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上世纪70年代，萨金特与卢卡斯、巴洛和华莱士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这给当时西方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当头一棒，并指出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遭到了凯恩斯派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批判。如今，该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思想，萨金特也跻身全球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列。

201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在场的青年学子上了一堂宏观经济学“串讲课”，临别时告诉他们要重视自身的潜力。“正如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青年人在努力推动经济学的发展”。萨金特回应宏观经济学模型滥用的质疑时指出,“我的同龄人对此感到害怕，甚至有些倚老卖老。”他没有与保罗·罗默站在同一阵营去质疑经济学的“数学性”，而是选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学者的学术创造。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吸引着萨金特驻扎下来深入研究。2017年，萨金特教授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担任“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他认为，“这样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最新的动态，可以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的误解”。

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专访时，萨金特展现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他认为中国对数字人民币的试验是一件“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情”，因为“它非常‘民主’”和‘平等’，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复杂的、直到目前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在一次论坛活动中您指出，中国或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地位却与中国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未来发展？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大或最强的经济体实则并非其货币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经济体。例如，曾经，在美国的GDP已经大大超过英国之后，英镑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比如，在1700年代初期，阿姆斯特丹的货币成为了主流国际货币，但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经济规模相对于其邻国经济体还相对较小。哪种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不仅部分受政府决策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银行家和私营企业主的决定，以及他们选择如何签订合同和他们选择在哪些司法管辖区执行合同。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100年后可能会出现另一种世界货币。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英国的经济已不再强大，但英镑依然保持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然后慢慢下滑，最终被美元取代。那么美元会不会也是一样的命运？取代它的将会是哪种货币？或者是否会出现新的权重货币（例如黄金+特别提款权）？

托马斯·萨金特：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想说我并不知道——也许这会是一个惊喜，而惊喜很难或不可能预测。它可能是某种数字货币——实际上根本不是纸质的，而是一种所有公民都可以访问的复杂电子账本。它将部分取决于技术，但不仅仅是电子技术，也包含“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以建立可持续的法规，并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无风险性。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区块链会使各国央行变成更好的管理者。这次冬奥会中国正在大力的推广数字人民币，你怎么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央行进入了数字货币的领域？另外，您认为各国央行对待像比特币这样的私人加密货币的态度，哪一种更为可取？是像中国一样对其取缔，还是像印度一样通过30%的交易税来管理它，还是像日本一样应该大力鼓励它？

托马斯·萨金特：又是一个好问题！中国对数字人民币的试验是一件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情。在我看来，它非常“民主”和“平等”，因为它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复杂的、直到目前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您觉得这一次新冠疫情带给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政府的功能，是社会的变化（比如不平等），还是全球协作的变化？

托马斯·萨金特：变化包括你所说的以上所有以及更多，比如对生物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安排研究的巨大冲动。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高科技公司通过线上开会的方式来实现居家办公。奇怪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科学和学术工作的“全球化”。新冠疫情期间，我在中国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参加了许多很棒的在线会议，这些会议让我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和新认识。

（金颖琦对本文有突出贡献）

转自：北大金融评论杂志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