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陈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分析如何科学建“源”、合理施“策”，增强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以下为刊发原文。

今年是上海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的“交账年”，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主攻方向。科技创新的“源”与“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依“源”施“策”，以“策”升“源”，二者互为依托、彼此促进，是创新策源的一体两面。新时代，增强创新策源功能的关键在于科学建“源”、合理施“策”。

科 学 建 “源”

在“源”的建设中，重点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夯基，培育创新策源的社会根基。

一定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治理应着眼于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制度基础、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必要的条件保障，从而为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及产业化活动的开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要从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维护创新者的权益；通过进一步改善政府服务，营造适合非正式交流的公共空间，优化科技创新的微观生态。以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精神弘扬、科学文化培育、科技伦理教育等为抓手，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要引导形成尊重创新的价值观体系，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大胆突破的创新生态；加大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力度，探索长三角科研诚信信息平台构建，适时启动负面清单和计分板。

二是垒台，累积创新策源的物质基础。

创新策源离不开高水平大学、高效率科研机构的知识与技术供给。对上海而言，应当加大对在地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支持力度，尽快研究和启动重点区域新型大学的布局和建设；研究并明确上海科学院及其下属机构在上海科创策源中的功能定位，增强应用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能力。

同时，进一步布局和加快建设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前瞻布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构建能够满足各种科技创新活动需求、对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利用的功能性平台。

三是立柱，构建创新策源的体制机制。

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具体来看，要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培育、配置和开发利用机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决策、布局及组织实施机制，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培育机制，社会创新力量的动员和组织机制，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机制，跨学科、跨产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创新合作机制，新形势下全球科技治理的参与机制。

四是架梁，形成创新策源的体系化能力。

比如，着力形成不断激发和催生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体系化能力。

合 理 施 “策”

在科学建“源”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合理施“策”：

一是聚力。要尊重研究规律、产出周期、成果形式等差异，针对不同使命的科技计划项目，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比如，探索更加灵活的科技财政资助机制，包括“机构式资助”“悬赏制”“后补助”“成果采购制度”等。

二是蓄势。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并建立相应的财政投入增长保障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为社会资本介入基础研究创造更多机会；推进评价和管理机制改革，形成非共识项目的稳定支持机制。

三是赋能。资本赋能。要建立和完善国资创投功能性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发挥国资创投的引导、撬动和背书作用；营造有利于社会风险资本发展的政策环境，强化中小微科创企业的融资能力。

服务赋能。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形成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的发现、培育、扶持及服务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加快专业化功能性资源集聚，构建高能级、多元化的社会创新服务体系；加快科创中心承载区建设和特色化发展，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提升其社会服务专业化能力。

数据赋能。建立公共数据和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准公共数据的采集、开发利用及共享机制和规则；建立一批具有数据整合和“深加工”能力的数据中心及相应的服务机制，打造“数字引擎”，助推数字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场景赋能。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运用AI等技术手段，聚焦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需求，建构和开放层次更为丰富、领域更加交叉的社会应用场景。

四是结网。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重点聚焦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领域，探索构建层次和类型更加丰富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推动达成形式更为多样的国际科技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国际科技合作“走出去”遭遇挑战的背景下，可以将“请进来”作为重要策略选择。比如，逐步放开在中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使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推动科创资源的区际流动和共享，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同时，充分利用进博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家嘴论坛等高端会议平台，推动形成科技创新思想高地，不断汇聚各类科技创新人才，进而发现前沿科学问题、明确关键技术突破方向。

五是破墙。推动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强化部门间政策协调与资源统筹，进一步提升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当前，以中小微企业、社团、公众为代表的社会创新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在科技创新治理中，要努力为其“垒灶、架柴、点火、扇风”，为其使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引导其投身于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核心领域攻关。

六是排堵。例如，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投入分担和产出共享核算机制，打破长三角科创合作的思想藩篱、制度障碍和机制堵点，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协同布局以及科技创新资源的省际流动、开放、共享。

七是铸盾。加强对科技研发和应用前沿的监测，强化趋势分析和研判，进行风险预估。对一些重点技术领域，可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快国产化替代进程，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对市场规模较小、专用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殊行业和重点企业，可实施特别的财政支持和政府采购手段，推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扩散和应用。

八是突破。以重大科技专项和产业化项目为抓手，构建若干支贯通不同类型组织，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能够直面全球科技前沿竞争的战略突击力量。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要形成系统突破能力。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对此，我们要有底线思维，以持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确保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要有突破思维，勇于破局，敢于试错，“源”“策”并举，持续提升“源”的能级、发挥“策”的效应，不断催生面向产业变革和社会治理挑战的原创性成果。

原文刊发：《解放日报》2020-09-29

教授简介

陈 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管理理论与工业工程、技术与创新管理、城市发展与管理。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