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财贸经济》2021年第1期

作者：

卢倩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0年的3.9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41.2万亿元，但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自2009年以后不断降低，从2009年的16.95%降低至2019年的6%。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正由依靠投资拉动转向依靠投资、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2020年2月，我国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累计同比增长-20.5%，受疫情影响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外出就餐观影等活动减少或取消、假期出行计划取消，餐饮、旅游、文化、娱乐、住宿等行业消费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受延迟复工和疫情负向趋势要求影响，可能使得我国国内需求至少在上半年同比增速处于负增长状态。就国外市场需求而言，2019年我国外贸依赖度为17%，虽已较21世纪初大大降低，但占总需求比重仍旧很高。因此，在外需持续承压的前提下，如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稳定并提振国内需求，实现国内消费扩容升级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信贷水平或者说社会宏观债务负担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有效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呢？债务负担水平对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呈现何种规律？不同地区债务负担水平对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是否相同？

研究主要内容及结论

文章基于2007—2017年省级行政区划单位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债务负担水平和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债务负担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宏观债务负担水平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边际促进效应呈“V”型结构；（3）不同地区宏观债务负担水平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宏观债务负担水平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边际促进效应在东北地区最为明显。因此，建议政府不断完善信贷市场，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引导流动性投向实体经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实现消费的扩容升级。

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完善信贷市场，降低社会的流动性约束；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不足问题；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扩大政府消费，增加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等。

编辑：霍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