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架起“中国桥”、修筑“中国路”、驾驶“中国车”，到建造“中国港”、铺设“中国网”，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交出了一份全球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单，“中国梦”的大美画卷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基建狂魔”的赞誉和惊叹背后，高效规范、严谨细致的工程管理可以说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而同济大学沈荣芳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开路人”。

沈 荣 芳

生于1934年9月，江苏江阴人，曾任同济大学管理工程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兼系统工程研究室主任，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国际人类工效学协会理事会第一任中国理事等。

第一引路人

记者：您是“百年名校”市南中学的学生？

沈荣芳：是的，我初中就读于育才中学，高中是在清心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市南中学。

清心中学创建于1860年，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学校分为男中和女中，我姐姐在女中读书，我读的是男中，中间只隔着一条陆家浜路。

记者：当时的市南中学在教学上有什么特色？

沈荣芳：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教的《三角》课程教材是英文版的，因此培养了我阅读英文书籍的能力。

我最喜欢的课是数学，后来到同济大学念书时，就喜欢上了投影几何学，也称画法几何学。记得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验，我的成绩分别是100分、99分。想来，是有中学的底子与爱好在起作用。但我不是很用功的学生，有的学科还学得不够好，特别是语文。

记者：您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建筑师吗？

沈荣芳：我们家里共有7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报考了同济大学土木系。其中的原因，说起来也简单。

早在育才中学读书期间，我们家打算买一处新房子。跟着大人一起去选房子的时候，我对建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所以，就报考了同济大学土木系。

记者：可以说，父母是您的“第一引路人”。

沈荣芳：我爸爸是做进口颜料生意的，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还专门去读了夜校。虽然他的英语口语并不好，但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会讲英语，爸爸似乎都能跟他们做成生意。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学了几句口语。

我父母的教育观跟很多人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姐姐后来得了肺病退学的缘故，他们在家里从来不催着我们念书。他们认为，只要我们身体健康就好，考试成绩差一点没关系。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不算是很用功的学生，更不会像现在的一些孩子那样拼命刷题。但是，上课一定要认真，听懂老师的讲解。

毕竟，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没这么难考。记得同班同学中，一起考上同济大学的就有四五人。

1952年清心中学毕业集体照

转向运筹学

记者：后来您从事运筹学研究，听说与钱学森先生有关？

沈荣芳：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被分配到“建筑施工组织与计划”教研室工作。这是一门叙述性的课程，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我的老师翟立林先生很了解我。后来，他有一次听钱学森先生作有关运筹学的报告。钱先生说，中国要开展运筹学的学习和研究，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对此，翟先生表示赞同和支持。

那时候，我们以学苏联为主，而当时苏联没有运筹学。为了在同济大学开设运筹学课程，1958年，我被派到中国科学院运筹学研究室进修两年。由此，我就从“建筑施工组织与计划”转向了运筹学研究。

记者：在“白纸”上开展运筹学教学研究，是不是遇到了很多考验？

沈荣芳：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没有中文书，只有英文资料；搞运筹学，需要达到大学本科数学专业的水平，而我只有工科院校数学课程的水平。

记得《高等数学》的学习，我们大概学了360个学时，数学系却学了整整4年，学时上就多出很多。

我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是要在一般工科大学生具有的数学基础上，编写一本比较系统、全面的《运筹学》教材，并给同济学生开出一门《运筹学》的新课。

虽然难度很大，但只有迎难而上。当时，运筹学研究室主任是中国运筹学的奠基人许国志教授。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向他请教。他有时候会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教我推导数学论证过程中的难点。

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研究人员，也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他们传授给我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之后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指路明灯。

记者：在同济大学开设《运筹学》，有什么收获？

沈荣芳：这门新课的第一批学生，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建筑工程管理方面的骨干教师。他们正好来到同济进修，其中很多教师后来成为一些大学的校长、院长。现在想来，这是“最好的礼物”。

那时候我26岁，没什么禁忌，什么都敢干。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我主要是教这门课。这段时光，也是我心无旁骛上课的10年。

记者：《运筹学》教材又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沈荣芳：我先后主编了几本运筹学方面的教材。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由我负责主编的《运筹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供全国大学本科生使用。这部教材由国内7所大学的教师合作编写。在此后的10多年间，这部教材重印了11次。2008年对原稿作了一次较大的补充、修改和更新后，于2009年出版了第2版。至今，第2版也重印了好多次。

我曾跟著名的工效学专家、美国普渡大学教授萨文迪有过交流。他告诉我，科技发展速度很快，需要不断地更新内容。所以，书籍编辑的思路就是把各路专家的内容合编在一起，哪个专家最在行、最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就由他来负责写这部分内容。

其实，我们的统编教材正是这么做的。比如，大规模线性规划的内容，由上师大张建中教授来写；系统模拟的内容，由哈工大的胡运权教授来写。

与中科院运筹学研究室主任许国志院士（左）的合影

访学加拿大

记者：您有没有出国进修的经历？

沈荣芳：改革开放后，同济恢复了管理专业。因为缺乏对工业发达国家工商管理教育情况的了解，所以决定派人到外国去学习，我很幸运地被选中了。

出国前，系主任王达时教授对我说，我们现在要办管理专业，但目前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派你去把外国的经验学回来，将来我们学校要办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专业。于是，1980年至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加拿大进修了两年。

我所在的阿尔伯特大学，地处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首府埃德蒙顿市。我主要进修的是工业工程与工商管理专业方面的课程，着重于其中的运作管理、劳动科学、系统分析和项目管理等。

学习期间，我发现加拿大的大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实例特别丰富。尤其是教材每一章后面的习题，每道题几乎都有实际应用的背景。做完这些习题，不但学到了计算方法，还能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记得有位教授在讲解运筹学课程中的一类随机过程，即马尔科夫过程的课程时，结合市场上牙膏的营销，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市场上有A、B、C、D、E五种不同牌子的牙膏，目前用A牌牙膏的顾客，下一次买牙膏时，将会买五种牙膏的概率分别是多少；目前用B牌牙膏的顾客，下一次买牙膏时，将会买五种牙膏的概率又是多少。以此类推，经过一段时间后，五种牙膏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将趋于稳定，从而可以利用这个稳定值来预测五种牙膏的市场占有率。

可见，加拿大大学的教学不一味追求用精确的数学理论来说明，更讲究活学活用。这样的讲授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记者：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体验？

沈荣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依旧大部分用手计算，而加拿大基本上都用上了电脑计算。阿尔伯特大学拥有北美最先进的大型电脑，我在学习期间做了大量有关运筹学问题的运算。

同时，我们的学习一般是先讲理论，再进行推导，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就是教应用程序，学生会用就行。坐在计算机终端旁边，只要会看有关程序的说明书，运用程序就可以将其结果算出来。

这段学习经历使我理解了运筹学与计算数学的关系，也了解了运筹学与计算技术密切结合的未来趋势。

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学习，摄于学校路口

组建经管学院

记者：在同济大学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率先提出要建立管理学院，您是如何考虑的？

沈荣芳：1979年5月，在教育部召开的部属工科院校专业调整会议上，有6所院校，即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大连工学院、清华大学决定建立管理工程专业。

由于同济大学之前办过10年管理工程专业，有一定的经验，因此，便在同济大学成立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工科院校管理工程专业协作组”。除了上述院校，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化工学院、上海机械学院。协作组的牵头单位是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没过多久，同济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开始恢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1984年初，我得知有几所兄弟学校在筹建管理学院，而我们的条件不比他们差。因此，当时我作为管理工程系的主任，就在一次学校召集的中层干部大会上提出建立管理学院的想法。

当时，同济大学还没有建立学院的先例，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有点突然。坐在听众席上的校党委书记王零同志听了我的发言，陷入沉思之中。大约过了20分钟，他走到我的座位说：你把刚才的发言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报给学校，由学校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成立管理学院。结果，1984年8月29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你校设立管理学院”。

记者：同济大学是国内第一所成立管理学院的大学吗？

沈荣芳：到底是哪一所大学最早成立管理学院，我没有核查过，但同济大学肯定是国内第一批建立管理学院的学校。

针对国家教委的批文，后来担任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翟立林先生建议，同济大学的管理学院是否可定名为“经济管理学院”，以适应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形势。

于是，我们又向国家教委反映了这一想法和建议，国家教委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学院被正式定名为“经济管理学院”，后来改为“经济与管理学院”。

记者：当初创办经管学院有哪些难点？

沈荣芳：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管理学院的条件之一，是学院的学生规模必须达到1000人以上。当时，要维持1000人的学生规模，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国外的一般经验，一个学院至少有三个系，所以我们成立了工业管理工程系、技术经济系，后来又加了一个管理信息系统系。当时社会上对管理的认识比较落后，缺乏有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成人教育培训中心，与城乡建设部合办总工程师培训班、城建局长培训班，还与世界银行等合办培训班。再加上研究生班等等，学生全部加起来就有1000人左右。

当时感到，要稳住这1000人的规模，还真的很不容易。谁曾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学院仅研究生就不止1000人。

记者：经管学院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

沈荣芳：就培养学生而言，要既懂技术又懂经济。很多大学都能培养管理人才，但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培养的学生是既懂技术又懂经济。

同时，要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是依据一般的经济理论，定量分析则是运用运筹学，这是我们学院的特点。

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是优势和特色专业，所以我们学院理应以精通建筑的人才为重点培养对象。因为同济大学是对德主要联系的院校，所以还要注重学习德国的经验。

与导师约翰•维特克教授夫妇及儿女们合影于大学教师餐厅

防灾救灾靠什么

记者：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是怎样成立的？

沈荣芳：1987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系列交通和煤气事故。

一次，由于早晨出现大雾，过江轮渡运行受到影响，一些急于上班的职工和其他过江乘客出现拥挤现象，造成多名乘客伤亡。

另一次是在上海郊外发生火车相撞事故，但运载伤员的救护车开不出去。因为各种车辆太多，道路被堵住了。

还有一次，居民住宅内的煤气管道因管道漏气发生爆炸，炸破了楼板，造成压伤居民的严重事故。街道负责人很快来到现场指挥救援，不久消防救援人员来了，改由消防局负责救援；再后来，市府负责人来了，救援又改由市府负责人指挥。这种指挥人员的变动，干扰了救援工作的步调。

当时，上海有位副市长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不管是水管爆裂还是发生火灾，忙着处理各类大大小小的事故。

其实，对事故灾害应该按照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轻的灾害，消防局就可以处理；大的灾害，上级部门协同处理。城市突发事件，不能全部由副市长来调度指挥。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城市突发事件处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是，在市科委、市建委和同济大学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春正式成立了“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

记者：强化城市防灾救灾能力，预案看来很重要。

沈荣芳：记得上海气象部门曾预测到某天将出现恶劣天气，于是有关部门通知各地赶快抢收已经成熟的粮食进仓。但是，有一个地区因电话无人应答，耽误了时间，造成了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使大家认识到，防灾救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全局带来影响，乃至造成前功尽弃的不良后果。

1988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提交了论文，说明城市防灾救灾应该有一个总体、系统、长远的战略规划。

1990年5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我代表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报告了上海的城市防灾救灾规划。一些国际同行向我们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比如，每个城市面临的灾害是不同的，必须考虑其本身的特点和历史上的记载，以及地理和自然条件的特性，从而制定出更精准、科学的城市防灾救灾规划；规划每年要作一次调整，不断滚动；应急救援中，要把人员受伤到救护车到达之前这一时间段作为重中之重，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预案，人员伤亡的程度将会加重。

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的一次成果鉴定会

抓住基础与前沿

记者：你是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人类工效学是一门什么学问？

沈荣芳：运筹学讲的是资源的合理利用，是现代管理学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相较而言，工效学首先研究的是工作效率，进而研究工作时的人身安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工效学还研究工作环境的温度、湿度、尘埃、风速等卫生条件，以提高工作环境的质量。之后，又从心理学的角度，以期改善和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比如，汽车的研发，以前只讲究驾驶性能、行车安全，现在人们还关注座位是否舒服、车里的温度是否适宜、方向盘的手感好不好、驾驶舱视野是否开阔，等等。不单单产品的质量要好，买东西的环境也要好。这些都是工效学的研究课题。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工效学将在我国得到进一步推广。我相信，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记者：您和您的学友们设立“同济大学沈荣芳奖学金”，有什么初衷？

沈荣芳：我们这个学友会于2013年成立，全名叫作“同济大学荣芳合作创新与发展学友会”。学友会的会长施德容曾担任市民政局局长，“同济大学沈荣芳奖学金”正是由施德容、袁东两位学友发起并建立起来的。

这个奖学金有两个特点：第一，不仅发给学生奖学金，还配有一名导师，因为我们这些学友在工作上事业有成，特别是有些人留学回国，可以为年轻学生更好地指明前进方向；第二，在评选奖学金的过程中，着重关注学生有没有参与公益事业。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在公益事业上有所贡献，那么他一定会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积极倡导的。

目前，我们的奖学金一共募集到近百万元，资金募集还在进行中。每一年，会有10位学生获得奖学金。这些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您当了一辈子老师，对青年学子有什么寄语？

沈荣芳：首先，必须牢牢掌握基础性的知识。我在加拿大看到有一门精算学的课程，学了以后很容易找到工作。实际上，精算就是一门运用概率数学理论和多种金融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预测的学问。仔细一看，精算专业的重要基础之一不就是数理统计学吗？假如把数理统计这门课学好的话，学习精算不会有多大困难。

我们经管学院有一名学生叫顾宗浩，他在美国编制了若干运筹学方面的通用软件。这些软件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顾宗浩编运筹学的软件，第一要懂运筹学，第二要懂计算数学，第三还要懂股票市场。

他在同济大学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就很突出，基础非常扎实，一些非常难懂的东西都能一一弄懂。可见，基础知识一定要学扎实。

其次，要学习一些前沿的知识，如大数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健康码、行程码等都涉及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这些与未来生活息息相关的前瞻性的东西，一定要去学习。

作者：徐蓓

来源：《上观新闻》 202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