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2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邢小强教授应邀出席由腾讯教育主办的《教育大智汇》商学院沙龙活动，与多校院长和主任共同探讨全球化视野下商科教育的创新变革，聚焦大数据时代商学院如何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为商学院的发展贡献智慧，共筑中国商科教育新蓝图。

以下为邢小强副院长现场发表观点实录。

论题Ⅰ：“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MBA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重构。商学院需要在这个战略里发挥自身的作用。第一个是培养人才，首先要培养适合于“一带一路”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前传统商学院的管理人才培养一直以西方商业环境与精神为主导。从格局变迁或者演化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们要重新思考商学院教育的对象、标准、知识内容与体系等。而且经贸大学的留学生比例非常高，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一带一路”国家，如何培养这些学生以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针对性的体系设计与实践。希望以后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有更多中外的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的校友在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个是部分商学院老师要调整自身的研究边界与内容。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涌现出大量新的问题与机会，比如新的跨境电商等，这里面有大量的机会与案例，需要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于“一带一路”的知识输出与决策支持。我们商学院林汉川教授领导的团队每年会出对外投资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系列报告，未来（我们商学院）也会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布类似的报告。

第三个就是与“一带一路”国际商学院之间的合作，我们以前的国际化合作主要还是与购欧美国家建立合作，一些“2+2”或“3+1”的合作办学模式，现在需要建立更多和“一带一路”国家商学院之间的联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论题Ⅱ：如何融合商科教育发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我们学院1982年全面引入商科教育，最早使用美国原版的英文教材，国际化是我们的鲜明特色。我们副校长张新民教授曾在《商学院管理之道》里把国际化定义为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学生和国际化的行政体系三位一体。国际化的师资方面，现在很多大学，包括我们经贸大学商学院，现在都是直接去国外进行现场招聘，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国际化的学生，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留学生比例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有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商学院也有各个层次的留学生项目，从本科到博士，全英文教课。还有国际化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是我们现在要达到的，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与标准，我们通过国际认证有了很大的提升。

目前，在王永贵院长和主管认证与国际化的戚依南副院长带领下，在历任领导与全院师生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商学院已经拿到了四个认证，包括AACSB，EQUIS，AMBA和CAMEA，是很难得的。以认证作为抓手，一方面可以进入到国际商学院的主流圈子里，有了平等对话的身份；同时，通过认证，也使得整个学院得到锻炼，从规范性上，从与国际对接上，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些认证的通过，对于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都会大有助益。

再说说本土化，中国现在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存在很大的变革与不确定性，这无论是给企业实践还是理论建构都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需要学者，政府与企业共同去努力。我们商学院一直资助老师撰写本土案例，特别是国际化方面的案例，一方面是对国内实践的梳理，也为外国理解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事实上，谈本土化与国际化只能是一个过渡阶段，等到我们变得非常国际化时，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大国发展，就是要让国际的变成本土的，把本土的变成国际的。

论题Ⅲ：聚焦高新科技与商学院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界定高新科技，如果从狭义界定比较容易理解，新技术会提升教学的效果与效率，很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因为技术的推动，这在金融领域更为明显。技术的创新会不会对我们的教育产生转变，这个是必然的，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是可以通过技术上的创新来更好或更高效的改进。但这不是本质上的。如果把器物的层次提得特别高，可能会有些误导。

一些内隐性的东西，比如说价值观，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比如提升老师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自身学者的气质，大师风范，可能主要不依赖于技术或科技的变革。毋宁说，科技变革有时会把人变得更加追求便捷与功利。

我自身是研究创新的，所以对科技的变化是非常开放与拥抱的，也愿意去尝试新的模式与方法。但有时候特别去强调一个新的东西，就有一种迎合的意思在里面。并不确定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肯定会极大改变教育的形态，这是从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的角度看，会有颠覆性或破坏性的效果，但这种科技与教育的结合也可能会丧失掉一些教育本源的东西。

论题Ⅳ：数字时代如何创新商科人才培养特色

随着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发展与更年轻世代的出现，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比如人们变得更加注重自我、更加感性、更追求价值的实现等，这需要商学院做一些调整，无论是思维还是手段。我把我们国内的的商科教育称作左脑教育，因为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而西方主要是为了管理人才的供给而设立的上课教育体系，因此注重逻辑分析与推理，强调计划性与系统性，把所有的东西都做成细的、可测量的，从而可以高效率的完成。但未来的商科人才培养，应该增加右脑的教育，比如设计思维、美学训练、即兴创作与共情等内容，能给事务赋予意义。右脑是偏感性的，偏情怀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里是更高层级的。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更多人有更高的需求，因此右脑的能力提升也非常重要，这应该是未来商学院改革或发展的一个方向。在数字时代，我们培养的人才要左右脑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