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场所彰显着对国家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科学研究的模式不断重构，经历了近千年发展的大学以及百余年发展的研究型大学，走到今天已经在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等组织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急需突破的瓶颈，现代大学模式亟需创新。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之下，创建和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已成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卡脖子”科研与技术的攻关创新、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突破点。

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一种观点，就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新兴研究型大学，其实这样明显限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研究的内涵与范畴。从世界范围看，目前这些建校时间较短、快速崛起的新兴研究型大学确实大部分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但不可否认有小部分新兴研究型大学其实就是简单复制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起来的，还谈不上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同时，研究型大学自身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相当部分传统研究型大学积极顺应时代与科技发展变化，加强自身转型，在学科与专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性或者渐进性体制机制创新，破解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瓶颈，形成了新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个人认为这些大学也可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

基于以上认识，个人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不是建立时间“新”，而主要是发展模式“新”，其内涵与特征值得我国高等教育界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不管的传统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新兴的研究型大学，只有不断加强改革与创新，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应该鼓励高校积极转型发展，瞄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目标，深化新型研究大学建设，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

一是学科发展模式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超越传统的学科发展模式，不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进行学科设置与学院设置，更多强调面向基础研究、面向科学与技术问题，加强跨学科、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新型研究型大学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更多地围绕生命、信息等前沿科技进行学科布局与发展。

二是人才培养模式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模式，应该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大力推进科教融合或者产教融合，以高水平研究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更加注重研究型人才培养，争取在高水平的博士生培养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三是科技创新模式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坚持“四个面向”，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布局与建设世界水平的科技平台，深化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探索“聚集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任务、催生大成果”，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创新能力，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提升科技创新质量与水平，积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四是社会服务模式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更加主动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发挥自身学科与科技创新优势，以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为己任，通过服务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知识溢出与成果转化，更好地支撑国家与区域发展，支撑行业与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服务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与资源，促进新型研究型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应该深入探索治理模式、资源筹集与配置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国际交流合作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以更加系统性形成教育体系的创新。当然，新型研究型大学一直在与时俱进、向前发展，不会只有一种发展模式或者保持一种发展形态。创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灵魂，只有各具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蓬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者：蔡三发，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部长、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跨学科双聘责任教授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