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四川的黄渝祥教授，把四川老乡邓小平视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力主恢复高考的同时，还要求派遣一批知识分子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冠名为“访问学者”。这是为改革开放储备人才，当时还是同济大学青年教师的黄渝祥就是受益者之一。

人生的际遇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大学时期一次偶然加修英语课的经历，让黄渝祥成了为数不多符合出国条件的人。从历史维度看，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则是不可逆的时代必然。或许，从1980年踏上波音707客机飞往加拿大的那一刻，“开放”二字就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轨迹中。

回国后，黄渝祥受聘担任世界银行的咨询专家，将费用效益分析、可行性评价等先进技术和思想引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地方进行项目建设的标准。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黄渝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让他对经济效益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市场规则抱有深切的尊重。在参与南浦大桥、京沪高铁等多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咨询中，这些信念贯穿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

记者在一栋普通的单元楼里，见到了黄渝祥。虽已桃李满天下，甚至不少学生已身居高位，黄教授的生活仍然十分简朴。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那些参与国家建设、拥抱世界的光辉岁月成了他一生珍视的财富。

黄 渝 祥

1940年生。同济大学教授，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技术经济、项目评价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论著有《工程经济学》《费用效益分析》《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等。

老教授讲课一点“疙瘩”都没有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择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

黄渝祥：我是1958年考入同济大学的，刚开始报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报到后，学校把我转到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想学工科，不愿意学经济管理相关的专业，但我没法做选择，就这么转过去了。

现在回顾觉得也蛮好，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的特点是建筑和经济两面兼顾，学制五年，前三年半学习建筑学和力学等课程，后一年半学经济管理，当时的经济管理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

记者：在同济学习期间，专业的办学情况如何？

黄渝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同济大学成为以土木建筑学科为主的学校。当时我们这个大系包括建筑学、规划、建筑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5个专业。我所在的专业由于是新创办的，师资力量相对较弱，而偏重于建筑造型的建筑学专业，师资力量比较强。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是冯纪忠，他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和贝聿铭是同班同学。

记者：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师？

黄渝祥：有一位教我们数学的教授叫王福保，当时50多岁，他是同济版《高等数学》的编者之一，全国的大部分工科院校都用这本教材。当时这些编教材的教授，学术能力很强，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面，一心一意把教材编好，而且要适合工程类学生使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还在用这部教材的原因。

现在我到其他高校去看，基本上还是这些内容，几十年没有太大变化，说明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记者：还记得老师怎么上课吗？

黄渝祥：王福保老师上课从不带书，也不带讲课笔记，就拿一支粉笔，他清楚记得上次讲到哪里，直接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对于重要的问题，他甚至可以讲十来遍，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讲课一点“疙瘩”都没有，非常流畅，推导的板书也非常清楚。

当时教我们的老先生大部分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硕博士，专业能力非常强。我记得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我们理论力学，有一次，他发现我的解法跟他讲的思路不同，他看了好久，觉得我这样答是错的。但他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演算了一下，发现没错，他谦逊地说这是另一种解法。

交卷后去江湾体育场游泳

记者：您当时成绩怎么样？

黄渝祥：成绩还算不错，高等数学、力学都是很难的课程，老师也都很严格，仅力学就要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这三门，我本身对数理就很感兴趣，基础也比较好，所以学得比较快。

我记得当时教结构力学的是个年轻老师，他给我们出的考题都不算难，结果我第一个做完就交卷了。老师看看周围没人交卷，他当场就批改了，写了个100分。

我想做完了干啥呢，就到江湾体育场去游泳，没想到游完泳回来他们还没考完。前面三年主要就学这些东西，我基础比较好，评三好学生都有我的份。

记者：除了专业课，还学些什么？

黄渝祥：三年级下学期，学校从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加修一门英语课。当时我们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从高中到大学，我学的都是俄语。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很厉害，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邹廼之，当时英语老师很少，他教了我们一年，班上大概有20多个同学，都是来自不同专业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件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事。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黄渝祥：对我来说，学英语是一个很大的转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同时要选派一批像我们这样的中青年教师到国外进修，叫作“访问学者”，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然后才可以教大学生，为改革开放做准备。

因此，1979年同济大学宣布了出国进修计划，选拔的人员需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40岁以下，第二个条件是在“文革”前毕业，符合这两条的已经不多了，我是1963年毕业的，那个时候是39岁，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麻烦了，要考英语，国家出钱派你到国外去，不懂英语怎么行？英语考试实行全国统考，笔试和口试我都过了，跟那个英语班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要知道在上英语班之前，我只在初中学过英语，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发现，通过英语考试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年我们这个英语班里的同学。

黄渝祥参与编纂的部分图书教材（顾杰 摄）

毕业后去建筑工地做木工

记者：听说您毕业后曾经去工地劳动，这是怎么回事？

黄渝祥：1963年我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从1964年到1965年，我到工地参加劳动，因为当时教育部有规定，新的老师或者助教一定要参加专业实习劳动，所以我们那一批留校的青年教师就去了工地，当时我是去吴泾的建筑工地做木工活。

记者：您在工地上具体做些什么？

黄渝祥：当时要建吴泾化工厂，锯锯子、钉钉子，甚至搬运木料等体力活我们都得做。不过我才20来岁，这些体力活都能对付得了。

后期就和专业结合了，在我们这些学生去工地之前，设计院的图纸一般的木工是看不懂的，只有退下来的高级木工读得懂。但我们学过建筑制图的课程，所以能读懂图纸成了我们的优势。师傅就让我专门干这活，由我负责把一项项任务分配下去，后来我相当于成了木工队的队长。我在工地干了一年，这一年对我帮助还是挺大的，那是正儿八经在第一线劳动。

记者：您和工地的工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黄渝祥：我们是正经拜师的，真正把工人当老师看待。师傅们人也挺好，手把手教我们，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晚上睡在工地的临时工棚里，还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对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很尊重，虽然有些师傅不识字，但人都很聪明，经验也很丰富，大部分都是祖传的手艺活，脑子很灵。

记者：当时和工人师傅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黄渝祥：有一次，我把某个方案给木工师傅做，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个老师傅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少做了一根梁。刚开始那位老师傅还不服气，我就把图纸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后发现果然是自己错了，于是一句话没说连忙拆了重新做。

我们和师傅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临别时，他们还把自己祖传的全套工具都送给了我，有刨子、锤子、斧头、锯子。后来我用这套工具在家里做了很多木工，有小板凳、椅子、沙发等。

出国在大衣领子写上名字

记者：讲讲您的出国经历吧。

黄渝祥：刚开始我还不当回事，因为觉得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够根红苗正，还有点海外关系，出国应该轮不上我。

后来人事处来通知时，我说你别开玩笑，对方说这怎么能开玩笑，确实派你去。当时同济大学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去，后来因为去的人实在太少，条件放宽了一些，年龄大的也能去了。

记者：出国前需要作哪些准备？

黄渝祥：出国前参加了几次纪律教育方面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收入比较低，没有像样的衣服，怎么代表国家出去？于是给每个人800元制装费，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只有65块，但这个钱不能乱花，只能到规定商店去定做。虽然料子都很好，但每个人的式样都一样，包括衬衫、两套西装，还有很厚的呢子大衣和皮鞋等。

记者：怎么出发的还记得吗？

黄渝祥：1980年2月，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队伍里不只有同济的，全国各地学校的人都有。我们去加拿大的组成一个小队，大概有20多人，有一个年纪比我们稍大的团长，给每个人发1美元在路上用，其实连买瓶水都不够，这些美元都集中归团长保管。

我记得乘坐的飞机是波音707，当时我们只有一条航线到加拿大，得先到卡拉奇，然后转到巴黎，在戴高乐机场待了十几个小时，再飞蒙特利尔。

记者：下飞机后是什么感觉？

黄渝祥：眼前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比我们先进很多。其实当时我们下飞机后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穿的是呢子大衣，没想到我听到旁边几个加拿大小女孩在轻声嘀咕，我记得很清楚，她们说这帮人可能是越南难民。

我们听了当然很生气，后来我们发现自己确实跟加拿大当地人不一样。他们穿的衣服没一件是一样的，我们的式样和料子都一模一样，身高也差不多，自己也搞不清哪件大衣是谁的。为了不拿错，我们在领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记者：您去的是加拿大哪所学校？

黄渝祥：加拿大有很多学校，有人留在蒙特利尔，我一个人去了多伦多大学。当时已经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中国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们是之前被派去的。当时出国进修的人里面医生比较多，很多是医学院和大医院的骨干，他们英语比较好，此外还有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理工专业学者。

1980年在多伦多大学工学院

在加拿大研究费用效益分析

记者：在加拿大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黄渝祥：同济教师去多伦多大学的就我一个，当时有点尴尬的是，我出国前在同济是教结构力学的，不是经济管理，所以我在加拿大继续学土木工程还是学经济管理，这是一个问题。当时我也是40岁的人了，如果再学经济管理，起点等于零。

刚开始，我还到多伦多大学的工学院去看了看，发现他们的专业设备还不如同济，显然不是强项，所以最后我选了工程经济方向，主要是费用效益分析。工程经济的好处是既有工程方面的内容，又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这个专业当时在国内叫技术经济，实际上研究的对象差不多，也就是研究工程技术的经济方面。工程技术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现在我们的5G、人工智能、导弹等都是技术，无论技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国防服务，经济账总要算。

记者：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和您的老师有关系吗？

黄渝祥：有关系。我们经济管理的老前辈叫翟立林，他就是研究工程经济的，也是同济大学管理工程学科的奠基人。出国前他就劝我还是要回到经济管理领域来，因为我们国家需要，尽管这专业没有很深的学术内涵，但是比较实用。我也觉得，工程经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是马上就能用的。

记者：当时研究学习的内容中，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

黄渝祥：费用效益分析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是关于公共项目或者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分析。和一般的投资回报不一样，公共项目是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益的。比如我们修高铁、水利、博物馆、医院、学校等，不能都按照商业模式来建，因为有些项目没办法量化为钱，而且私人老板也不愿意投资，所以要用另外一种公共支出的模型来分析，这就是费用效益分析。

记者：可以举例谈谈吗?

黄渝祥：当时多伦多大学正在研究纸张的重复再利用问题，其实加拿大的木材很多，纸张不成问题，但他们说不行，要节省木材，教授带头去垃圾桶里把废纸拿出来继续用，这对我触动很大。

到中南海起草重要文件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黄渝祥：1982年，我按照国家规定回国，当时我已经结婚，妻子孩子都在上海。我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出去学习了两年，应该赶快回国干活，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所以我一天也没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这批人就被学校当成宝贝，整个国家都把我们当宝贝。

记者：您当时做了哪些事？

黄渝祥：从1982年到1986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对外开放。世界银行、联合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大量的贷款项目都过来了，按照规定，这些项目都要进行经济评价，也就是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实投资一个项目，甚至制定一个政策，都要做一个决策前的研究，概括地说就是这个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否合理，我当时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当时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吗?

黄渝祥：当时从国家一直到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对这套东西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往往是立项设计结束后就施工，甚至有些决策是“拍脑袋”的。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欢迎很支持的，因为他们资本多、劳动力少，而我们劳动力多、资本少，投资者很愿意到中国来，所以国内要有人来帮着做这些沟通的事。

记者：做这些工作有什么要求?

黄渝祥：首先英语要过关，当时世界银行来了很多专家教授，但很多项目专业上的名字和术语，一般外语学院的老师翻译不了，所以我在回国后被派去接待专家，同时还做了很多翻译方面的工作。

1985年左右，我一边做翻译，一边做可行性研究，当时有个单位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点就在中南海，他们把我找去，参与起草制定了第一版《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与参数》，并以国家计委文件的名义发布。这是一份指导性文件，从上到下建设项目都要参照这份文件。

参加《方法与参数》研究的部分人员，约1987年摄于北京上园饭店（前排左一为黄渝祥）

两座大桥的决策幕后

记者：您曾参与南浦大桥的项目决策咨询，这个项目有何背景？

黄渝祥：当时上海很多人住在浦东，需要坐轮渡跨过黄浦江到浦西上班，也有人从浦西到浦东上班。但当时浦东还没开发，人们的交通工具仍然以自行车和轮渡为主。鉴于这种情况，上海决定在市区建造黄浦江通道，选址就在南码头的位置。

记者：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黄渝祥：当时可行性研究已经得到推广，按照规定，项目建设一定要请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评估，请专家出具评审意见后再报到国家计委审批，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市里面请我做项目经济组的组长，还请了桥梁方面的专家，我们主要是开会并审查相关的报告，具体的设计则由设计院负责。

记者：您还参与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决策咨询，能否谈谈这个过程？

黄渝祥：对于远洋航运来说，大吨位的船只更显示其经济性，但当时上海长江口的航道只能通过两万吨的船。按理说长江是一个很好的航道，但长江口有“拦门沙”，这个地方水深只有7米多，两万吨载重的货船要潮涨的时候才能开进来。

因此要想办法开出航道来，所以就有了长江口航道疏浚工程，但这项工程很艰巨，动用了很多工程院院士做了很大的实验室模型，但由于台风和水流的变化，航道整治后并不稳定。

当时，从港口和自然条件来说，宁波比上海优越，但经济基础不如上海。上世纪90年代末，宁波提出筹建杭州湾大桥，延伸宁波港的腹地，以港兴市。我负责承担经济分析的部分，我当时带的几位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记者：当时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

黄渝祥：杭州湾很宽，大部分是浅湾，航道要求不高，所以投资不太大。原先南北两岸交通要绕行杭州，建桥后上海到宁波的行驶距离可以缩短100多公里，节约的行驶费、过路费和时间很可观，即使收较高的过桥费还是有很高的交通量，效益是很好的。原来的方案是桥北岸接上海的金山卫，桥长一些，但绕行距离更短，后来，桥北段移到嘉兴的平湖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1985年和翟立林先生考察扬州港口

汶川地震后赴都江堰考察

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您曾去都江堰考察，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黄渝祥：当时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有些当地的规划主要是同济大学来做，那时上海援建都江堰的一位领导是我曾经的学生，因为他知道我是搞工程经济的，所以他和同济大学联系，希望把我请过去。虽然我2005年已经退休了，但其实还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

记者：到达都江堰后看到怎样一个场面？

黄渝祥：我们是5月20号出发的，一起去的有上海市的有关领导，还有一些研究规划重建和土木工程的教授，以及上海市的对口单位负责人，大概有20人左右。

都江堰的情况其实还好，我是研究工程经济的，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工程就是都江堰。虽然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但是花很小的代价实现了很大的效益。我到当地一看，发现这个工程几乎没损坏，还在发挥着作用。

记者：您提出了什么建议吗？

黄渝祥：都江堰的领导召集我们开座谈会，我只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应该尽可能保留古老的工程设施，不要统统拆除。既然还能用就应该保留，现在哪个工程能够维持几千年呢？只要稍微维修更新一下，就能保留原始的操作办法，为后代留住古代的文明。其实，这也符合工程经济的原理。

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

记者：您曾参与同济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渝祥：早在1987年，我们就开始与欧洲学校交流学生，最早的交流生来自位于德国的商学院，是一个很小的私立学校，就在莱茵河边上。他们的院长来中国访问时与我们谈好，可以考虑学生交流，互免学费，他们还可以为中国学生提供食宿。

学院就让我负责此事，我就一个人去了德国那所学校。那天正值假日，一个学生把学校的大门钥匙交给我就走了，当晚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第二天，我和学校讨论了交流名额等事项，这件事就算定了。

2019年为留学生讲课

记者：交流还顺利吗？

黄渝祥：私立学校办事比较快，大约在1987到1988年交流了两批，每批7-8人，对方来的是学生，我们派出的是年轻教师。他们的学生英语水平很高，对工商管理的知识已达到相当水准，而我们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安排他们的学习可费劲了。

我给他们讲了中国的项目经济评价和影子价格，翟立林先生用德语教他们中国文化，例如“床前明月光”之类的。我还请一些官员为他们介绍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经济政策，我做翻译。德国学生觉得很解渴，提了很多问题，对我来说收获也不少。

记者：您觉得国际交流给学生带来了什么？

黄渝祥：这对学生来说当然有很多好处，我觉得了解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做的，能够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开阔眼界，没什么坏处。我一直主张要走向世界，走向开放，要多接触，这不仅有利于丰富自己的知识，也能够学习很多国外的长处。

作者：顾杰

来源：《上观新闻》2021-12-03

师·道TONGJI SEM

更多阅读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霍佳震 | 师·道享受理论研究的“慢”空间 ——经济与金融系王姝晶副教授 | 师·道严谨勤勉做学问 春风化雨育桃李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胡照林 | 师·道专业融思政 润物细无声 ——经济与金融系副教授郭英| 师·道遇见同济 见证中国 ——经济与金融系助理教授Jaesun Lee | 师·道做一个有关怀有温度的学者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晓蕾 | 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