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国网讯】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

3名获奖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阿比吉特·巴纳吉和迈克尔·克雷默是同样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师兄弟”，而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现在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大的社会政策问题划分成更易于管理的几个较小问题，再随机抽取相关人群，借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从而研究因果关系，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有效干预措施是什么？在他们看来，精心设计实验可以找到最好的回答，从而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可靠答案。

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对于此次诺奖评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认为，“这次得奖领域并没有很多理论研究，更多是对现实社会和经济确实有帮助和影响，从这一点来讲委员会的评选标准可能也发生了改变。”

请问您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在什么地方？这一创新可以给人们什么启发？

朱宁：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首先是考虑经世济民，能够对整个社会有所帮助或者有所贡献，第二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前段时间一直没有特别大的贡献和突破。我觉得这次三位经济学家得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您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有什么看法吗？

朱宁：我觉得这是诺奖委员会思路的一个调整，原来发奖比较多的都是理论研究，这次的得奖领域并没有很多理论研究，更多是对现实社会和经济确实有帮助与影响，从这一点来讲委员会的评选标准可能也发生了改变。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目的，一是促进发展，二是保证财富尽可能比较平均地在社会上分配，所以对发展和分配应该给予同等关注。

近20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获奖者中，似乎已经没有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那样的经济学思想巨匠，这反映了经济学发展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朱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大的思想和大的学派的奖项都已经发完了，这个跟物理学奖一样，所以目前获评的更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和技术上的进步。

第二个原因是当代经济学的体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一直有所加大，所以不能真正很好地帮助经济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这次颁奖是针对经济学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大的一个整整体系的思路或者想法。

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除了越南、中国、印度等少数经济体，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经济学者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吗？

朱宁：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一是从整个人类长期增长历史来讲，有些国家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例外而不是共同的例子，所以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国家还不是很明确；二是，在当代，这几个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更好地取得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您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将会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朱宁：一是经济学应该更多地和经济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学渐渐出现一定的数量化和抽象化的趋势，最近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变；二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结合，无论是契约经济，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有关扶贫和社会的研究，我觉得这些是以后经济学发展的大方向。

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什么时候将有机会获得经济学诺奖？

朱宁：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次当然是个例外，原来预测得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论文被引用次数，中国学者毕竟在此前20多年才对主流经济学界有一定贡献，这可能和今年获奖一样，要看整个获奖的标准和评判的程序。对西方经济学会友好很多，这可能在整个过程中还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您觉得诺奖是否有偏向年轻化的趋势？

朱宁：不一定是偏年轻化，但获奖委员会确实会更看重女性研究。

您认为今年获奖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启示？

朱宁：主要有两个方面。中国在脱贫攻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能形成更系统性、理论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阶段提升的方面。另外一点，对于扶贫工作而言，如何更多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以个人激励作为标准，而不是依靠大规模撒胡椒面，这种思路也颇具有启发意义。

编辑：采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