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亦即，在当前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中高端消费培育经济新增长点，通过消费扩容升级形成经济持续发展新动能，增强消费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以“减税降费”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各界亦十分关注“减税降费”对我国消费扩容升级的效果。

许光建教授等人基于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该文实证结果发现：当平均消费倾向位于0.6898至0.7888区间内时，减税措施对消费扩容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减税措施对消费扩容的边际促进效应在平均消费倾向达到0.7209时上升至最大水平；当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相对于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值超过0.3492时，减税措施对消费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减税措施对消费升级的边际促进效用随着消费结构质量的提高而增强。对降费措施与消费扩容升级关系的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平均消费倾向位于0.6898 至0.7529 区间内时，降费措施对消费扩容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其边际效应在平均消费倾向达到0.7209 时增至最强；然而，无论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相对于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值如何变化调整，降费措施对消费升级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由此，2013 年以来实施的减税措施显著促进了消费扩容升级，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降费措施并未对消费扩容升级形成直接促进作用。

现阶段，我国正由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向国际产业链中上游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研发加工业跃升，由对外贸易形成的国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收入提高产生的推动力正在下降，而由国内消费需求形成的推动力正在增强。财政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之一，随着财政支出对公共服务支持力度的增强以及政府债务水平的提高，通过减税降费措施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