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众，不能不找共产党，对于地方军阀也不能不寻求合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也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有参加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从1936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绩显著，成立了实际由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西安事变不但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试想，如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即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西北地区的实现，也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客观地说，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刚刚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确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而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张、杨看到只有团结抗日，国家才有前途，他们个人也才能有前途。所以，由“武装保卫苏联”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转变，它不但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来源丨党史学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