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动能》是网易财经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出品的高端财经访谈节目，抖音作为特别支持平台。针对财经焦点及社会热点，我们与北大国发院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探寻在当前形势与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寻找发展的新动能。

GDP是如何诞生的？为何如此重要？

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试图解释美国的货物和服务生产，也试图找到让美国走出经济萧条的途径，因此发明了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这个指标经过一代代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被国际统计标准所采纳。

目前，各个国家政府统计部门基本上都采用国际统计标准给出的GDP定义，它指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一方面，它表现为所有行业生产出来的增加值，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所有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投资品、出口产品减去进口产品的总价值。

GDP的好处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映经济运行状况。

第一，GDP可以反映经济规模。经济规模一般是用GDP总量来衡量的。虽然GDP总量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日本许多政客难以接受这个现实。2010年之后，中国GDP总量继续攀升，也引起美国一些政客的高度关注，他们也特别担心中国的GDP总量有一天超过美国。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打压措施与中国的GDP总量不断攀升有关，所以GDP总量是一个反映经济规模的非常重要的统计指标。

第二，GDP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用GDP增长来定义的，GDP增长率就是经济增长率。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长很快，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大多数居民和政府的收入增长很快。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经营状况，反映了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状况，也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三，GDP可以反映经济结构。比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主要利用GDP来衡量。这些结构是否合理，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观察点。

第四，GDP可以反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是用人均GDP来衡量的。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其经济总量不大，但人均GDP非常高，所以它们属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五，GDP可以反映通货膨胀情况。我们都知道CPI是普遍用来反映通货膨胀情况的指标，但它仅反映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包括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的价格变动。然而，所有最终产品除了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外，还包括投资品、进口和出口产品等。而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动，CPI并不能充分反映，而GDP缩减指数，即一国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则能够反映，它也能反映所有行业增加值的价格变动。所以GDP的缩减指数能够从更宽的角度反映通货膨胀。

因此，在我看来，GDP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也是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它也是检验经济发展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学者、官员都非常重视GDP这个统计指标的重要原因。

GDP指标存在哪些不足？

虽然GDP有许多优点，但也有许多不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有对它的批评和质疑，但到目前为止它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GDP作为一项统计指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它只反映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代价反映不足。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 GDP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反映，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并未反映。

其次，它没有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同样的GDP，不同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不一样，有的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公平，有的国家则差距非常大。

再次，GDP难以反映人们的就业状况。同样的GDP总量，可能吸收的就业状况不一样。

最后，GDP也不能反映人民的健康状况。

所以GDP有许多不足。

但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中国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它的历史意义不容否认。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没有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没有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没有今天的成就。但GDP也有其局限，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简单地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用一套更加科学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推动全国和各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GDP是如何测算出来的？

GDP有现价或者叫名义GDP，也有不变价或者叫实际GDP。现价GDP就是按照当年的价格进行核算，包括三种核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

生产法就是计算每个行业的生产法增加值。每个行业生产法增加值就是每个行业的总产出减去相应的中间投入。总产出，比如粮食种植业总产出，就是这一年粮食种植业所生产的粮食价值是多少；中间投入就是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中间产品，比如化肥、农药、种子等投入。两者之差就是粮食种植业的生产法增加值。

收入法增加值就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的回报，以及由于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缴纳的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产品税等生产税，也可能由于从事生产活动得到补贴，生产税和补贴之间的差值就是生产税净额。所以收入法增加值有四个构成项目，即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收入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衡量GDP。

支出法就是核算三大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GDP核算中，消费需求叫作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比如居民关于粮食、蔬菜、服装、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支出最主要的是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如国防服务消费支出、行政管理服务消费支出等。

投资需求叫作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就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新建的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厂房、办公楼、教学楼，以及购置的设备等。每个行业都有存货变动，比如农业有粮食存货，工业有产成品存货、原材料存货，建筑业有建筑材料存货等等，存货变动也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

净出口需求是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

三大需求从使用的角度或者从需求的角度反映了GDP的总量和结构。

以上是GDP的现价核算。国家统计发布的GDP数据，包括各行业增加值和各项最终需求数据，一般都是按照现价核算的。

但是在GDP的实际核算中并没有同时采用三种方法。有的行业增加值核算采用生产法，比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增加值；其他行业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收入法。所以我们一直称为GDP生产核算，而没有叫收入法GDP或生产法GDP。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总量及其构成指标，一般是按照现价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则是按照不变价核算的。不变价核算有两种基本方法，即价格指数缩减法和物量指数外推法。

什么是价格指数缩减法？就是针对GDP生产核算的现价增加值和GDP使用核算的各项现价最终需求，找到对应的价格指数把它们的价格变动因素剔除。经济增长只反映物量变化和质量变化，不反映价格变化，价格变化由其他指标来反映。比如今年和去年的一辆车，去年售价为10万元，今年售价调高到20万元，这20万元里假定有5万元是纯涨价因素，有5万元源于质量提升。车子在物量上没有增长，但有质量提升，这部分应计入经济增长，纯粹的价格变化则不能计入经济增长，因此5万元的纯粹价格变化要剔除。

当然GDP中也包括物量的增长，比如我国近些年新能源车的产量不断增长。因此，GDP增长既包括物量的增长，也包括质量的提升，但不包括纯粹的价格变化。

铁路运输业等交通运输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采用物量指数外推法。比如铁路运输业统计有一个客货周转量指标，可以用2020年（基年）的现价增加值乘以2024年相对于2020年客货周转量指标的比值，推算出2024年铁路运输业不变价增加值。这里的客货周转量是一个物量指标，不包括价格变动因素，这种不变价增加值核算方法称为物量指数外推法。

中国大多数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比如工业不变价增加值就是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就是用工业现价增加值除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在具体核算中，不是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而是针对41个行业大类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即用每一个行业的现价增加值，除以对应行业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得到不变价增加值。这里的不变价增加值已经把价格变动因素剔除。

如何实现各国GDP数据的可比性？

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同。如何实现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GDP数据的可比性？这很重要。

为此，有关国际组织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这就是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五大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

到目前为止，这个标准先后有4个版本，分别是1953年版，1968年版，1993年版和2008年版。因为世界经济一直在发展变化，新情况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也不断产生，所以它必须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经济情况，满足世界经济管理产生的需求，所以这个标准在不断变化。

有了这个国际标准，不同的国家，比如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采用同一套标准核算本国的GDP。不同的国家的资料来源可能不同，因此会有具体的核算方法的差异，但是基本概念、基本核算原则和基本核算方法是一致的。同时，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像北美、欧洲等国家比较发达，但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有关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对经济发展落后或统计核算力量不足的国家提供一些支持，包括培训和具体的技术指导，帮助这些国家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核算，以实现不同国家之间GDP数据的可比性。

但这套标准只是一个基本准则，每个国家还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治国理政需求，以及本国基础资料的现实水平来具体地开展本国的GDP核算。

各国政府统计部门完成GDP核算之后，提供给有关国际组织，国际组织进行整理、汇总，包括汇率转换，并出版。比如中国的GDP提供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要将其转换成按美元计算的GDP。这里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把按本币计算的GDP转换成按美元计算的GDP，一个是汇率换算法，还有一种叫做购买力平价方法。目前是以汇率换算法为主。

GDP核算中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GDP核算包括现价核算的三种基本方法和不变价核算的两种主要方法。这些方法的背后都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源支撑，所以这些资料来源就变得非常重要。国家统计局对GDP核算有一整套规范的方法。

GDP核算的第一步是收集各方面资料来源。这些资料来源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

一是统计调查资料，包括普查资料、全面调查资料和抽样调查资料。普查资料包括经济普查和农业普查资料；全面调查资料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等联网直报资料，即国家统计局通过联网直报系统把统计报表直接推送给所有上述企业，企业填报并通过联网直报系统直接报送国家统计局，这些调查属于全面调查。抽样调查资料涉及多个领域，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和工业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情况、农产品产量、住户收支、价格、劳动力等都采用抽样调查。其中，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抽样检查采取目录抽样或整群抽样的方式。比如某个地区具有所有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目录，则采取目录抽样调查，即不是对每一个企业都进行调查，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随机抽样，抽中哪个企业就调查哪个企业。某个地区没有完整的企业名录就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比如抽中一个街道、一个村，对抽中区域所有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都进行调查。

上述普查、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是获取资料来源的重要方法，也是GDP核算的重要基础资料。

二是行政记录资料。比如财政决算资料、税务资料等，这些资料是财政、税务等部门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保存下来的记录，也是GDP核算的重要资料来源。

三是会计决算资料。包括银行、保险、运输、邮电通信系统的会计决算资料等，也是GDP核算的重要资料来源。

这些基础资料收集上来以后，并不能保证彼此之间的协调性，也不能保证没有缺口或高估、低估的情况。所以基础资料收集上来以后首先要进行评估，看是否能在GDP核算中直接采用。

基础资料评估过程中可能会发现问题。比如某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高，但投资所用的建筑材料，如钢材、水泥、玻璃的增速很低，这说明投资数据可能有问题，国家统计局就要重点评估这个地区的投资数据，要进行查询，必要时要到现场进行检查。比如上报的投资项目是否真实存在，投资项目是否正在施工，是否按照真实的施工进展客观地计算。有的投资项目还要进行执法检查。

基础材料经过评估之后，才能依据GDP核算方法进入核算环节。

总结一下，GDP核算的第一步是收集基础资料，第二步是对基础资料进行评估，第三步是依据GDP核算方法对基础资料进行核算。第四步还要检验GDP数据与基础资料之间是否衔接，GDP生产数据和使用数据之间是否协调。从理论上讲，GDP生产数据和使用数据之间应当是相等的，但由于基础资料和具体核算方法可能存在问题，实际核算出来之后往往存在误差。GDP数据与基础资料之间是否衔接，GDP生产数据与使用数据之间是否协调，GDP数据与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是否相吻合，这些都是评估的重要方面。

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召开GDP数据评估会，以保证GDP数据能够与基础资料相衔接，GDP生产数据和使用数据之间相协调，GDP能够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我国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不排除一些地方为追求政绩，对GDP数据进行干预，所以要保证这种干预不影响国家GDP数据。一旦受到影响，国家GDP数据就不能客观地反映全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从而不能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所以必须得保证国家GDP数据的质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不承认中国GDP数据。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曾派代表团考察中国的统计工作。考察后，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还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GDP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世行因此将中国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以后年度的GDP数据利用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进行推算。1999年，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组成代表团与世界银行进行磋商。我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负责与世行进行具体磋商。针对世行调整中国GDP数据的报告，我们逐条进行磋商，向世行阐明哪些地方调整对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是有道理的，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统计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深刻改革，这种调整已经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实际情况；哪些地方调整是由于对中国统计体系存在误解；哪些地方中国统计体系还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与国际标准接轨。

比如，世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被低估。报告指出，中国过去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不重视非物质服务行业统计调查，所以中国严重低估了服务业增加值，因此将中国1992年GDP上调6.5%。我们阐明，中国在1993-1995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年度是1991、1992年两年，普查之后将1992年服务业增加值数据上调了33.1%，GDP数据因此上调9.3%，比世行针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将1992年GDP上调的幅度还高2.8个百分点。因此，我们指出，世行不应再上调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数据。

GDP数据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信誉。中国国家统计局不断地改进资料来源和核算方法，使得中国的GDP数据尽可能和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相吻合，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观察判断经济发展形势的良好基础。

数字经济对政府统计带来哪些挑战？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代表性。数字经济包括两大基本要素，一是数字技术，比如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二是数据资源。

数字技术在迅速进步，数据资源呈指数级增长，两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对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比如工业互联网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把产品的设计者与用户连接起来，让设计者直接了解用户的需求，设计出更加个性化的产品；打造柔性化生产线，同一条生产线能够生产出各种类型定制化产品，大幅度提高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再比如，许多消费互联网企业，像京东、天猫，持有大量客户的购买行为和搜索行为数据，它们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精准营销，明显提高了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政府的治理方式也因数字技术的迅速进步和数据资源的爆发式增长而发生变化。比如过去政府部门的许多审批手续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现在能实现一站式服务，甚至完全在网上办理，大大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手机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可以视频，可以订火车票、公园门票、旅馆等，使生活更便捷，更有品质，也节约了生活成本。

所以，数字经济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但对政府统计而言，却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政府统计能不能客观地刻画由于数字技术的迅速进步和数据资源的爆发式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变化？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但还不全面、不完整，至少目前还有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许多互联网网站提供了免费的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让全社会受益,但由于是免费的或者价格低廉的，现行的统计数据很难充分反映其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贡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变成重要的生产要素。我经常举一个例子，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2023年仅增长2.8%，增速回落幅度相当大，说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回落。但数据支出在迅速增长。现行的国际统计标准还未能把数据作为资产来处理，数据支出还未能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来处理，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不出来。制定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有关国际组织正在研究怎样处理数据资产和数据资本形成问题。

数据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滴滴出行就是在乘客和司机之间进行信息匹配，它掌握的乘客和司机信息越多，匹配能力越强，所以数据已经成为滴滴出行的主要资产。

财政部已经出台一个暂行规定，要求数据入表。如果会计上能够做到数据入表，就能给数据统计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如果把数据作为资产处理，把数据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GDP就能反映出数据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资产负债表就能反映出数据资产在整个资产中的份额。数据和数据资产统计不仅是中国政府统计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统计共同面临的问题。

过去我们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统计理论和方法，因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我们遇到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遇到过，所以这些国家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机会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我们只能学习，国际统计标准的制定也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现在某些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其他国家还没有遇到。我国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应该在相应的领域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在将来有关国际统计标准的制定方面，我们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国际统计标准也会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给我国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某些数字经济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们能否在这些领域总结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只能等着人家总结提炼出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学习。

中国的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该勇于面对这个严峻的挑战，勇于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有了这个土壤，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做出一点引领世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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