民众高度重视。第二波疫情旧金山受到的冲击较小。就在他们认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疫情时，第三波疫情又来了，这次旧金山的运气就很差，最后，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病毒的历史比人类更悠久，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已经和人类共存。何帆教授介绍了医学界在研究免疫系统的时候得出的两个假说。

一是卫生假说：如果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生活在无菌环境中，反而更容易得病，生活环境不那么卫生的孩子免疫力更强。

二是老朋友假说：体内的免疫系统不是因为小时候得病产生抗体，而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产生的。

经过这次新冠疫情，每个人都需要反思。何帆教授提到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

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何帆教授认为，新发流行病将不断爆发，我们要做好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准备。新冠疫情的本质是一次外部打击，而外部打击对经济的冲击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出现次生危机，疫情过去后，经济恢复会很快。

风险和机遇共存，*就是坏消息，坏消息也是*。何帆教授认为，未来我们将会遇到全球化退潮，进口替代则是未来最好做的生意。未来的企业运营将从效率至上原则转变为效率与安全兼顾原则。在外部冲击下，会出现很多鲤鱼跳龙门的情况，换句话说，此次疫情会促成很多新的行业的崛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国模式并非万能，目前来看，网格化管理没有完善，未来社区层面的协作、社区电商等会萌芽。

芬兰和苏联的战争

美国科学家戴蒙德的新作《剧变》的主题是无论个人、国家在经济剧变后会发生什么改变。

1939年10月，苏联向芬兰提出两项要求，苏芬两国在卡累阿地峡的边界必须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苏联在芬兰南部靠近赫尔辛基的地方建立海军基地，并要求芬兰割让位于芬兰湾的一些小岛。芬兰拒绝了。芬兰的考虑是：苏联可能会得寸进尺；苏联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其它欧洲国家会制止苏联。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轰炸的第一晚，芬兰的平民伤亡人数便达到其在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10%。在随后的冬季战争中，虽然芬兰军队作战勇敢，但毕竟寡不敌众，伤亡惨重。1940年3月，芬兰不得不接受苏联更苛刻的条件。

二战之后芬兰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芬兰认识到，冬季战争不打不行，也不得不求和，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一个小国，苏联是一个大国，而且地缘政治是不会改变的，于是，芬兰努力赢得苏联的信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东西阵营之间的中间人。

正如《剧变》这本书所表达的，有的人（或国家）从危机中崛起，有人（或国家）却在危机中灭亡。

何帆教授强调了在应对危机的时候，灵活性的重要性。不管是影响国家危机结果还是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灵活性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以芬兰为例，芬兰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放弃过去的策略，接受新的策略，但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国民的凝聚力。何帆教授讲到，成功应对危机的个人和国家都是知道如何让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马赛克”共存的。

“过去和未来“马赛克”共存。”

最后，何帆教授借用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施耐德（Timothy Snyder）关于生存法则的一句话结束了本期精彩的分享“老友是你能依赖的最后依靠，而结交新朋友，则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