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公共管理系教授诸大建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表观点，并经学习强国转载，就“双碳”是一场覆盖方方面面的倒U形变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今年是推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简称“双碳”）的关键之年。在诸大建教授看来，“双碳”是一场覆盖方方面面的倒U形变革。今天的演讲，他就此谈一些个人的思考。

什么是倒U形变革？

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上坡曲线，而碳达峰是要进入一个平台使碳排放达到稳定的“天花板”，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从“天花板”开始明显下降，最后至排放和吸收达到中和。也就是说，碳达峰碳中和是要使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一个“倒U形曲线”的转折。如何理解这场倒U形变革？可以从温度与排放、环境与发展、科技革命、全球治理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读和辨析。

首先，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看倒U形变革。讨论碳达峰碳中和，从狭义上说主要涉及与煤、油、气等化石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广义上则包括全部温室气体，即除了二氧化碳，还有甲烷、氢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等。需要指出的是，碳中和并不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零增长，而是指剩余的10%-20%排放用碳汇碳捕捉进行处理。因此，理解碳中和要避免两种误区：一是把碳中和理解为绝对的零排放；二是把碳中和理解为高排放高中和，没有实质性的源头减排。

其次，从环境与发展的视角看倒U形变革。碳达峰碳中和听起来是环境概念，但绝对不是就环境论环境。“双碳”发展的本质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脱钩。因此，理解“双碳”发展也要避免两种误区：一种是认为减少排放就要降低发展，另一种是搞发展就要先有碳冲锋，然后才能降下来。举个例子，中国当前控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不是要控制人均用电和总电力增长，如果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和绿电，是不需要控制的。事实上，中国当前的人均用电量大约为5000千瓦时，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水平。所以，减少排放并不是要降低发展，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从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的视角看倒U形变革。1750年以来，世界上的四次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都是增加碳排放，当下的“双碳”是要减少碳排放直至碳中和，因此这是一场对以往所有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内涵“反其道而行之”的大变革。与碳中和有关的科技创新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内容的零碳技术；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降碳技术；三是用自然和人工方式吸收碳排放的负碳技术。虽然当前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化有成本，但是我们正处在学习曲线的起点上，随着对温室气体的政策控制力度加大，传统排碳技术的成本会日益增高，因此早期行动的收益会随时间而增长。

第四，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视角看倒U形变革。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温度上升不要超过1.5摄氏度，但是把当前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进行加总，得到的结果是只能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7摄氏度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各个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和收益有所不同。发达大国是历史上的排放大户，发展中大国是当下的排放大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是排放小户但却是受损失的大户。因此，实现“双碳”需要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这无疑也是一场革命。

中国实现“双碳”的战略思考和路线图

中国对“双碳”有非常系统的思考和布局。中国不是就事论事谈减碳，而是要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解中国“双碳”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可以有三个基本点，即中国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

一、中国现在在哪里？

就当前现实排放而言，中国在世界上面临两个舆论上的挑战。一个挑战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另一个挑战是，世界当前人均排放为4.75吨，中国人均排放7吨多，超过了世界人均排放量。对此，中国如何以符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精神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显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是发展中大国，14亿中国人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需要把国内的事情干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国际上承担与发展中大国相适应的责任。

事实上，对于上述两个挑战，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个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仍然低于世界人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900-2019年的全球人均累计排放是209.62吨，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是157.39吨。据我的粗略估算，中国到2030年达到峰值，不会超过届时的全球人均累计量。另一个是当下的人均排放是按照生产端计算的，这掩盖了世界经济在中国制造、欧美消费情况下的真实人均排放量。按照生产端计算，中国的人均排放为7.28吨，但按照消费端计算，中国的人均排放为6.41吨，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数值需要相应增加1吨多。

实际上，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承担的世界责任在不断自我加大。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有三个主要的时间线。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国第一次强调强度减排，但是没有提到控制总量；2015年巴黎会议，中国提出到2030年左右要实现碳达峰，这已经比2009年提出的强度减排高了一个层次；2020年格拉斯哥会议之前，中国宣布将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节点是2050年，而他们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了一百多年。我们真正启动工业化是改革开放以后，但我们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仅比他们晚了十年。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是“说到就要做到”。

二、中国要到哪里去？

中国要到哪里去？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双碳”。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作出这样的战略选择？这里我以2030年实现碳达峰为例，为大家做一下说明。

关于碳达峰，分析起来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景：一种情景是我们一切照旧，走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排放道路，我称之为A模式。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平均水平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0吨，美国则高达人均20吨，这里仅指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在内，碳排放估计还要高出20%左右。按照这个10吨的数字，中国14亿人口到2030年就会是140亿吨。我们2020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是100亿吨。如果下一个十年要增加40亿吨，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非常不利的。

另一种情景是要求中国激进减排，我称之为B模式。美国说中国现在不是往上走碳达峰的问题，而是应该往下走碳减排的问题。现在全球人均排放是5吨左右，如果要我们在2030年减少到人均5吨，14亿人总共是70亿吨，这实际上就是用二氧化碳减排来抑制我们必要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中国到2030年左右碳达峰人均排放8吨是可以接受的目标，即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105-110亿吨左右，我称之为C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我们的人均排放最高点可以比发达国家低2吨，同时我们在十年里面只增长排放10亿吨左右，而人均GDP却能实现倍增。根据规划，到2035年左右，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国GDP总量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翻番，这个只能靠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2030年碳达峰目标是从三种情景分析中得出的一种既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增长、又能够对抑制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的现实可行路径。

三、中国如何去那里？

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大的挑战来自四个方面的结构问题。一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二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以汽车公路货运为主的交通结构，四是以城市土地扩张、功能分离为特点的建设用地结构。四个结构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即能源非碳化的问题，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出行模式和交通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的问题。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当下开始的前10年非常关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分析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即能源替代（用单位能源的碳排放衡量）、能效改进（用单位GDP的能耗衡量）、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率衡量）。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要理解下面三个要害点。

首先来看能源结构。我们当然要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例如每年争取增加一个点。但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仍然只占整个能源结构的25%。所以在这10年里，非常重要的是进行老能源的能效改进工作。一方面，将煤、油、天然气三者合起来的比例降至2030年的75%左右，特别是其中的煤要降至50%左右。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国现在万元GDP的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左右，按照这一比例，能源强度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即约30亿吨到40亿吨左右。这就是能源效率改进可以起到的大作用。

再看终端消费部门。能源终端消费一般分成四个部门，即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一般来说，电力和工业属于生产型、制造型，建筑和交通属于消费型。今天中国的电力和工业占了二氧化碳排放的80%，2030年碳达峰关键要做好这部分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中国为何要先把排放占比45%强的电力部门推到碳交易所进行交易。建筑和交通当然也很重要，但是2030年之前它们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相对比重会增长，因此关键是高水平发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

最后看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的关系。能源替代和能源效率合起来构成碳生产率。实际上，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是零。碳排放零增长，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正数与碳生产率的负数两者求和结果等于0。假定我们的碳生产率最大可以达到5个点，要使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零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要从过去40年的7%以上，调整到5%左右。所以2030年碳达峰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高质量发展与调控速度增长是有关系的。碳达峰意味着过去碳排放主导的高速度增长，要转向未来重点提高碳生产率同时不以速度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中国提出在2030年之前碳达峰，早十年或晚十年也许都不是最佳时机，现在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窗口，可以与我们的物质积累和技术积累以及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有对应，这样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双碳”启动点。

实现“双碳”，社会科学可以做什么

上面我围绕“双碳”的内涵、战略思考和路线图作了一些分析。那么，“双碳”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什么意义？实现“双碳”，社会科学又可以做什么？我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问题。比如讨论碳达峰，精准地说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长。GDP正增长导致了碳排放，能源替代和能效改进减少了碳，碳排放要达峰就是两者的变化要对冲，即方向相反大小相等。这就对经济增长率和碳生产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这就要求碳生产率的改进要提高到5%左右，如果达不到，就要用碳汇碳捕捉技术吸纳剩余的碳排放。但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如果碳生产率的年改进最高是在5%左右，要实现碳达峰，年均经济增长率就不能超过5%。所以，今后我们讨论经济增长问题，需要把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结合起来考虑，做出最优化的决策。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公平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排放权和碳排放的公平问题。欧美国家说中国现在的人均排放已经超过世界人均，但是我们认为，人均排放应该按照历史累计计算。有研究证明，从1900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低于世界平均。根据我的粗略计算，中国未来十年实现碳达峰，仍然可以在不高于世界人均累计的水平上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国际上如何有章法地讲道理，这是学者可以研究的问题。还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现在世界上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全部按照生产端计算，生产多少产品就有多少排放量，不管产品中有多少是其他国家消费。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中国人均排放量就比较大。但是，如果把生产端计算变成消费端计算，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就可以减少10%以上。因此，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同新的计算方式，也是学者可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是国家治理问题。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治理，美国在参与全球二氧化碳治理问题上已经翻过两次烧饼。第一次是克林顿政府签的协议，被布什政府上台后推翻了。第二次是奥巴马政府签的协议，被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翻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待二氧化碳问题是两个极端，他们的政策不是向一个方向收敛的，而是随政府变动震荡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发展，就像对待新冠疫情一样，有国家力量和长期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旦做出了承诺，就会全面布局坚决实施。最近有外媒报道，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声誉远远高于美国，特别是中国的气候应对政策具有非常高的得分。

第四个方面是生态文明问题。许多人把“双碳”看作单纯的环境问题，认为这是搞环境的人需要关心的事情，其他人可以不关心、不了解。事实上，国家决策层是把“双碳”发展看作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强调“双碳”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革，对2021年开始起步的第二个百年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双碳”发展解读和研究生态文明，需要讲清楚生态文明不是单纯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文明或发展问题，而是生态与文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系统整合。

第五个方面是思维文化问题。“双碳”发展需要有一种从线性外推到愿景回溯的思维变革。以往我们搞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常常用的是线性外推的思维方法，现在是自变量，未来是因变量，简单线性地从现在推断未来。而“双碳”发展则需要引入一种愿景回溯和目标导向的思维方法。例如2030年碳达峰，就是未来的碳排放是自变量，现在的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是因变量。从预期的情景倒过来改变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用地结构等问题，这就是一种愿景回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实现“双碳”目标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需要群策群力、合力攻关。

原文刊发：《上观新闻》 2022-02-27

教 授 简 介

诸 大 建

同济经管公共管理系教授

同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同济大学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城市发展与管理，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