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正式生效，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包括全面激发经济数字化创新活力，全面提升生活数字化服务能力，全面提高治理数字化管理效能，数字化转型建设多元化参与系统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保障，5方面共27项政策制度和保障措施，为上海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近日，我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周向红接受东方财经·浦东《632观察》栏目访谈，聚焦上海出台“27条”措施、激发数字化转型活力、完善制度保障，如何降低门槛，让转型更顺利，数字要素如何更有效流动等发表观点。以下为访谈视频及内容整理。

Q1

上海“27条”哪些方面是值得特别关注？哪些亮点可以特别的去探讨？

周向红:我注意到了几个方面，一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席数字官”，数字化转型如何看得见摸得着、如何有人才来引领，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关于新城数字化转型导引，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了新城数字化，新城数字化强调导则方面的研究，这是顶层设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文件还特别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这样一个方面，对此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上海国际数字之都的亮点和高点。

Q2

政策出台后，有一些企业它存在着不想转或者说不敢转的这种现象，这样一些企业有没有一些共性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向红:对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可能会面临几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层次，这就要求企业有不同学科知识的兼容，第二个困难是不同政策之间如何能够兼容并蓄，不同部门领域当中的相关政策要能够融通，数据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进行流通，但实际上不同的数据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些单位男性和女性的编码就可能会用0和1来表示，有些单位可能用m代表男生，w来代表女生，所以这些数据在兼容并蓄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第三个困难就是在转型过程中，企业本身能力因素，也不完全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Q3

数字化转型光靠政府投入肯定是不够的，怎么来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尤其是那些进行数字化经济业务的这种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周向红:确实，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风险，在“转”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阻力，那么怎么样来利用政策进行支持，怎么样解决试错的成本问题、怎么样来形成一个协同机制，比如说研究院、学校、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如何共同承担，我觉得可以通过联盟的方式来共同承担。这样的方法可能会把试错的成本降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种包容程序，比如在英国工业化转型的时候，当时很多老百姓没有闹钟，那为了能保证按时起床，产生了一个专门工种——职业叫床人，但是他也没有闹钟这个工具怎么办？他就拿一个竹竿敲打工人的窗户直到把工人敲醒，而且还不能影响周围邻居。我相信在数字化转型当中，这些画面慢慢展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差异化的职业，形成差异化的生态，如果仅靠一些大的公司或大的政府来去推动，我想是不够的，一定要鼓励中小企业投入到这个过程，要包容试错的成本。

Q4

周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成功的数字化转型的案例，举个例子。

周向红:研究所很早的时候跟上海静安区临汾街道合作，由于街道的老龄化比较严重，老年人很难实现从PPT到APP，因此街道就跟我们商量，能不能在楼道里放置一个电子屏，这样在楼道里就可以实现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当然这里面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硬件怎么来兼容？老百姓是否觉得触控形式方便？因为很多老百姓还是会认为传统的读报比较方便。但总的来说，在报纸的产量和读报纸的行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街道的大屏可以代替传统更加方便居民的生活。

Q5

数据的定价也是数据要素流动的一个难点，我们发现这次的中央建设引领区意见，还有政策当中都提到了数据交易所，您觉得这个数据交易所它交易的是什么？

周向红:如果用我们大家熟知的传统农业或工业来举例子，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原材料，比如煤矿焦石，我们经常会讲我打包给你50个G，但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很多法律的边界，也就是刚才讲到的和现在大家都经常会讨论的问题，就是竞技规则。第二个就是简单的加工，比如受众问题，拿632节目举例子，这个节目哪些人会看、大家会在什么时间看。那么对于初加工来说就涉及到各个学科不同门类的交叉，比如要把节目听众的数据做分类，既要懂数据的清洗，又要懂简单的传媒知识，还要做过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要知道广告应该往哪里做投放，了解定价的问题。同时我们现在的研究院、研究所都面临咨询闭环的问题，我提供的方案能不能带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这个研究报告能不能提高点击率？点击率提高以后，可以反过来做一个定价，这就是反向定价的方法。这种方法目前还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Q6

数据交易对数据定价它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还有我们发现这次的引领区意见当中还提到了“国际数据港”这样一个概念，国际数据港它的一个建立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周向红:上海一直是对标东京、巴黎、伦敦等一些地区。其中巴黎是蛮有趣的，在巴黎最早出现马车，用这样一种交通工具来度量空间和时间的转换，但光有马车是不行的，后来才会有马路、马灯等一系列的规则出来，所以现在国际数据港中的“港”还没有出现，那么原因在哪里？就是一系列的相关技术基础设施、一系列的规则、一系列的配套没有理清楚。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用户在哪里？它的附加值在哪里？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交易平台能不能做到可溯源、可确认、可复制？这些方面还需要我们一起来讨论，但是我认为很快会实现。

来源：东方财经·浦东《632观察》2021-09-03

教 授 简 介

周 向 红

同济经管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MPA中心主任

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

上海公共管理事务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宏观管理及政策分析，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及场景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