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武大校园，李达老校长的塑像静立在浓郁幽静的樟树林里，一如生前，饱含着对珞珈山深沉的爱，深情地凝视着一代代学子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值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又来到他的塑像前，拜谒、缅怀先辈的光荣业绩，沿着他们的光辉足迹，寻访武大历史深处的红色印记。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自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许多人和武大有着不解之缘，其中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等5人先后在武大学习、工作过，他们对中共一大召开和党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9年，李达在从日本寄给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建党理想，作为上海小组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还在理论上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主编过党的第一个半公开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些都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1922年，李汉俊接受时任校长张煦聘请，在武昌高师（武大前身）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是我国高等院校中首将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人。“我父亲开的课，充满了新思想、新学说，吸引了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我校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退休教师、李汉俊的小女儿李声香奇说。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召开（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7月30日，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李汉俊留下掩护，很快法国巡捕、警探蜂拥而至，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流利的法语沉着应对，使巡捕们一无所获，他用智慧和胆识化险为夷。

李达与李汉俊可谓是“难兄难弟”，他俩都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过，且都担任过该组织的书记，随后又因为与陈独秀意见相左，相继脱党，但是他们仍然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鞠躬尽瘁。这位湘江之滨来的农家之后，是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探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被毛泽东誉为“真正的人！”

早在1920年，就有中国共产党员在武汉大学活动，最早在此活动的共产党员是陈潭秋。陈潭秋是武汉地区小组负责人，他是具有“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董必武语）和“培养革命青年摇篮”之称的武昌高师孕育出的第一个革命家。在学生时代，他已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和著名的学生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武昌高师的一些校友如张朗轩、钱亦石、江子麟等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武汉地区的革命骨干。武大杰出校友伍修权就是在陈潭秋和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1963年给武大校庆的题词，镌刻在樱顶之上的石碑上。时间回溯到20世纪初，正值壮年的董必武面对贫弱的中国，选择成为一名革命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其为革命战斗的光辉一生。

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相识同乡李汉俊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二人由同乡变为同志。翌年夏，鉴于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就建议董必武在武汉成立类似组织。董必武与陈潭秋二人遂负责组织工作。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当时的国情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中国“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要唤醒民众”。于是，他们开始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人调查宣传，做群众工作，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1921年，作为武汉地区小组负责人，二人被公举参加中共一大，成了中共组织成立的发起人与见证人之一。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作为积极的撰稿人，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过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作为东京小组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还一度担任过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1926年，担任武昌商科大学教育长的周佛海曾与李汉俊、董必武等8人，担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职务，他的经济学课讲授颇为精彩。后来，投机思想很重的周佛海革命思想不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另一条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翔实的史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武大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转载自武汉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