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7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光明日报》推出了“光明学人”整版报道《财政弘道人——追忆陈共教授》。

大家

陈共（1927.4.8—2021.7.23），辽宁盖州人。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财政学科的重要奠基人。1947年9月，进入东北大学农学院学习。1948年11月，赴解放区正定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3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1972年11月至1978年8月在北京经济学院工作，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先后任财政系副主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主编的《财政学》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学人自述

编写过教材的教员才可能真正知道，编写教材是一项艰辛的系统工程，或者用一句普通的话来形容，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教材要求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不是一本论文集或一本专著可以代替的。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又要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面向采用教材的众多教员，面向渴求真知的广大学员，心怀一个教员的责任感写出能让社会认可的教材，岂不难哉！应当指出，要编写一本好教材，不是一位主编及其团队所能做到的，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学科创新工程，搭建学科创新平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学科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的积极性，各方齐心合力，集腋成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我们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财政学界将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一定能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作出贡献。我作为财政学界的一员老者，殷切期望财政学界的诸多青年精英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新年贺词中的金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摘自2020年陈共为《财政学》第十版撰写的序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

▲陈共和本文作者安体富（左一）

经济学家黄达（右一）合影

▲陈共主编的各版本的财政学教材

7月23日，陈共先生溘然长逝，我很悲痛。60多年前，陈共先生引领我走上了从教之路，此后我们一直共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的一生，我想“财政弘道人”这句话较为恰当：弘研究之道，弘教学之道，弘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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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之初，陈共先生被分配到财政系会计教研室当教员。不久之后，他脱产半年参加研究生班学习，这对他的教员生涯影响深远，他说，“半年学习，得以严格而系统地学习和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又通过夜大学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从事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初步的理论基础”。那时，他讲授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三门课程。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厂矿实习，有较多机会到基层调查研究，因此比较熟悉微观经济活动和信息，后来，与人合作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教科书。他对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相当精通，除了在本校授课外，还受邀到校外作报告。由于他的讲解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大家欢迎，他曾“红”遍京津地区。1956年，陈共先生转调到财政系财政教研室工作，重新开始一门新的课程和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其间，他曾到当时的国家计委综合司综合处工作半年，半年的时间虽短，但对他此后的财政学教学和研究却大有裨益。如果说讲授会计课程使其打下了微观经济研究的基础，那么到国家计委工作的这半年，广泛接触宏观经济信息，让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形成了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研究财政理论问题和讲授财政学的基本思路。

我是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大学的。我那届之前，人民大学财政系只招调干生，从我那届开始才招青年学生。1960年我临近毕业时，财政系要编写财政学教材，教材包括预算、企业财务、银行等内容，需要深入了解实际。于是陈共先生组织师生到天津调研，我是其中一员。调查回来后，我写了一章《人民公社财务（初稿）》，陈共先生看了后觉得很不错，作出让我留校的决定。当时，我愿意到边疆工作，没想到33个毕业的同学，就我一个人留校。这一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也就与中国人民大学、与财政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与陈共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处时光。留校以后，他很关心我的生活，有时候粮票不够，还送点粮票给我。

陈共先生把我领上了学术的道路，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研究。我留校前后那段时间，正是财政学界力图冲破苏联财政理论束缚的时期，财政学界就财政的理论与本质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陈共先生并不贸然发表意见，在我留校以后有半年的时间，带着我一起攻读《资本论》，每周抽出两个半天学习，从第一卷到第三卷，重点研读第二卷。陈共先生认为，《资本论》全篇都应看作财政学的理论基础，而其中的价值理论、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部分，更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他正是根据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自己的财政学体系，论述了财政本质、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资金理论、财政经济效益、综合平衡和财政调控等基本理论问题。

陈共先生这种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对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专业的学风产生了持久影响，也造就了一大批财政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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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先生是新中国财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

财政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以什么样的理论指导财政，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影响政府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不同时期，财政发挥的作用不同，相关的理论也会不同，由此需要不断创新财政理论并指导实践。作为与新中国建设同步的财政研究者，陈共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吸收新思想，在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财政理论体系，对财政本质、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财政平衡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深刻的论述。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者创立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包括财政起源论和财政本质论，陈共先生是其代表人物之一。陈共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深入系统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依据和内涵，指出“财政不是一般的分配，而是在国家集中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即以国家为主导方面）的分配关系”，正确揭示出财政的本质，这也正是国家分配论的核心观点。

陈共先生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他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密切关系。财政是一个分配问题，分配的对象是生产过程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价值。社会产品脱离生产过程以后，必须经过价值分配与商品交换相互交叉的实现过程，因而财政分配与商品交换是紧密联系的。财政又是生产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的中介，最终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因此他主张，必须从社会再生产出发，即从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统一、各个分配环节的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来研究财政问题。

陈共先生是社会公共需要论的创建者。他在论述社会公共需要论时首先分析了马克思的“一般的社会需要”概念：“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需要，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陈共先生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用社会公共需要来表达“一般的社会需要”显然更为确切。这表明，“社会公共需要”概念的理论依据是马克界的“一般的社会需要”概念。他对社会公共需要进行了科学界定，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五大基本特征；内容和层次；历史性和特殊性等。陈共先生还详细分析了公共需要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公共物品与公共需要是财政学的两个基础性概念，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公共物品是从供给方面表达的，公共需要则是从需求方面表达的。而我们这里是研究财政学的，需要说明，提供公共物品是所有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的职责，而财政部门并不直接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为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提供经费和资金，再通过各机关和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最终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此，公共需要概念对于财政学更为确切和实用。显然，社会公共需要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财政学理论。

如何对待财政学界的各个学派？陈共先生的观点是，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探讨财政的内涵和外延，各种学说不是相互排斥的，有差异也有公共点，所以主张学术争鸣的作用在于相互探讨，彼此吸收，共同推动学术繁荣。他提出，财政是一个分配问题，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分配的对象是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分配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这样，他将“国家分配论”“剩余产品论”“公共需要论”结合，把不同观点的精华都吸收过来，不断推动学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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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先生是新中国财政学主要的教材开拓者。

教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生命源泉，没有好的教材就无法实现教书育人的责任，也无法指引学术研究的方向。在新中国几次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陈共先生都拿出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专业性的《财政学》教材，为国内财政学界所普遍采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财政教学计划听苏联专家安排，教材也用苏联教材。教师们普遍感觉苏联教材与中国财政实践不符合，那时候就是采取“两张皮”的做法，把苏联的教材讲完了，再结合中国的情况介绍一下。陈共先生在1954年和1964年先后主编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和《财政学（初稿）》，这两本书都是新中国财政学科最早公开出版的一批高校教材，是财政学教材的开山之作，受到那个时代学界的广泛欢迎和使用。

陈共先生参与了黄达主编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一书，该书包括货币、资金、财政、金融和综合平衡等五篇，由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和韩英杰分别执笔，最后由黄达统稿。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探讨客观规律性问题，是把财政、金融、财务等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从各个有关范畴的相互联系之中把握问题。该书的出版引起经济学界的轰动，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高度评价，荣获1988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后，为满足财政专业教学需要，1985年陈共先生主编了《财政学教程》一书，该书获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被誉为“一部别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教材”，被国内众多知名高校经管院系广泛使用。1990年，陈共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出版了财经类专业核心课《财政学》教材。1998年，《财政学》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行，并成为“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之后，陈共先生多次修订教材，与时俱进，常改常新，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统计，已印制230多万册，发行量在同类教材中遥遥领先，超过600所高校使用过此教材。2021年，《财政学》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多年来，已有无数学子从捧读这本《财政学》开始，踏入财经科学殿堂，逐步成长为在财经理论及实务界卓有建树的人才。这本教材经过数次修订，至今依然是广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财经理论知识读本。

陈共先生主编的《财政学》教材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用唯物辩证法对一些基本财政问题进行分析。他自己也讲，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这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而不迷信西方，走中国的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陈共先生为后来者探索了一个正确方向。

2020年，陈共先生将《财政学》更新至第十版，那年他已是94岁高龄。在出版序言里，陈共先生表明心迹：“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又要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面向采用教材的众多教员，面向渴求真知的广大学员，心怀一个教员的责任感写出能让社会认可的教材，岂不难哉！”在弥留之际，陈共先生仍在关注着我国前沿经济问题与财政学领域的发展动态，嘱托后辈学者“把中国的《财政学》写好”，鼓励年轻学者写出精神、胆量与担当。牢记使命，紧跟前沿，迎难而上，兼容并蓄，陈共先生治学精神从年轻到年老，似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也这是他主编的教材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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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先生是新中国财政学界的领军人物。

陈共先生一生都在不断吸收新思想，并将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与观点。在每个时期，他基本都能做到立在财政研究的潮头，不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政策方面，均能给予及时回应。

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学习而不迷信苏联财政理论，在不断深入了解中国财政实践基础上，反思苏联理论的不足，敢于冲破理论的禁区。那时，“资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才出现的现象，不适用于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造成关于资本的研究裹足不前，这不利于解决财政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陈共先生用“资金”作为“资本”的替代词，在1963年发表学术论文《关于流动资金概念的几个问题》，以对“资金”的分析为切入口，探讨了资金理论、资金周转和建设资金的筹集问题，批评理论与实践中一些无视经济规律与财政规律的做法。之后，他又发表了多篇论文，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应该说，他是我国最早和最全面论述资金的实质、特征、资金运动中的范畴和把资金纳入财政学研究范畴的学者之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才真正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对于陈共先生这一代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学者来说，新思想的涌入，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场对自身的革命。他一方面吸收新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坚持真理不动摇。1979年出现赤字的时候，陈共先生对什么情况下赤字有利、什么情况下赤字不利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1979年在大好形势下出现赤字，不能完全否认赤字的积极作用，提出财政赤字也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观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他为此受到过批判和围攻。再比如，关于资金的问题，资金和物资，资金和货币，它们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资金的增值问题，在当时是很忌讳的。陈共先生当时提出这些观点很不容易，他用马克思研究资本运转的基本方法来研究社会资金，并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我国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多的西方经济思想涌入国内，陈共先生对此仍保持开放、吸收、转化的态度，推动财政学术发展。1998年，我国推出积极财政政策，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来克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陈共先生从大综合平衡观出发，针对1998～2005年间我国应对经济不景气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后期的稳健财政政策，先后撰写了17篇论文或讲稿，包括了理论阐释、效应追踪、政策前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理论高度总结了我国运用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为我国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新论断把财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引发了财政学界关于财政本质和职能的广泛讨论，已是耄耋之年的陈共先生仍没停止学习和思考，先后发表《财政学对象的重新思考》《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等文章，对财政本质与财政学建设方向提出独到观点，这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仰。

陈共先生为新中国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同人们的共识。他一直自谦：“我这一辈子，说实在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在学术方面也不能说没有点成就，但主要还是个教员。”他就是这样平平实实的一个“教员”，一个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对中国经济学和财政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先生”。

（作者安体富，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首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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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财政弘道人——追忆陈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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