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沙龙 | 汤姆•克里斯滕森：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的制度路径：文化与象征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10-22 17:13 浏览量: 2805

2020年10月20日下午，我院通过视频会议平台举办了公共管理学院学术沙龙第147期暨公共管理理论前沿系列讲座第2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作了题为“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的制度路径：文化与象征的视角”的前沿理论讲座。来自院内外的7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工具主义和制度主义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中的两个重要研究路径。继对工具主义路径的系统介绍之后，本次讲座Christensen教授聚焦制度路径中的文化和象征视角，对如何在研究中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进行了详细介绍，具体阐述了下列问题：制度路径中的文化视角涵盖哪些主要要素？迷思或象征视角的制度路径之主要特征是什么？连接二者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制度路径的文化视角

Christensen教授认为文化视角下的制度化是正式组织在任务环境中通过适应内部和外部压力，实现组织结构化的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即制度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其中，内部压力牵涉组织内部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差异化的特征和互动的过程，譬如组织中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成长于不同的环境，其裹挟进组织的内在价值是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外部压力涉及所谓的“任务环境”，指的是组织对外部行动者的依赖，例如大学需要依赖行政部门的财政支持，因此会受到行政部门秉持的价值规范的约束。

文化视角下的制度化过程之所以是一个无意图和无计划的过程，根源在于制度中的非正式成分，制度中的非正式成分会嵌入正式成分，这种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内化于组织中的个体以后将会影响组织的互动过程。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甚至会与组织的正式结构相悖，导致组织中的行为偏离正式结构的束缚。制度化的过程标示了组织的身份特征并且赋予了组织文化灵魂，由于具体情景和适应过程存在差异，不同组织的制度化过程是独特的。这解释了为何现实中制度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使得决策过程更为复杂。

制度化过程可以完成组织非工具的目标，譬如统一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可以促成制度的长期延续。制度化的形成也可以促成个体的自我实现，为个体提供价值标的和参照体系。同时，制度的形成也可以提供某种稳定性和整体性，帮助组织或个体抵御外在冲击和外来规范的侵入，有效降低不安全感。

制度化的程度可以通过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宽度两个维度衡量：纵向的深度指的是制度被个体内化的程度，即制度被个体接受的程度；横向的宽度指的是制度碎片化程度，即一项制度是“貌合神离”还是“形散神聚”。强制度化过程指的是制度实现了较高的内化和整合程度。此外，Christensen教授指出制度化的过程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旦实现了制度化，固化的规范和价值将会影响未来的选择，巨大的沉淀成本会导致灵活性的缺乏，过度依赖原来的路径会造成训练式无能现象的发生。

文化视角的制度路径因循的是适当性逻辑而非结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关涉具体的情景是什么，个体在这一情景中的身份是什么，依循什么样的规则是合适的？Christensen教授认为工具理性逻辑仅仅是适当性逻辑中的一种，因为适当性逻辑涵盖了非工具理性的部分。

制度路径的迷思或象征视角

迷思或象征视角下的制度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指的是组织或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对共同规范和社会现实的接受程度，通过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可以实现思想和行动方式以及组织规范的标准化，这解释了制度之间相似性形成的原因。这一制度化过程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三个阶段实现，是个体逐渐接受某种模式的过程。迷思或象征视角下的制度化过程所塑造的制度环境，不同于技术环境，其结果是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模式或组织模式。最终，这些主导的模式所承载的知识或规范的标准化诠释被广泛传播，形成一种规则特质的习以为常，行动与其中的个体将更注重行为方式的适当性而非行动的结果。

迷思或象征意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演化的过程，依赖于标准化的诠释过程。其形成和传播通常是自然演化的，但是也可以被某些占据优势的行动者出于自身利益而有意识的塑造和传播，譬如一些国际组织对受援助国家的制度塑造过程。这种制度化过程中的标准化诠释将会导致制度同构现象的出现，至少在形式上使得制度呈现出相似性。

Christensen教授认为通过模仿某种迷思或符号，可以使组织或个体获得合法性，尤其是一些组织或个体通过模糊其辞或阳奉阴违的方式，即说一套做一套，譬如一些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声明不禁止人员国际流动，但是行动上却关闭了边境，这种模糊其辞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行动合法性和灵活性。Christensen教授指出这种言行不一也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合法性的丧失或导致犬儒主义。然而，正是因为制度化过程中的这种弹性，使得一些夸大的、模糊的迷思或符号更具个人吸引力和调和利益冲突实现妥协的潜力。

小结

最后，Christensen教授总结道，特定的文化路径会导致一套固定的符号体系；反之，符号或迷思也会发展、支持或消解主导的文化体系。这一过程也会受到组织正式结构的影响。制度主义路径的文化和象征视角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议题引发了与会师生的强烈兴趣。讲座尾声，Christensen教授就如何区别和联系工具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以及如何在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的具体研究领域运用文化视角或象征视角分析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详细交流。

Christensen教授未来还有三场关于危机管理、行政负担和英文论文写作的讲座，敬请期待！

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slo）的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挪威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公共部门改革、公共组织理论、组织声誉管理、危机管理等，研究领域涉及公共部门改革、全球化、问责、福利、移民、大学治理、医疗、政策、安全管理等。他是国际知名的公共管理学者，也是非常高产的研究人员。他在国际主流公共管理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上百篇，并出版专著和教材十余部。他合著的论文曾获有国际行政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皮埃尔·德·塞勒奖（Pierre De Celles Award）。他具有与多国研究人员合作交流的丰富经验，担任欧盟、挪威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府改革高级顾问，同时也是卑尔根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对中国公共部门改革持续关注，并频繁往返于挪威与中国。他积极通过组织青年学者国际论文发表工作坊等平台，培养和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者“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