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国网讯】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中的基础组成。社区不仅具有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提供服务帮助等基础性功能，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社区还应承担起将国家指令快速、准确落实到基层各家各户，并维护好社会基础秩序等职责。将此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地区优秀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可为创新社会治理，并为更好应对今后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提供参考。

基层社区是人们居家生活的重要场所，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的不断深入，做好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十分重要，同时也充满了挑战。1月24日上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门发出《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区防疫工作中遇到的各类新问题、新挑战，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基层不断激发创造性，在无比艰难的防疫工作中实现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小巷总理”们不仅推动了基层治理的不断创新，也通过创新最大化地解决实际问题。

1、基层防疫的几点启示

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有机联动。例如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由国家统一调配，并调动部队参与其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为使防疫工作得到更有效的执行，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必须形成有序、连贯、高效的机制、流程，否则必将造成国家指向和社会行动之间连接断层、运行不畅。针对疫情应对，国家有倡导、有方向，社会就要广泛动员起来。如春节期间，河南、山东等地绝大多数村社区主动实行自我管理，依靠当地公职人员或志愿者，对进出当地的行人、车辆形成有效管制，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又如很多社区制定了如何封路，什么样的车如何进来，什么样的人能进来，如何登记，如何购买物资，如何组织志愿者等等“土办法”，这些都是本次疫情应对中鲜活的基层社会治理案例。这既是政府广泛宣传、积极引导的结果，也是社会充分动员、良性发展的结果。

国家治理改革和基层治理创新必须紧密结合。基层治理创新是治理创新的重要环节与基础，鼓励、保障基层治理创新是实现科学治理机制的关键。疫情发生以来，医用口罩的需求量激增，上海市推出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的方式供应口罩。而笔者所在的上海市江桥镇嘉怡社区、静安临汾街道等则通过与居民协商，主动改变了向广大居民供应口罩的方式，改为采取线上预约。这种方式减少了中间领取预约凭证的环节，尽量让居民只跑一趟、一步到位，受到群众一致好评。在社区创新的带动下，上海市也开始推广这类做法。“基层出经验”，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面前，体现得淋漓尽致。

突发性应对和常态化治理必须良性循环。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国家明确了应对策略，但是社区基层的应急反应能力与实际需求还相差很大，也体现出社区常态化治理的水平。国家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就要变基层的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的治理，这样也能使社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有更充分的响应。如常熟市虞山街道西泾岸社区是一个连物业公司和任何封闭式装置都没有的老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环境熟、人头熟、情况熟的特点，带上喇叭和宣传单走街串巷，用地毯式宣传走访的方式引导群众做好防护，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就是常态化治理成效在突发性事件中的显现。

2、基层治理如何更好应对突发事件

随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我们必将迎来此次战役的胜利。而在此之后，社区治理如何创新，如何在今后可能面对的各项风险挑战中发挥应有作用是未来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笔者也根据自身经验以及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对未来社会治理需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思考：

制度设计需考虑差异性，更强调自下而上的创新。制度设计更加重视基层创新成果的运用，更加注意激发基层的创造性，并不刻意强调“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而是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符合人们利益、基于公众意愿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实施主体在强调政府为主导的同时，需考虑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逐步转变到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党和政府全面领导，全中国人民全力支持，企业在物资、物流、员工等各方面的巨大投入，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

管理方式逐步摆脱“运动式治理”窠臼，应对重大事件策略融入到日常生活方面。这次管理排查过程中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收集到的数据和建立新型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应该择其优而进行保持和提倡，比如分餐式聚会、在线培训等等。

组织模式既强调科层式管理，又需要强调阿米巴式自我管理。在中央-省-市-县-街镇-社区的传统科层制模式基础上，依托互联网等新兴工具，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将更加扁平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元协调的新型机制。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自我隔离、邻里互助、在线办公等都展现出社区自治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资源配置方面。规范统一的资源配置机制难以满足现代化治理的需求，多元化、市场化、个性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将使治理内容更富有针对性，治理资源使用更富有效率。

评估手段方面。模式单一的政府统一评估难以反映实际问题的解决程度，而以公众满意度为主的评估方式将成为主流。社会治理将公众视为“顾客”，提出公共部门中的“顾客至上”原则，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将起到积极作用。

加强科技的支撑作用。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此次疫情的应对处理中，我们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治理中的进一步应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今后如何更有效利用好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不仅是实现治理创新的重要途经，也是我们更好处理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9年11月5日。

原文刊发：《国家治理》周刊2020-02-17

周向红

同济经管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MPA中心主任

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

上海公共管理事务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宏观管理及政策分析，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及场景落地

姚轶力

同济经管 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副镇长

研究领域：社会资本、智慧城市、社会治理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