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2020年8月14日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达15045亿元。根据财政部8月8日报告，部分因疫情出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将延长至今年年底，以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中国各级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思路下已经逐渐开始以减税降费为核心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党的十九大后，国家税务局连续下发多项文件，如《关于进一步落实好简政减税降负措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等，以确保各项简政减税降负措施在税务系统的落实。2020年5月，中国税务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评估报告》显示， 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达2.36亿元，占GDP比重为2.39%，超过原定近2万亿元的规模。其中，50.2%的企业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员工工资，带动就业增加376万人。在当前强调扩内需、促消费的大背景下，减税降费如何影响消费的扩容与升级？202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与博士研究生许坤、卢倩倩于《消费经济》发表《减税降费对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分析》一文，通过2014-2018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对减税降费与消费扩容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8月1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方面问题对许光建进行采访，以下为采访摘录。

澎湃新闻：为何要从“减税降费”角度研究消费扩容和升级的问题？

许光建：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正经历着经济转型升级，未来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外需拉动转变为由消费驱动为主推动，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亦需逐渐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更加充分地发挥消费的作用，因此与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新动能相关的研究十分重要。

其中，消费扩容升级，必须十分重视居民部门消费。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中收入因素极为重要。因此，现有政策如何影响居民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减税降费”，尤其是减税政策，对居民收入具有直接影响，而降费则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负担直接影响企业收入，间接影响居民收入，从而最终影响消费。

所以，从减税降费角度研究消费扩容升级实质是遵循了基本消费理论的路径，从收入角度验证减税降费这一重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

减税降费与消费的逻辑关系（总结自受访者论文）。

澎湃新闻 马一鸣 制图

澎湃新闻：论文的研究部分结论显示，减税降费措施无法通过收入效应改变中低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倾向，为什么？如果想要实现消费扩容，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倾向是否需要改变？可以如何改变？

许光建：减税降费措施无法通过收入效应改变中低消费倾向群体的消费倾向，原因主要在于中低消费倾向群体主要为高收入居民群体，而这一群体并非个税改革减负主要的受益对象。

这部分居民群体的消费倾向对于实现消费扩容亦十分重要，但由于这部分消费群体的收入较高，一般消费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而高档消费需求并不一定能够在国内或境内得到满足，因此，如果想要提高其消费倾向，可能需要通过供给端的产品升级实现。

澎湃新闻：研究中有关于居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内容，税收负担变化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显著影响居民的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

许光建：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相对于居民家庭总消费的比值高于40%时，税收负担的下降能显著促进消费升级。

以2018年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例（2018年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19926.9元），当居民家庭设备和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其他消费（这5大类消费为本文的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口径）人均消费总支出高于7970.76元时，税收负担降低能显著促进消费升级。

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2018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四川、西藏自治区等1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居民家庭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低于40%。

从样本上来看，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占居民家庭总消费比值的实际情况与我们一般认知有所不同。“北上广”这种超大城市的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比反而相对较低，原因可能在于超大城市居民购房、租房负担相对较重，而我们的研究将居住支出视为基本生活必需品。

其次，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14-2018年，而“新个税法”自2019年才开始正式施行，因此无法检验2019年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减税的政策效果。中国“新个税法”的六大专项扣除是在精准分析居民当前生活成本后推出的，新一轮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在相关统计数据发布后可能成为研究热点。

澎湃新闻：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消费扩容与升级之间的关系分别是什么？

许光建：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平均消费倾向0.50分位点上，平均消费倾向在0.69至0.75区间时，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会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也就是会抑制消费扩容。

当平均消费倾向位于0.69至0.72区间时，降费措施对消费扩容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在0.72至0.75区间时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减弱。但需要注意的是，0.50分位点上的显著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其他分位点对于消费扩容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措施的实现机制主要通过企业部门，其规模与家庭消费的平均规模相比并不显著。不仅如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标准相对较低，其征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对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并不显著。

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消费升级间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实证结果并未发现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澎湃新闻：减税降费措施使得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如何保证居民选择消费而非储蓄或投资？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支出下降是否会提高居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使得居民为了保证未来生活质量而更注重储蓄？

许光建：居民选择消费、储蓄或投资是一个复杂过程，政策只能引导居民提高当期消费。例如，在供给端，通过增加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等，可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完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监管标准，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质量能够鼓励居民消费。在消费端，通过更大规模推广消费券政策等降低当期消费的实际成本，也能提高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

从理论上说，减税降费造成的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可能会制约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潜力，但对于理性的家庭而言，减税降费对家庭跨期消费应当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因为，在政府财政支出存在“棘轮效应”——政府财政支出因外部冲击达到更高水平时几乎不会收敛至原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当期的减税降费措施意味着未来的增税措施，以此实现财政收支的跨期平衡。此时，理性家庭不会因当期的减税降费措施而改变自身的平滑消费路径。

澎湃新闻：2019年国家再次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常务会也提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这对于下一步中国消费扩容和升级会有怎样的影响？

许光建：首先应当肯定，2019年和今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促进了中国消费扩容，尤其是今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出台的系列政策，有利于缓解因疫情对中国国内需求的负向冲击，稳定外需走低后的国内产能需求，通过需求恢复稳定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释放企业生产活力，助力中国消费扩容升级。

但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利好刺激为动力拉动消费，毕竟不是消费扩容升级和宏观经济转型的长久之计。尽管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短期效应很明显，下一步消费扩容和升级更需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实现。

当前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并未与消费者需求层次完全匹配，服务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并未解决，消费市场监管体系仍有待完善。因此，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减税降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和服务供给规模扩张和升级，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等，应是未来消费扩容升级的基础之所在。

以产品和服务供给规模扩张和升级为例，政府部门应当完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监管标准，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质量。高质量的消费依托于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亦需要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售后作为保障。对此，可以充分发挥减税降费措施在定向支持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品供给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此外，监管部门可以充分发挥行政事业性收费措施在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管中的作用，定向引导企业向更高质量发展路径转型。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能力，降低居民对未来生活质量预期的不确定性，提升未来收入对当前消费的跨期转移力度也是重要路径之一。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之一，但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诸如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以及体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水平依然处于发展中阶段。因此，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发展出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