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点 |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樊纲: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最坏的结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2021-01-22 11:45 浏览量: 3805

编者按

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突如其来的震荡。疫情肆虐,股市跌宕,产业停摆,全球脱钩……

2021年初,虽然疫情仍然还是影响世界恢复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动荡又分裂的表象下,总有一些力量让世界仍然充满活力。

全球产业链在断裂,垂直多元的产业链集群却在重构;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遇挫,数字化生产模式却在演进;全球贸易也从一个单级世界,向多级世界转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不再有完全独立的生存,分裂随时伴生着重构。

中国疫情控制的彻底,产业体系的完整性,让其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迅速恢复,但是2021年仍然要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全球局势,和内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何看待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腾讯财经对话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与我们一起展望2021。

对话实录

腾讯财经:

2020年年底的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产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可喜的是经济在复苏,担忧在于,全球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即便中国的疫情可控,但全球疫情没有结束单个地域就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在这种喜忧参半的形势下,您怎么看2021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樊纲:

目前的情况还看不太清,首先因为疫情看不清,这是最基本的。虽说疫苗已经问世,但是否能完全抑制住疫情还不知道。疫情不明朗,全世界的复工复产就不明朗。中国国内因为比较完全彻底地控制住了疫情,所以在全世界不确定当中,中国是相对确定的。

  

疫情确定了,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就比较确定一点,虽然最近又有新发疫情病例,只要我们总体上能够彻底控制住,2021年天气转暖以后,中国的复工复产,经济增长还是基本确定的。

  

在世界不确定的情况下。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出口高涨,有的月度的贸易顺差甚至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月度贸易顺差达到了1981年以来是最高值。集装箱一箱难求,运费涨了三倍以上,中欧班列在边境堵车等等,这些都说明只要我们复工复产,国外复工复产还不能实现的话,很多世界的需求会转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的增长是一个推动。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也是一个教训,疫情是头等大事,把疫情控制住,其他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中国国内确实得益于此,所以我对宏观形势是比较乐观的,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没有那么悲观。

腾讯财经:

您觉得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反弹的主要动力是什么?面临的核心风险又是什么?

樊纲:

外贸无疑是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引擎,它第一轮拉动生产,第二轮拉动投资。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生产上升之后,甚至过去过剩的东西都不过剩了,都变成短缺了。然后就会引起投资,包括外资的投资。虽然外国在说要跟中国脱钩,要去中国化,但是当看到中国发展前景很稳定的时候,更多的外资会进来。

国内一直苦于消费不足,现在大家都在提需求侧改革,扩大内需,总会比过去好一点。现在国内也在做一些事情,包括调整收入分配,创造更多的消费方式等。如果各级政府都不搞去低端化,你把各种消费形势都发展起来,好好管理,包括夜市,旅游等,国人消费潜力会逐步提高。毕竟人均总收入到了1万美元以上了。2021年天气好转以后,如果疫情进一步控制住,加上疫苗面世,旅游、国际交通复苏,消费不会比2020年更低。

  

消费的增长,出口的增长都会带动投资的增长。包括政府的投入还在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风险是永远都有的,防范风险是好事。下一阶段真正的风险是国际金融风险,国际金融的动荡,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简单地说,如果一些国家因债务膨胀导致金融危机,会对我们造成冲击。美元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很快的话对我们也会是一个冲击,虽然目前在人民币一个劲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还这么高涨,说明了中国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从国内来讲要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保持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平衡,供求的基本平衡。正常的风险永远是存在的。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得完全无风险去做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增长。

腾讯财经:

收入是消费的内生动力,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而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是否疫情造成的失业使2020年的消费不足呢?

樊纲:

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要增加收入,就得增加就业,怎么增加就业,要扩大消费。这是一个共同发展的事情。

 

所谓的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是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不能增长得快一点。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比较高,挣的那点钱更多花费到孩子教育、基本生活消费上了。

  

这几年,第一是农民工的收入这些年增长的比较快,是有利于消费增长的。第二就是社会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了。需求侧的改革,恐怕要从减税的角度做得更多一点,降低税费来促进消费。

  

至于说到失业,我有些不同观点。第一,疫情这么严重,经济下滑这么多,一定会有很多失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怎么看待失业,现在的失业主要还是农民工的失业。但他有一块保障是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现在很多地方即使给农民城里的户口,仍然允许农民保留农村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对的。

 

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就业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自由职业者。比如网络电商、网红带货等。我们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新的就业形式,同时去积极鼓励大家,通过这些新的就业形式来克服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一些困难。

腾讯财经:

关于投资,政策导向塑造了未来的产业形态,但是投资者又有自己的市场化判断,2021年政策导向与投资者期望的市场化领域之间有没有差异性?

樊纲:

肯定是有差异的。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政府鼓励投什么千万不能投,因为政策导向的领域,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方政府一窝蜂,之后一定是过剩。反倒是市场能发现真正的价值,但市场也会过热,因为市场导向一个风口,大家也会一窝蜂,也会过剩,会形成泡沫。

  

当然了,所谓政策性投资,有些大趋势大家也能看得见,比如现在要搞新能源,肯定有很多机会在里面。

  

要防止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盲目投资。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科技烂尾楼”现象。说明高科技投资也是有风险的。

 

还有一类,政策是不鼓励的,但是仍然有人在投的,而且仍然有回报。比如说房地产,你不希望它过热,但还不断有需求在那里。如果不是在那种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回报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投资最终是要投资者自己去判断、去分析的,去看大势,看整个市场的情况,然后再结合局部的一些特点来做具体的分析。

  

这个也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特别是创新的投资,创新市场是企业和科学工作者们,技术人员们去探索,去冒险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先知先觉的过程。所以投资者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认真分析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腾讯财经:

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增长了2%,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增长,有预测增幅会达到8%或更高。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稳妥的财政政策该是什么样的?

樊纲:

财政政策一个基本的逻辑是,第一要保持民生,要托底,要使得公共服务能够到位。特别是像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财政支出。我们政府把疫情全部花费包下来了。对低收入阶层,对于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还是挺大的。托底疏困,是财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基本的职能。

 

然后就是一些弥补需求不足的功能。所谓扩大投资,政府多做点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弥补总需求不足的一种做法。然后说到底,边界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你的债务率有多高,这种困难时期债务率应该上升一点,等到好的时候再把债务率降下来,这个时候一定是债务率高一点。我们目前的财政债务总的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

 

债务率有所提升,但是不要升得太高,适当保持一定的平衡,又要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财政政策的职能。应该说中国做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上半年支撑经济增长起到很大作用。

  

后面的疏困,政府的资金能够到位,应该说还是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财政的整个状况,我们的赤字率也不是特别高,我们的债务率也没有像其他国家升得那么高,相比美国与欧洲,中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

腾讯财经:

近期企业信用债违约事件不断发生,受到华晨、永煤等信用违约的冲击市场紧张情绪蔓延。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较为集中的违约潮,一次是2015-2016年,一次是2018年-2019年。一般宏观经济下行,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等因素存在会造成企业信用债违约。2020年10月份之后出现的违约潮和上两次的背景有无不同?这一轮债务违约对于经济和流动性的影响如何?

樊纲:

按照整个规模来讲,它占的比重也不能说是大规模违约,这是第一。

  

第二,该捅破的就得捅破。你老不捅破,大家都没有风险意识,大家想着反正有政府托底,有刚性兑付,就会缺乏风险意识,总是认为不是问题,反正政府保着我,大而不倒,大家都不去承担风险,那大家就都有风险。都去盲目扩张,狮子大开口,能借就借,能融资就融资,谁都不考虑风险,那这个经济才有问题。出现一些的违约,给大家一些教训,我觉得是好事。

  

我们自己老不让它破,大家对风险意识就比较弱。该破就得破,该教训就得教训。一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的成熟也要随着有些违约事件的发生而逐步完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发现漏洞,才能去修补这些监管体制上的漏洞。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就该破一些了,说了多年的刚性兑付,只有有了这些违约,大家才能真正的重视。

腾讯财经:

2020年,全球出现了脱钩、逆全球化的现象,全球产业链也在断裂。2021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全球化还会继续吗,拜登上台之后,您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看的?

樊纲:

最近拜登说了他上台以后要修复和盟友的关系,要建立联盟来制裁中国。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转变或者缓解。这是必然的,必然什么意思?没法在短期内解决,缓和。我们重人均GDP,美国看GDP总量,美国的基本逻辑是,你总量比我大了,你的3%的军费开支就比我大,你的4%世界援助款就比我大,号召力就大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要遏制你。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再好好增长十年、二十年,美国一看遏制不住你了,才能开始谈合作,目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缓解。拜登上台可能做法不太一样,关税也许会搁置一下。但技术封锁、断供、脱钩这些特朗普打开的政策,拜登应该也不会取消。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美国基本的方向,基本的战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不要做这种幻想。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是一个必然。目前能做的是避免最坏的结果,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继续增长,最坏的结果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有15次新兴大国的超越,引发了12次与既有大国的热战,那是最坏的结果。

  

现在的情况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它对我们贸易战、技术战,我们增长放慢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增长,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经过40年的学习,我们的很多产业到了前沿,有了科研的实力,尽管我们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假以时日我们可以逐步去改善。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你指望没有中美摩擦,现在不可能了。

  

现有的强国对新兴经济体用非经济的手段加以打压,加以遏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正常阶段。怎么渡过这个阶段,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我们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井。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可能跟成功的走出被遏制的状况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所谓崛起。

编辑:精卫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如有侵权请电话联系1381099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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