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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成为全球疫情发展的中心区，而且日益转入了持久战阶段。瑞典官方12日决定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统计，也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1天之后，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家瓦兰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防止严厉的抑制病毒措施造成“反弹”，而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得了轻微的疾病就能建立某种“群体免疫力”，更多的人就会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这个说法似乎是给瑞典的做法加了个注脚。虽然“群体免疫”是否是既成政策还有待英国“官宣”，但舆论场已经出现了抗疫存在“严控模式”与“缓解模式”两种模式的说法。

控不好，哪来延缓

今年3月5日，欧洲传染病监测与防控领域的专业期刊《欧洲监控》（Eurosurveillance）发表了一篇关于欧盟疫情防控可能前景及其应对的文章。其中描述了病毒传播在欧洲发展的三种可能走向：第一类情景是病例数量少，感染链条清晰可溯；第二类是有限的持续传播，病例数量上升，但以聚集性病例为主；第三类情景与当前欧洲的情况最为接近，即随着疫情大范围持续传播，卫生保健系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获取具体病例数据并追踪密切接触者变得无法实现，此时的防控目标将从控制转变为延缓。

换言之，延缓其实是在疫情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能防能控的机会窗口失守后的不得已之举。欧洲国家早期无一不是采取密切追踪输入性病例的措施，没有哪个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就提出“延缓”的口号。

与此同时，延缓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袖手旁观，任由病毒如野火一般蔓延。Eurosurveillance的文章对上述第三类情境给出了采取四种主要措施的建议：一是减少社会接触，例如取消会议、文化与体育活动、建议远程办公以减少可能的感染；二是简化报告程序，通过流感监测体系监测病毒在社区内传播，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将充分了解病毒传播的速度、广度与严重程度；三是要做好准备，以便对需要医疗护理的病人进行有效分流；最后，还必须与公众进行大量的风险沟通工作，以确保他们知晓如何应对疑似感染，以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

如果这些措施也不起作用，感染面积广泛，那么很小比例的重症病例也可能使卫生保健系统承受沉重压力。这时应当考虑在整个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内重新分配医疗资源，甚至使用其他医疗地点以提供保障。

上述措施似曾相识。论文作者是否参考了中国的防控经验或者世卫组织与中国的报告，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该论文可以通过西方学术期刊的“同行审查”机制得以发表，说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反映了一些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共识。控制病毒传播本来就是延缓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控和延缓并非非此即彼，二者选一的问题。控不好，就没有延缓。

英德是同一模式？

关于这个小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对疫情控制对策和战略解释得很清楚，“在德国，各种公共卫生部门所做的大量努力，目的在于尽早发现病毒，尽可能拖延病毒在德国的蔓延”。但是，2月底，随着德国大量家庭从法国、意大利的滑雪胜地度假回国，国内感染数字激增，并迅速从南部和西部地区向东北部蔓延，由此不得不进入所谓的延缓阶段。

3月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疫情问题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在拖延时间”。她指的是德国政府将采取较为灵活的管控措施、通过延缓感染高峰出现的时间以便让医疗系统做好准备。但是这位直言不讳的总理也承认，德国60-70%的人口可能受到影响。这和瓦兰斯所说的话含义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政策目标或是安全底线，而是情况失控后的悲惨后果。如果就此把英德捆绑起来称为同一种模式，德国人恐怕未必同意。

德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会，包括足球赛、大型音乐会等，柏林著名的夜总会Berghain不再举行大型聚会，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travel fest ITB）和莱比锡书展（Leipzig Book Fair）也被取消。甚至有卫生专家认为德国采取的这些行动“比意大利北部更加严厉”。不过，德国尚未宣布关闭学校，也没有管制出行，因而在防控上被看作更加“轻便和灵活”。

这些措施要真正起到拖延病毒传播的效果，还有赖于民众的配合。德甲足球赛虽然空场进行，但是大量球迷聚集在场外为主队加油。要人们突然改变握手、拥抱等亲密接触的行为习惯，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因此，虽然德国依然被认为是可能延缓病毒蔓延的国家之一，但“拖延”和“减缓”政策要成功发挥作用，还有赖于说服公众配合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

“群体免疫”既非延缓策略，也不可行

回到开头提到的“群体免疫”政策。如果英国和瑞典政府果真采取了放任民众感染获得免疫力、继而形成“群体免疫”效果以实现疫情控制的政策，那绝对不是延缓策略，而恰恰是其反面。毫不意外，此番言论一出现，便受到了许多医学专家的批评。这不仅仅是一个毫无伦理底线的赌命轮盘式的运作，而且也根本不可实行。

就全球性的传染性疾病防控来说，确实有群体免疫的说法。例如，在麻疹问题上，世卫组织就一直强调，要防止出现疫情爆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95%以上的免疫覆盖。这样，接受了疫苗接种的人群可以为其他的易感人群提供保护。接种疫苗不仅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可惜的是，麻疹疫苗的全球接种率一直徘徊在86%，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亡。不过通过接种疫苗获得群体免疫和通过自然感染获得群体免疫，显然是两个概念。

第一，疫苗的安全性已经经过层层验证，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非常小，而且大部分是头晕、恶心、头疼、注射部位疼痛等不严重的反应。效用大于毒性，且毒性可以监测是疫苗使用的基本原则。即便这样，大家都知道，在注射疫苗后也有30分钟的留观时间。但这一前提在所谓“群体免疫”策略中完全不存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有相当部分会发展成重症甚至是危重症，需要医护人员严密监测病程发展。英国要求轻症病人自行在家隔离，病人如何得知自己何时应当寻求医生的帮助？普通人忍受着高热、干咳、乏力的痛苦的同时，如何还能理性决策？

第二，疫苗注射是个可控的过程，可以通过恰当的接种策略使效用最大化。例如，在根除天花运动中，世卫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环围接种”（ring vaccine）的策略。对天花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及其周围人群开展接种，“围堵”病毒。这样用最少的资源取得了最大化的群体免疫效果。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也采取了这一策略。但要新冠病毒这么“听话”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何根据卫生系统的承载能力，保证病毒按部就班地感染一小部分人？然后他们身边的人——尤其是脆弱的老年人口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要在周围人完全康复之前好好保护自己，务必少感染甚至零感染？要“有序”地实现群体免疫，难度比严防严控、挨户排查、应收尽收难多了。

第三，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认知还不充分，康复后获得的免疫力是终身的吗？病毒会发生变异吗？而且，目前存在两种类型的病毒毒株，一次感染能够双保险？这些问题不得到回答，群体免疫的那一套理论就无从谈起，因为它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牺牲现在为未来的爆发做好准备。

作为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家，考虑不到这些问题令人匪夷所思。群体免疫绝对不是延缓策略的同义词，它都谈不上是一种公共政策，不过是替防控不力进行辩护的歪理。如果非要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什么模式可言，我看只有两种模式——积极防控的模式和消极无为的模式。采取后一种模式的政府，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无疑也是国际防控合作的害群之马。

作者汤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媒体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