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的概念跟过去相比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抓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的要点，不要用‘小’的一些东西影响‘大’的选择，也就是实施抓‘大’政策。”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以视频方式参与2021上海金融中心发展论坛

提要

金融中心的概念跟过去相比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抓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的要点，不要用“小”的一些东西影响“大”的选择，也就是实施抓“大”政策。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需要资金大量地流进流出，另一方面要求资金筹集主体既包括国内的也要涵盖国际的。实现资金的流进流出需要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然而，资本账户建设目标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在资本账户中抓住一些最主要的项目，特别地应该把握好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可兑换。另外，让国内及国际投资者认可和接受的核心内容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保护投资者，所以提升有关准则、提高透明度、提高监管的水平和能力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是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的重要内容。

——周小川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三个议题

文｜周小川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开始算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取得重要进展。2020年，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而2021年不仅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新征程的起始之年。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新的目标、新的动能。8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发展方向。可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路走来、硕果累累，展望未来、前景可期。

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还有很多未解决好的问题，距离期望的国际金融中心也还存在差距。我们需要增加研究与讨论以及推动政策的不断演进与改变，想要把上海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推进很多方面的工作，而且也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推进。前几个月我也参加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咨询委员会会议，龚正市长详细向咨委会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各项工作的推进和未来打算，我认为非常好。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涉及很多议题，我今天挑三个议题跟大家做交流讨论，希望对这次会议有一点有益的输出。

金融中心概念需要新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想讲一下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大家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必须减少过去高密度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以大力推进了远程办公，即通过互联网进行办公、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通过互联网进行开会、通过互联网进行路演。由此看来，金融中心的概念跟过去相比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通常认为金融中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有一些业务，特别是股权资本市场的业务通常需要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进行讨论，这样才能把国际金融中心要办的事办成、办好。由于之前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规律，所以推进金融中心建设非常注重所谓“产业的聚集性”。

但是疫情发生以来，人们不得不保持社交距离，这就被迫产生了很多新的做法。这些做法也导致我们在思考未来金融中心建设时，虽然认为过去的想法不完全对，但是可能也不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先决条件，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探讨。

大家需要认清的是一定要抓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的要点，不要用“小”的一些东西影响“大”的选择，这也就是抓“大”政策，不要被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道理的东西所左右。

资本账户可兑换应当符合现实要求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资金大量地流进流出，还有就是发行人有国内的、有国外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必要的推进条件就是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大概在20多年以前，我记得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就指出要将人民币变成可兑换的货币，然而，后来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波。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演变，2003年中国明确提出要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这件事从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

我觉得要考虑时机是否成熟，需要进行利弊比较，当然也需要讨论如果是可兑换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程度上的可兑换。所谓时机，如果经济发展处于早期，由于监管不成熟，我们看到的是利小于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得成熟后，就表现为利大于弊。利弊分析与每个人的思维、经历、所了解的国际和国内经验及案例有关，不仅和理论思维的框架有关系，也和分析框架有关系，还有也和掌握类比、比较各种素材有关系。

然而，今天不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并不想着重对此作详细说明。只是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中国明确表示在部分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以及全球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条件下，中国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推进全球化。

我们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一种不严谨的讨论现象，就是用一种所谓百分之百全面自由化的可兑换作为靶子，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多问题。

其实，目前全球除了极少数特别小的避税天堂可能有这种全面自由化的模式以外，其他的可兑换西方国家都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对毒品交易等各种不同的考虑，在中国可能还要加上反对跨境赌博等内容。因此，资本账户建设目标从来不是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在资本账户中抓住一些最主要的项目。特别地，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将涉及到国际金融中心，涉及到主要的金融市场，特别地，应该把握好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可兑换。

有的学者和机构在做比较的时候认为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现行管理水平、现行与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多数还处在规划进程中，现行体制一旦实现更大程度的可兑换，我们可能应对不了将会出现的问题。应该说，历来这一类改革都是系统性的转变，不仅要考虑在功能上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同时我们可能需要从理念、规章制度、操作等方面也都有一个系统性的转变。因此，不能用现存的管理框架、现存的管理水平对此进行理解。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可兑换的实质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兑换，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往往与以下三个方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即汇率体制、兑换的体制和交易的汇入汇出。因此，有时候管理只处在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但实际上这三块是密切配合在一起的。这三个环节如果作为价值判断是很困难的，关于这方面的争论非常多。我们想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现实要求的角度出发，这不是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来评价哪种体制好，而是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下，你既然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就是要让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投资机构认可、各种发行实体认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讨论。

目前，无论股权还是债券，我们的金融中心很少有国际上的发行人。应该说国际金融中心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资金，资金有国内的有国际的，流进流出；另一个就是筹资主体，有国内的有国际的。综合以上两方面内容才叫国际金融中心。

资金的流进流出涉及到可兑换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上海很早就尝试过是否应该在A股市场或者说在上海股票市场开辟一个国际板。我觉得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能时机还不太成熟，但是在现在来看这是很有必要做研究和推进的内容。只是说由于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国不是很友善，中国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所以当前还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与此同时，大家也知道关于中概股退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由于“一带一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仍旧很难通过股权进行融资，有时候通过债权融资也是很难的，所以中国应该考虑从这方面开始入手，允许“一带一路”国家相对好的公司来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

我们看到有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跟中国的公司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一现象显示了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需求。

保护好国内外资金筹集主体

第三个想说一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除了涉及到可兑换问题，也会涉及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和透明度、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其中包括语言的选择、监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如果实现国际化的话，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推进，也是对外开放水平很大的推进。之所以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要保证国内的以及国际的投资人、发行人他们的可接受性，所有这些可接受性围绕的核心环节还是保护投资者。

既然是在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首先需要保护相当大量的中国投资者，他们可能会通过金融市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上市公司。当然也要维护国际上的投资者，也要保护他们。因此，提高有关准则、提高透明度、提高监管的水平和能力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是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当前大家讨论的中概股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其实，涉及国际金融中心所应该讨论的议题是非常多的，我在这里挑了三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交流，希望对我们这个会议做一点有益的输出，也诚心希望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作出深入的研究讨论和政策推进，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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