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财政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陈共教授，于2021年7月23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我一开始工作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一辈子也都是在这里，算是典型意义上的‘人大人’了。”

名副其实的“人大人”

1948年的秋天，解放战争硝烟弥漫，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腐败。正在东北大学农学院读二年级的陈共再也无法平静地稳坐书斋，他通过秘密通道来到正定的华北大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华北大学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实践的课程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让陈共耳目一新。他像一株雨后春笋，带着一个青年人的激情吸吮新思想的养分。短短四个月的学习，陈共觉得顿开茅塞，对很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基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学习结业后，陈共留校工作。1950年初，华北大学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同志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第一批教员，陈共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作为第一批教员，陈共有幸经历了建校初期的艰难和兴奋。他还记得，转到人民大学的第一件事情是参加建校后第一次招生工作，他被编入由5人组成的辽宁省招生小组。那时，人民大学还没有面向社会招生，是由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推荐，由学校审核报考资格和文化水平择优录取。陈共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1950年初，正值除夕，陈共到锦州招生办完工作后坐火车回沈阳，是在火车上过的春节。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招生，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参与招生的个人，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招生回来后，学校关于开学的有关工作基本就绪，当时苏联专家也陆续到校，陈共被分配到财政系会计教研室任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陈共原来是农学院的学生，对经济学和会计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什么叫“会计”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记账的，学习后才知道会计学的基本原理是借贷关系，而每一笔借贷都是相关联的，是一门复杂而系统的学问。现在居然要在课堂上讲授会计学课程，只能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现学现卖”。教员们先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回来后要整理出自己的讲稿，接着就要登台讲课了。陈共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讲台时出现的尴尬情景。当时，初出茅庐难免有些紧张，又加上刚刚学来的专业知识还不够熟练，当讲到多个账户、多项借贷的时候，讲来讲去，居然把自己都讲迷糊了，这时只好停下来冷静一下，弄明白了再讲。好在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是工作多年的干部，完全谅解青年老师的“窘态”，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给予勉励。不过，事不过三，几次讲授之后，陈共就逐步进入状态，越来越熟练，不断升华，很快成长为教学骨干。

当时，陈共还教授一门“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课程，这门课程是很多干部从事工业建设的“入门课”。通过学习，学生们对企业的整个经济活动有全面的了解并能进行一定的分析。同时，大家也普遍反映这门课通俗易懂、务实管用。这个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国家部委和机关，如天津市委工业部、北京市委、国家监察部以及大专院校也纷纷邀请陈共去讲课。课程最为繁忙的时候，一个星期大概要讲二十几个课时。能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陈共感到无上荣耀和兴奋，从来不讲报酬、不顾劳累，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讲。

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就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教员培养制度。一是邀请苏联专家直接给教员讲课。几乎每个专业都有苏联专家指导和授课。二是举办教员研究生班。陈共也曾在这个学习班学习，在苏联专家的讲授和指导下攻读《资本论》，只半年时间就基本上学通了《资本论》第一卷，并感到受益匪浅。三是举办夜大学。教员们白天讲课，晚上到夜大学系统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奠定了大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1955年，因工作需要，陈共转到财政教研室，由于会计和财政都是财经专业，是相通的，所以这次比较顺利，很快就进入状态。人民大学停办后，陈共和多数员工一起赴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干校结束后回北京，财经专业教员集体安排在北京经济学院工作6年。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教员们遂按原编制集体回归人民大学。陈共重新回到了留恋而熟悉的校园，回到人民大学在新时期创建一流大学的队伍和岗位。

陈共的教学人生是与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一起栉风沐雨、休戚与共的。人民大学为陈共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一方沃土，陈共在人民大学的培育下成长和发展，为人民大学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精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大人”。

财政理论的开拓者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陈共已经在《经济研究》发表了有关财政理论问题的两篇文章，主编出版了两本教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提倡解放思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越来越丰富的改革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如何看待这些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与时俱进，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时期，陈共和教研室同事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获得了社会公认。陈共对财政理论的研究涉及财政理论的广泛领域，诸如资金问题、财政本质、财政职能、财政政策及财税改革等，对许多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陈共对财政理论的研究是从研究资金问题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资金的筹集、安排和使用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陈共依据《资本论》的原理研究了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的区别、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的积累性，特别是明确提出了资金的三性，即物质性、补偿性、增值性。有人质疑这种提法是混淆了资金与资本的根本区别。陈共认为，资金与资本二词是有区别的，即资本是体现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但资金与资本的运行过程又具有共性，即都是投资和经营的“本钱”，资金使用要有相对应的物资，消耗的资金必须得到补偿，运营资金的结果必须获取利润，即增值。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二年（1979年），曾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赤字是资本主义现象，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的。陈共则提出，财政赤字不过是收大于支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只要做好财政、信贷和外汇的综合平衡，就可以避免赤字的危害，而且财政赤字可以是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后来经济发展的现实佐证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财政基础理论问题一向是陈共研究的主题。关于财政本质的讨论，陈共一贯支持当时的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并撰写“关于财政理论坚持唯物史观的几个问题”，澄清了一些疑问，完善了“国家分配论”。陈共认为，前辈引入西方经济学的“publicfinance”这一表述，并译为“财政”，是准确地表达了财政概念的内涵，这体现了前辈的高度智慧。陈共认为，财政自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入经济与政治两种因素，“财”是指财政收支，而“政”是指施政，即指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等财政治理，因而财政是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体，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陈共认为这里的财政就是财政收支及其治理，财政收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财政治理是强化国家治理的支柱。这一论断明确了财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也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升华。

陈共从事财政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60余年，在财政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公认的重要成果，是中国财政理论的主要开拓者，赢得同行们的好评。国家社科院荣誉院士何振一教授对陈共的理论研究曾给予如下的评价：“陈共教授有三‘勇’，第一个是勇于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为真，不管这个官怎么说，只要认为是不对，都敢于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他敢于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总是能做出前瞻性课题，而不是政府提出什么改革就跟着，能够做出创新性成果。第三，在学术观点上坚持真理，发现新的勇于吸纳，来丰富这些成果，这是研究工作很重要的品格。”

为财政学科开拓耕耘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可谓“百废待兴”，首要的是重建学科的问题。学生已经进校了，然而教员对本身的专业已经荒废多年，因而重建学科的迫切问题又是面对进校学生的讲课问题。好在本科生的专业课排在后面，但研究生的专业课必须马上开课。在这种情况下，黄达、陈共等人组成五人讲课小组，采取有系统又分段的讲课方式，每个人讲授本人最熟悉的部分。这次讲课的讲稿经黄达整理修改后，作为《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出版。该书既是专著，也是教材，出版后引起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高度评价，曾获1987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并为财政金融学科的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陈共早在1954年和1964年先后主编《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和《财政学》，这两本教材都是新中国财政学科公开出版的最早一批高校教材。1981年，由陈共主编的《财政学教程》获1987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其他论文和著作曾获多项省部级奖项。

陈共认为，教书为主、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是教员的天职，认为为国家建设培养大批人才是人生一大幸事。“教员科研成果必须体现在教学上，做政府的智库和社会活动家不是教员的主要本职，学生和教学应该永远是第一位的，若不然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和培养合格人才？”陈共在1978年至1987年的十年间，担任原财政系副主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精心制定教学方案，合理安排课程体系，注重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尽可能满足高考恢复初期进校的大批社会青年炽热求知的渴望。陈共曾甘愿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付出了大量精力，而他却谦虚地说：“这是不能用什么指标来表达的，只能说是尽心尽力了。”

1998年，陈共承担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财政专业系列课程及其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项目，先后邀请7所院校30余人参与这项研究，主要是对财政专业大学本科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2000年送交国家教委，对财政学专业的建设与改革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陈共认为，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编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结合中国实际的教材。陈共对《财政学》教材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国家教委确定财经类专业设置10门专业核心课程，并审定了教学大纲，由教委委托主编编写教材，国家教委选定陈共主编“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财政学》。该教材与时俱进，常改常新，如今已经出版至第九版，总发行量达160余万册。

谈起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代财政学家，财政部财科所的一位博士生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这一辈年轻人，好多在大学里读的都是陈共教授主编的《财政学》，我读本科时学的是第三版，读硕士用的是第四版。我有好几位老师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大学里读的也是陈共教授的《财政学》。”中央财经大学姜维壮教授赋诗表彰陈共的教学人生：“勤奋几十载，为国育栋梁，桃李满天下，德才共辉煌”。

在陈共耄耋之年，国家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授予他“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既是对他个人学术贡献的肯定，也是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科专业建设与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致敬。

从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专门训练的年轻学子，成长为新中国财政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共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学生，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和学校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毕生精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本文来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公众号，原文标题为《师者丨陈共：栉风沐雨深耕学术沃土》，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