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密度发展有可能使之成为传染病的孵化器，增加大城市疾病传播的风险和公共卫生治理的难度。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快速传播，就为我们反思高密度特大城市重大疫情的防治提供了机会。

1

高密度不是重大疫情产生的根本原因

高密度特大城市相比人口疏散的中小城市和乡村，有着更高的聚集经济效益，但也会增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的可能性。

高密度特大城市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存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的高度集聚及其健康的异质性，多样化的城市生活环境和方式，容易孕育重大疫情，贫困区域首当其冲。第二，人口的频繁接触和高度流动性，会加剧病毒的扩散和传播。如果叠加重大节假日，问题将更加严重。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则会成为传染病向国外传播的门户和通道。第三，人口的高密度和高流动性，加上发达的网络环境，使得疫情信息和恐慌情绪传播力更强，一旦应对不当，就会出现居民囤积物资、厂商哄抬物价等现象，严重时引发社会动乱。

城市化本身是人口和其他要素集聚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外溢效应、经济和公共服务规模效应，以及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不断提高的过程。高密度城市意味经济技术基础好、公共设施齐全通达、教育医疗条件好，信息传递灵敏、市场潜力巨大。这些对重大疫情的防治具有积极的作用。事实是，高密度城市的传染病死亡率通常是要低于其他地区，同时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普遍高于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市发布的2017年城市健康指数显示，内地健康综合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珠海、上海、深圳、长沙、宁波、广州、杭州、南京、泉州，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高密度城市。

实际上，重大疫情的防治取决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还受城市地理、居民教育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高密度只是构成城市重大疫情风险的外部条件，不是公共安全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必要对城市高密度现象产生恐惧而强制地去密度化。

2

城市化对公共卫生治理提出的挑战

从2003年SARS到今年暴发新冠疫情相距17年，期间中国城市化也发生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城市人口集聚度更高。例如，武汉市户籍人口从2003年的781.2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906.4万人。同时，老年人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19年，武汉市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全市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0%。高密度的人口使病毒更加容易在群体间扩散，此次疫情期间就出现了不少社区聚集性的病例。老年人抵抗力较弱，接触病毒携带者后感染病毒的几率较大。

二是人口流动性更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交通等基础的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数量和迁徙频率日益增加。以铁路和航运为例，全国全年铁路旅客发送量和民航业完成旅客运输量分别由2003年的9.7亿人次、8759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35.7亿人次和6.6亿人次，分别增长3.7倍和7.5倍。便捷的交通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叠加春运，使疫情扩散更快、更广。例如，SARS传播轨迹是由河源到中山再到广州和北京，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新冠病毒在短短一个月内由武汉迅速扩散到湖北省和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万2千多例，死亡4600多例。

三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移动终端普及率更广。2003年年底，中国网民数为7950万人，而到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其中城镇网民规模为6.3亿，占比达73.7%。网络空间极大地延展了人们的舆论空间，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一旦出现谣言，群众恐慌的传播能力更强。

这些变化无疑加大了高密度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难度，给城市重大疫情的防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发现，我国在重大疫情和城市公共卫生治理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疫情事前控制以及初期的事中控制上。一是健康饮食理念普及不够，管理引导有待加强。SARS是通过野生动物感染和传播的。野生动物并非病毒的“罪魁祸首”，而是人们不健康饮食方式的“受害者”。二是地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有待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初期对疫情的研判不足，舆情监督和引导能力亟需提升。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群众认知的局限性或群体诉求的多样性，舆情中既有理性的思考和建议，也常常存在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监督引导不够就会引发混乱。三是城市应急医疗点和物资体系储备存在不足。体现在应急医疗医院、医务人员、医疗物资储备不足、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不足、接受捐赠流程繁琐、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经验等方面。

3

提升城市重大疫情防治能力和水平的建议

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过于强调空间扩张而忽视社会规划和人的需要，给城市化埋下了很多隐患。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诸如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关系及其公共治理就会变得异常尖锐。因此，优化和提升城市“以人为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高密度城市重大疫情防治能力和水平，是平衡人口集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

第一，提高重大疫情防治意识。一是提升城市管理者的危机意识。高密度城市本身蕴含着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各类复杂风险，作为城市治理者，更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升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加强突发事件演练，做到有备无患。二是提升居民卫生意识。一方面应提倡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阻断野生动物交易；另一方面应普及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常识，提醒居民在公共场所规范自身行为。三是提升媒体的责任意识。媒体应提升自我的责任意识，及时发布信息，拒绝不实报道。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

第二，补齐公共卫生和设施短板。一是医疗服务。疫情后可对应急医疗资源进行梳理，完善应急医疗资源储备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物资保障，以防不时之需。二是城市居住环境，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进程，排除其可能存在不通风、地下水排水不通畅、室内潮湿等问题，切实改进城市居住环境。三是城市应急物流体系建设。在此次抗击疫情中，我国的物流体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同时也经受了一次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启示我们应急物流体系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未来城市物流体系和行业的优化提供了发展机遇。

第三，提高城市数字化水平。技术创新和大数据的运用能够极大增强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能力。尤其对于高密度城市而言，运用大数据分析，可以支持疫情态势研判和疫情防控部署，并有助于对流动人员进行病情监测。在此次“抗疫”战中，大数据发挥了人员追踪、物资调配、复工服务和政务决策等各方面的作用。借助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智慧城市的兴起逐渐成为改善城市治理的有效手段。引入先进技术、推动技术进步，将极大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为此要提高城市数字化水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承载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计算的关键载体，新型基础设施正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有利于培育壮大数字化产业，推动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发展，带动有效投资形成新动能。例如，自抗击疫情以来，智能机器人已在多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医院的送药机器人，机场车站的消毒清洁机器人、京东物流的智能配送机器人等等，减少了人群接触，大大降低了交叉感染的几率。

第四，创新完善社区治理模式。一是促使城市治理单元不断下沉，以社区为单元，强化社区治理，建立各社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体系，形成社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应急管理标准化流程。二是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尤其要注重网络空间的治理，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向公众普及卫生常识、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等，使公众面对突发事件心中不慌；另一方面，要重视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使公众能够辨别各媒体发布的信息，不信谣、不传谣，遵守网络秩序。

张 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

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

编辑：赵培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