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波，湖南汨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在日学习生活期间，一直长期致力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工作，在过去十多年中他先后担任细菌战、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无差别大轰炸等在日本各地审理的20多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翻译工作。并协助原告日方代理律师调查取证、多次参加民间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对日索赔的学术文章。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史的全程见证者、参与者和研究者，张剑波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

   本报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相关问题电话采访了在日本的张建波博士。

 中国经营报：你是如何参与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工作中来的？

 张剑波：我是1984年到日本学习。1987年，日本花冈市邀请当年花冈矿山强掳劳工的代表前往花冈参观和交流。我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翻译工作。后来10年之后，1995年，中国民间就花冈矿山强制押送事件向日本提出索赔诉讼时，我正式加入到对日民间索赔的工作中来。“花冈索赔”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此后的十多年中，便陆续参与了国内组织的各个对日民间索赔案。

中国经营报：从1995年开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案不断增加。这十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剑波：外国人在日本的裁判所提起的与日本的战争犯罪有关的诉讼最早是在1990年，但早期主要是韩国、欧美国家及其他亚洲国家。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最早是1995年，迄今为止有近三十起诉讼。

在日本的裁判所分地方裁判所、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三级，目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大都打到最高级的最高裁判所。从判决结果来看，虽然有少数地方裁判所和高等裁判所判决中国受害者胜诉，但绝大部分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则都是中国受害者败诉。

如果仅仅是从判决的胜诉与败诉的最终结果看的话，这种战后索赔诉讼似乎是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分析诉讼的过程、判决书的具体内容及诉讼带来的影响，就能知道，战后索赔诉讼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首先，从对日索赔的总体脉络来看，日本的裁判所最初根本不受理。但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日本的裁判所不得不受理。开始受理后，裁判所的审理也不是很详细，判决的内容也属于应付性型的。后来经过受害者和支持者们艰苦的法庭斗争，使得日本社会中最顽固和最保守势力之一的裁判官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审理越来越认真，对日本战争犯罪事实认定越来越详细。在刘连仁案和西松建设案等少数案件中，日本的地方裁判所和高等裁判所甚至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取得这样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p#分页标题#e#

其二，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判决书对日本当年战争犯罪事实的认定越来越详细，措辞越来越倾向于受害人一方。几乎所有的判决书都对受害人提出来的当年日本的战争犯罪事实做了详细的认定。虽然最终都是判决被害者败诉，但日本司法当局普遍用判决的方式承认当年日本大量战争犯罪事实，这本身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三，后来诸多对日索赔案件审理判决书在最后都会加上一个“附言”。而且附言往往越写越长。开始时附言只有一小段话，后来有的长达两三页。这些附言往往指出日本当年的战争犯罪事实的客观存在及这些犯罪对受害人的伤害极为深重，指出有关方面应当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各级法院没有勇气主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附言里面指出日本政府、国会和企业应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特别是附言部分是对我们寻求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依据，对日本各界也有着重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