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近年来成为一门显学，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越发深入。其中，关于区域国别学内涵，即学科内核，以及区域国别学外延，即学科边界的讨论，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绕不过去的两个关键问题，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并进而尝试探究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等问题。

一、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研究要素

现代科学学科分类起源于法国实证主义奠基人孔德，他按照研究对象区分六类学科，其中包括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黑格尔以发展的思想构建了学科体系，力求表现理念在自然界发展的阶段，对学科进行了细分。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过程中，把科学分类问题与物质运动形式联系起来考察，把客观原则与发展原则有机地加以结合，引导人们的科学思维从自然哲学转向社会哲学，搭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由此可以发现，学科分类原则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原因。学科与学科之间往往有交集，如社会学与政治学都会关注社会组织这一关键研究内容，但每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都有自身的核心研究要素，也就是学科的“内核”，并得到其他学科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如拉卡托斯所言，“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内核’上有明显区别”。不仅是现代科学，中国古代的“学问”，能够在当时开枝散叶并传承下来，也是因为拥有研究“内核”。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有自身清晰的核心研究要素，儒家以“仁爱”为核心概念，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各家学说有坚守、有交集。

近年来，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得以迅猛地发展，相关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或学院，加快国别和区域研究从“问题类”向“学科化”转型升级的步伐。而不管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如果要立身于现代学科之林，都需要明确其“内核”，即核心研究要素，以此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群。

区域国别学在国际学界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西方对域外社会的研究开始于面向非西方世界语言与文学的“东方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黄金时期，国际旅行的便利化以及大国争霸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地区介入的加深都扩展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理空间和问题领域。而到了90年代初，“碎片化”的知识收集方式遭到了尖锐的批评，“需要总结归纳众多国家的情况，而不是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背景进行深入研究，来创立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行为法则”，这显然呼应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向的潮流。进入新世纪后，一些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反思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本身的不足及其背后存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以此为出发点，强调了区域国别研究偏向于学科化的负面效应。总之，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张力，来回拉扯，但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研究要素是清晰的，“将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运用于非西方的世界，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核心研究要素是什么？国内多位著名学者已经给出了有益的建议。钱乘旦教授指出，从区域国别的内涵来说，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杨洁勉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可以相对宽泛地把学术主体确定为“国际问题研究”，同时打破思维定式，超越学科陈式；张蕴岭教授则提出，区域国别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关于国际范围内的地区国别的理论体系。各位学者都在建议中强调了区域国别学的“外性”——关注中国之外的研究对象，“广性”——尽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提取以上各位学者以及其他众多国别和区域研究学者关于其定义的“最大公约数”，则可以尝试提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研究要素，也就是学科内核，即“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学科”。在圈定了研究对象，明确了核心研究要素之后，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就比较容易延展开来了。国别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即传统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四个重点领域一定是要持续关注的；国别和区域的“语言、宗教、历史、法律”等之前关注度不高，研究不够充分的领域也要尽快补齐；“新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社会、元宇宙”等国别和区域新的研究增长点，更是要在研究起跑线上就冲在前面。

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就决定了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以外部世界为研究靶标的科学。这种从中国主体出发观察外部世界的研究视角，首先就摆脱了作为国际区域国别学界主流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以西方自身经验对非西方式世界“普世化”理解的束缚，有助于国际区域国别学界的“去西方中心化”和“多元化”。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没有框定用哪种经验或方法来剖析外部世界，更没有囿于基于中国的认识体系来解读他人，并不排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积累和研究方法，反而因为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可以熟练地把这些概念和工具应用到研究中去。将外部世界作为一个与中国自身既对立存在又命运共生的客体进行审视，符合中国“内外有别”又“内外一体”的传统世界观。宽泛地划定研究对象也有助于防止出于研究便利和从学科化的角度对外部世界人为加以切割，特别是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愈发加深的鸿沟，尤其能够有力地打破一种“理论研究”高于“实证研究”的若隐若现的学术等级秩序；将研究对象从其分散的各个学科中和各种机械理论的裁剪下解放出来，是对学科本位主义的反思。

这时，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区域国别学会不会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边界在哪里？换言之，如何将其与政治学、外国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区隔开来？

二、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

学科“边界”与学科“内核”是现代科学学科分类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学科“内核”决定了学科生成的起始点，学科“边界”确定了学科生长的极限，学科边界的存在决定了学科之间可以交叉，可以跨界，但不能互相取代。学科边界决定了本学科在现代科学内的逻辑排列位置，以及学科之间的从属关系。相对于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内涵的热烈讨论，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外延，即区域国别学学科边界的讨论较为谨慎。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到了哪一步就跨越了区域国别学科的学科边界，不再属于这一学科研究的范围，而是进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这个问题似乎不大容易回答。

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同样以外部世界，包括全球、区域、国家，以及国际行为体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问题研究）的区别在哪里？国内的很多国别和区域研究学者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一些近几年建成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就是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扩展壮大的，有些研究成果很难去定义是国别和区域研究成果，还是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几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但是即便如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仍然要明确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界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放在当下的科学研究视域下去比较，而必须回到历史的维度下去溯源。正如很多文献所忆及的，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起源于1963年12月，当时，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于1964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系，目的是“服务国际外交活动”，在学科从属上学习苏联，国际关系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下属学科。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需求激增，与“外”有关的国际关系学科得到快速发展。但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即便做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者，能够亲身走出国门进行交流和研究的还是少数；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信息，它们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人来说都特别新奇。因此，国际关系学科的大发展首先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知识信息的翻译介绍基础之上，为此集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国际关系学文献。而这些研究成果又以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为主，因为对于浩如烟海的外部世界知识，通过逻辑关系紧密的理论有机串联起来有助于人们尽快了解吸收，在当时这种引进吸收对于人们熟悉国际社会规则，尽快与国际社会接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重引进轻原创、重理论轻实践、重社科研究方法轻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一些特性。在学科分类上，国际关系学科也向西方国家学科设置靠拢，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脱离出来，从属于强调事物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社会科学这一大的学科门类。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加深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人们对外部世界知识需求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提升，也有了大量的机会实地去外部世界发生互动，乃至展开长期现场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这时，通过西方社会再加工的“二手知识”来研究的缺陷就越发明显了，他者“一家之言”有可能蒙蔽视听，“国家间关系”或“政治属性”亦不能覆盖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的各个方面。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来说，道听途说终觉浅，终究需要自己直面外部世界。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从了解世界，到认识世界，再到改造世界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既有的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研究脉络，主要关注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国际关系学科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

也正因为如此，区域国别学既与国际关系学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又涉及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不同于一般学科的交叉学科身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交叉学科的解释是，“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

与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交叉学科研究对象在短期内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不断要求新的学科参与到对研究对象的探究不同，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其研究对象是较为稳定的，相对于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现象，区域国别学更关注人类活动长期沉淀积累的关键性知识和本质性规律，区域国别学的“交叉”主要产生于社会需求增大和研究能力提升的推动下发生的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手段的创新，研究内容的丰富。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具有双重身份。一个是作为“交叉平台”的区域国别学，这就要求其从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中吸收各自的理论长处和知识积累，打破学科自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禁锢，采用协同研究的路径，整合与研究目标有关的各学科内容，形成研究合力。另一个是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也是学科的一种，这就决定了区域国别学在建设过程中也要形成自身统一的分析框架、具有理论导向性的核心概念、具有鲜明区域国别色彩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得以与传统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比较政治学等学科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不过，区域国别学自身分析框架、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的生成并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思维推理，而是对既有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与区域国别学有关知识的充分消化吸收再造，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研究对象持续的实地调查研究，对被调查对象详细深入的了解（这也正是近现代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最欠缺的内容），进而对指导当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各种理论进行修正和扩展，直至成为一种“学科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国别学自身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研究方法既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建设的必然结果。

因此，摆在区域国别学眼前的任务不是尽快形成明确的学科边界，而是恰恰相反，要全力突破既有相关传统学科的学科边界，或者说“壁垒”。不破不立，区域国别学建设要以研究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边界为约束，以交叉学科建设目标为指引，而不落入学术圈地的怪圈，结合区域国别学自身特点，形成知识体系、育人体系、资政体系“三位一体”的学术生长平台。

三、区域国别学的三大建设目标

学科交叉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学术现象，毗邻的学术群内具有某些相同的知识领域，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冲突，而是为学科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将促进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有机融合。在此情况下，为何还要将区域国别从一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明确为交叉学科？实际上，这表明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形成“交叉平台”，而在于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需要具有其学术和社会价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交叉学科建设的三大目标定位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新学科的建立本质上是通过变革知识生产方式并对围绕其组织的各种资源进行重组而形成的知识再生产。对于学科所依托的高校而言，新知识的生产也意味着课程体系的重新构造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搭建，以带动高校内与学科密切相关的“专业”随之作出调整，进而满足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要。区域国别学在近年来成为一门显学，除了因其引人入胜的丰富内容，更在于其与人们社会生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对世界格局变化理解和国家发展战略谋划息息相关，因此，区域国别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一建设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落实在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的资政建言上。

第一，知识体系。区域国别学的横空出世，针对的就是既有“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知识，不仅散布在各个学科里，而且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很难达到相互支撑，形成研究合力的效果。人类的知识生产不断经历着“分散、整合、再分散、再整合”的动态变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经验性材料，并尽量保障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将这些经验性材料置入科学的概念和框架之下，为此又不得不剪去“不符合规范的枝蔓”，直到概念和框架因经验性材料的倔强而被颠覆。在“特殊与普遍”“经验与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点，这种看似矛盾的进程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创造与积累。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的背景下，学界越发注意到对知识统一整合的重要性。总体上，借鉴现代科学学科分类规则，结合中国传统研究习惯，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史”和“论”两大部分。“史”强调的是国别和区域知识的地方性、特殊性，包括世界史、文明史、国别史等学科的内容；“论”强调的是国别和区域知识的普世性、共通性，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内容。这些学科“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都应被纳入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内，同时还需要综合应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处理新材料、新数据、新经验，生产原创性区域国别知识，形成可吸收、会整合、能生产的知识汇聚中心。

显然，困扰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仍然能够在“史”和“论”二分法中体现出来。但与“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二元对立不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史”和“论”是一种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史由证来，论从史出”，“史”是对客观世界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史”既是“论”的裁剪素材，也是“论”的逻辑起点；而在实际应用中，“史”和“论”是难以分离的，也就是“经史不分”。相对而言，“论”更清楚地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的属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论”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一样都有追求普遍性规律的冲动，即“文以载道”，通过对具有特殊性的客观世界的分析讨论形成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道理”，指导未来的社会实践；但是，中国同样强调“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要根据事情的自身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机械地“法古”，“道理”只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指导作用，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遍规律。因此，与西方社会科学追求普遍性的理性主义终极关怀不同，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必然同时注重“史”和“论”两部分，绝对的事实性材料和相对的普遍性规律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收获，更不会像西方社会科学一样，仅将“史”作为“论”的原材料和裁剪对象，人为构建研究对立和研究等级秩序，而是要追求“史”“论”相融，“史”“论”并进。

第二，育人体系。与知识体系相对应，与“以国别和区域为工作对象”的人才培养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对国别和区域当地语言的学习被划入外国语言文学，对国别和区域之间政治交往的学习被划入国际关系学，对国别和区域经贸关系的学习被划入国际贸易学，如此类推。从根本上说，这种专业的划分仍然暗含着计划经济的逻辑，意在有针对性地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翻译、外交、外贸等专业人才。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化人才需求增多，很快人们就发现单一的翻译、外交、外贸等专业人才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学外语人的也要懂些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的人也要懂点经济学原理，所以又出现了“外语+外交”“国政+贸易”等初期的复合型专业，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国际社会的交往深度和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供给水平，对于服务国别和区域工作国际化人才的要求再次超越了“两三个专业相加”的人才培养模式。国之大者，不能满足于了解世界，也不能止步于认识世界，最终的目标是改造世界，我们的国别和区域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卓越国际化人才，必须提供涵盖语言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各国和各区域基本情况、前沿和热点问题等多学科内容的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学生通语言、懂国情、精专业的国别和区域大学堂。

第三，资政体系。甫一诞生，区域国别学就被打上了时代烙印和国家属性。现代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发轫于二战前后，彼时西方霸权无法再以殖民统治的方式直接强加于东方之上，通过经济、文化和思想控制进行间接统治成了必要的选项。这一巨大转变，再加上二战当中了解亚太地区非西方国家的现实需要，共同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兴起。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仅要有深厚的学理性，也要具备清晰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必然与中国的国家总体外交、“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急国家之所需，通过国别和区域研究各相关学科的碰撞交融，掌握来自研究对象实地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对象开展长期性、基础性、系统性跟踪研究，对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对于新型国际关系、公共卫生国际合作、全球气候变化等专题性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营建良好国际外部环境，坚定维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国内区域国别学发展与相关智库建设体现出齐头并进的趋势，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将自身智库建设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促进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家需要更加紧密结合。

知识体系、育人体系和资政体系“三位一体”构筑了区域国别学的内容框架（见图1）。知识体系为育人体系提供课程支持，育人体系培养的国别和区域人才将成为知识生产的主力军。育人体系培养的国别和区域工作者将尽力满足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需求，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决定了育人体系的社会主义办学价值取向。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既是区域国别学独立成为一级交叉学科的时代要求，又让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建设具有了实践属性和现实意义。“三位一体”，良性互动，将推动区域国别学向更深更远的发展空间奋发前进。

（图1）知识体系、育人体系和资政体系“三位一体”

四、从学科到学问

从20世纪60年代由国务院部署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三所高校进行外国问题教学研究，到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吸收大力发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再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区域国别学进入一级交叉学科序列，从立足问题意识到研究自觉，到学科建设，到学科交叉，中国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探索活动与自身国际地位和社会进步同步发展，不断完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加深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认识，通过对先进国家地区的学习借鉴基本实现与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现在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主动的精神参与对外交往和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归根结底，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完成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以经世致用之学解决国家面对的问题。

当下，时代与国家赋予了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更为艰巨，也更为紧迫的责任使命。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区域国别学不能仅仅立足于做大学科，而是要定标大学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精通古今、学贯中外，为党和国家战略部署出谋划策，为民族和人民述学立论，为解决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积累知识，贡献智慧，从中国的交叉学科走向全世界都理解接受的真学问、大学问。

《易·乾》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学问指的就是通过积累和讨论，也可以理解为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来生产知识，这是“为学”的基本路径，而在知识生产的过程和方法上，道理都是相通的。学科则是伴随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而形成的，关于学科的定义非常多，特别是因为一些“学科”属性的不清晰，或者是围绕学科隶属关系产生的纷争，人们很难对学科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学科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代表着一种“知识区别”，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体系内的相互关系，当然包括等级关系，且这种关系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由此可以发现，学科与学问之间的关系，是西方现代社会学科与中国传统为学之道关系的投射，也是一种“分”与“合”的辩证关系。高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大旗，是对社会科学研究向中国传统为学之道回归的号召，“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从分散研究打小仗到集中力量打大仗吹响的集结号。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建设区域国别学，正是这种从西到中、从分到合大趋势下在对外部世界研究领域上正本溯源战略决策的显现。

一切科学研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都在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学科存在的意义则是帮助人们更有效地整理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共有知识，更好地认识科学发展规律，学科是人类应用科学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但不是科学发展的终点。既有的学科分类整体上仍遵循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逻辑排列原则，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爆炸式发展的契合度越来越差。不仅国别和区域研究，许多其他研究也酝酿着突破学科边界的冲动，力求打破传统学科划分的限制与隔阂。区域国别学将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探索从分散在各个学科统一到一个交叉学科门类下，首先实现了建设各学科知识学术生长平台的目的，已经走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知识体系、育人体系和资政体系三大体系的建设完善，区域国别学将进一步突破学科的限定，继续完成从学科到学问的嬗变。不过，区域国别学跨越了学科边界，不断地吸收融合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否会造成学科泛化，研究难以下手，人才培养模式难以聚焦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内核，即“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其他学科或学问所取代。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大学问，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或研究者说仅仅通过自身努力就要建设体系完备的区域国别学，大学问下还有针对某一国家和区域、某一专业领域、某一具体问题的小学问，各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或研究者都是针对这些小学问展开工作，这样涉及的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就各不相同了，区域国别学所强调的交叉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融会贯通地运用多种知识展开研究。同理，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的区域国别人才也是各有侧重，但不管是经贸型区域国别人才，还是法律型区域国别人才，都应有通专皆备的基本素养，区域国别学培养的不是无所不知的全才，而是游刃有余处理与国别和区域相关事务的人才。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刚刚开始建设的新型交叉学科，包括交叉学科本身，也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如何理解交叉学科，都还处于初期摸索阶段。本文尝试提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研究要素，剖析知识体系、育人体系、资政体系“三位一体”学术生长平台的学科建设目标，并梳理了区域国别研究从立足问题意识到研究自觉，到学科建设，到学科交叉，最终走向“大学问”的发展路程，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与此同时，本文提到了区域国别学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内容，以及防止区域国别学学科泛化等与区域国别学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虽做了一些解读，但浅尝辄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远远不够，仅作抛砖引玉，供后续研究批评。

作者

赵裴（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国际观察》编辑部主任）；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