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年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了54倍多，目前已超4亿人，大约1.4亿个家庭。从规模看，我国无疑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从比例来看，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不到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0%至75%的水平，离橄榄型分配结构尚有较大差距。

“我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歌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问题，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此前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

放眼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美国为例，分析1978-2015年间的美国经济数据会发现，收入处于后50%的美国人的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处于前10%的富裕的美国人收入年均增速则达到了2.1%。”刘俏表示，“换言之，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并没有从增长中受益。这加剧了群体的极化（Polarization）和对立，也是当前很多问题以及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底层根源。”

缩小城乡差距，

首先要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刘俏表示，按照“库兹涅茨曲线”所言，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着人均GDP增长，基尼系数会先上升，然后逐渐下降。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相关数据却呈现“正U形”关系。换言之，基尼系数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提升而下降。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比较高的阶段，这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个较大的问题。未来讨论高质量增长、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加以关注。

刘俏认为，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6倍，在西部地区则达到了2.66倍。大量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非常低，财产性收入占比更低。“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要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刘俏表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均衡发展所需要思考的最大的问题。”

谈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底层原因，刘俏分析说，一方面，是由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低。2020年数据显示，农业占用了我国24%的就业人口，却只贡献了7.7%的GDP。刘俏预测，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农业在GDP中的占比或下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或下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有18%的人口将需要跨行业转移，以当前全国7.5亿就业人口计算，未来十几年时间里，约有1.35亿农业就业人口需要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转移。

对于如何缩小农村就业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差距，刘俏认为，要通过乡村振兴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投入，大力提升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化。同时，让农村用地能够真正流转，这一方面可提升农业的TFP，另一方面可提升农村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将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此外，有关研究也表明，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投资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GDP）和TFP增长率之间呈现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在刘俏看来，如果要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方法，就需要对“三农”进行大量的投资，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率。

大力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

刘俏强调，未来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和长租公寓等建设，真正推动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和程度。如前所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非常低，他们的有效工作时间、收入来源、发展机会跟城市居民不一样，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也是不对等的。这是实现包容性增长、推进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刘俏表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测算人口适合度指数，尽管相比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分布情况并不理想，光华思想力课题组在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我国69%的城市人口规模适合度小于0.5， 87%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小于最优规模，还有超10%的城市人口规模比理想规模偏大。可想而知，如果城市人口不足，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新兴产业也很难涌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

“让农民工、城市灵活就业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真正转变为新市民，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关键，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路径。”刘俏表示，“在未来一定要让更多的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真正让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得更加适宜。”

谈及具体的政策建议，刘俏表示，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当前，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缴纳公积金困难，因此也享受不到对等的公共服务，需要把他们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

此外，全国范围内公积金每年大概有8000亿到1万亿的资金结余，可由公积金中心来引导，大规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或长租公寓，针对不同的新市民群体给予不同需求的供给，让每年超过1300多万的新市民能够在城市住下来。当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的流入，其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都将会得到提升。从新市民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住下来，他们的消费能力、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有所提升，这是解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的重要途径。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

刘俏表示，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在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财政政策还有巨大的实施空间，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在他看来，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只要公共债务的利率小于GDP增长速度（r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对提升公共债务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特别担心国家债务快速增长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去解决急需解决的节点问题和关键问题时，总会有所顾虑。对此，刘俏认为，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需要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行转移支付、去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变得比较谨慎，这或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刘俏表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远大于GDP，拥有实施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虽然，在分析过去三十年全球爆发的所有金融危机后，发现Kindelberger-Minsky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证证据支持——一个经济体在过去三年经历债务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未来三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45%。但是，这一结论对于那些政策空间较大的国家（整体价值远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样情况下，这些危机爆发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换言之，即使我国在过去三年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远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

因此，刘俏认为，只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资金，并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就可引导经济社会正向良性发展，而这对危机的爆发是有遏制作用的。

正是考虑到我国还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空间，刘俏表示，未来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 ，比如，可大规模向其发放消费券，甚至现金。这对于从中长期维度来推进包容性增长，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想，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未来可以更加积极地服务于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这样的目标。”刘俏表示。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