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吳晗：被稱為“老虎”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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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吳晗在明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早期的論著《胡惟庸黨案考》《明成祖生母考》等都堪稱經典之作。他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數易其稿的《朱元璋傳》，在史學界乃至現實生活中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吳晗故居

1937年9月，吳晗應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邀請，離開北平，經過香港乘船到達越南海防，取道雲南河口入滇。同行的有文學家施蟄存，同樣應熊慶來的邀請到雲南大學執教。到達昆明後，吳晗和施蟄存都住在翠湖邊上的雲大教授宿舍。其時，吳晗僅有28歲，但雲大破格聘任其擔任文史系教授，成為雲大最年輕的教授。在雲大任教期間，吳晗除了教課的任務之外，還寫了許多有關明史研究的文章，如《明代之糧長及其他》《投下考》《記明實錄》《明代漢族之發展》等論文，受到張蔭麟、羅爾綱等師友的較高評價。

1940年，西南聯大聘請吳晗擔任曆史系副教授，是年夏，他到四川叙永西南聯大分校，為分校學生講授“中國通史”課程。作為文法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中國通史”課沒有統一的教材，吳晗根據自己的特點和思路，将其确定為12個專題：石器時代、殷商社會、春秋封建、戰國七雄、土地制度（田制）、從募兵到征兵（兵制）、刑法制度、科舉制度、鴉片戰争、辛亥革命、抗戰救國，着重講述各種制度在各個朝代的演變。“如他講石器時代，基本觀點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的進化論思想，也接受了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一書的觀點。至于講各種制度，也都是從古到今，分析各個朝代實行這些制度的得失，帶有一定的批判性。”特别是講到“抗戰救國”時，面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現實，他在課堂上慷慨激昂，大談全民抗戰，誓死不當亡國奴。據他的學生後來回憶說：“史實的叙述側重在每個制度形成發展和失敗的原因，常提到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動反抗。對李自成、嶽飛、文天祥、王安石給了很高的評價。黑闆上的字迹很挺拔，講課的聲音宏大而急促”，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吳晗先生和他的妻子袁震

1941年9月，西南聯大叙永分校結束，吳晗随叙永分校師生回到昆明。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中國國際海陸交通線被日寇封鎖，中國僑彙斷絕，國内經濟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由于經濟環境不斷惡化，教授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據新中國成立後吳晗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候我是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曆史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場旁邊的一座破樓裡……一面教書，一面寫書，一面還得幹家務，照料病人——我的妻子，在鬧柴米、油鹽、掃地、炒菜、洗碗的時候，還得和學生、和朋友談話，讨論問題……身份早已經沒有了，穿得破破爛爛，除了自己的學生，誰都以為你是個難民。”到1943年，由于夫人袁震經常生病，躺在床上不能起來，吳晗的生活陷入窘境，此時正好“戰國策派”學者林同濟從重慶到昆明，以1萬元優厚稿酬約請吳晗寫一本8萬-10萬字的《明太祖》。吳晗為了生活，接受了約稿，1943年7月到9月，吳晗用了兩個月時間完成了書稿，以書名《由僧缽到皇權》在重慶在創出版社出版。《由僧缽到皇權》全書分為《流浪青年》《從士兵到統帥》《開國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共5章。“由于他文筆生動，善于取材，所以這本書讀起來頗能引人入勝，不失為一本好的通俗曆史讀物。”如他對朱元璋一生的轉折，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讨張士誠檄）把朱元璋的一生劃為兩段，過去他是貧農和窮人的領袖，此後則是地主、巨紳的保護人；過去他一力破壞現狀，此後則一轉而為最保守的現狀維持派了。”同年，該書還由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曆代名賢故事集》收入第一輯，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稱《明太祖》。可以說，《由僧缽到皇權》和《明太祖》雖然書名不同，但兩本書的内容是一樣的，吳晗在1948年完成的《朱元璋傳》就是在這本書的基礎上修改完善的。

《朱元璋傳》

與此同時，吳晗在西南聯大還寫了許多雜文，發表在雲南的報刊上。如在1943年11月14日的《雲南日報》上，就有他發表的《論貪污》:“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的發現‘無代無之’，竟是與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裡自欺欺人了。”其後，吳晗又發表《貪污史的一章》，針對明代官吏的貪污，加以剖析，指出貪污風氣的形成，是由于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的不好，暗中指出國民黨官員的貪污，也是社會環境、政治制度不好造成的。在1944年昆明《正義報·新論衡周刊》上，他發表《三百年前的曆史教訓》，講述了明朝滅亡後，明貴族官僚在南京又建立一個小朝廷，他對小朝廷的首腦人物，逐個加以批判和揭露。在此，吳晗提醒人們“曆史是面鏡子”，要用300年前的南明小朝廷這面鏡子，來照照國民政府的統治。可以說，在他發表的雜文中，充分發揮了以史為鑒的作用。

吳晗先生《論說謊政治》

1943年7月，吳晗經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紹，正式加入民主政團同盟，開始接受中國共産黨的思想，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和争取民主的運動。對此，吳晗在他的自傳中說：“袁震的同鄉同學李文宜（中共黨員）來看我們，她的愛人周新民（中共黨員）常和我們來往。他講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道理，并介紹我見華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統一戰線這件事。結果，我在1943年參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選為民盟中委，直接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了。”吳晗加入民盟後，迅速動員聞一多教授加入該組織，同時，還先後介紹聞家驷、夏康農等入盟。中共為了幫助在昆明的高級知識分子知曉國内國際形勢，宣傳抗日建國的主張，遂由華崗等人倡導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會”，會址設在北門街唐家花園。研究會每月活動兩次，由一位與會者作學術報告或時事報告，然後展開熱烈的讨論。在研究會上，羅隆基、華崗分别介紹西方資産階級民主和無産階級民主；聞一多、吳晗等指斥時弊的演講，後來都寫成雜文在報刊上發表。

1944年，國際國内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日本為了應付太平洋戰場的不利形勢，急于打通中國大陸的交通線，又一次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動進攻。在日寇的進攻面前，國内的政治、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在此背景下，昆明的民主運動逐步開展起來，以西南聯大師生為骨幹的集體組織了一系列的演講會、報告會，反對獨裁統治。這些集會分别由吳晗和聞一多、李公樸、楚圖南、羅隆基等主講。如在1944年5月3日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的集會上，張奚若、吳晗、周炳琳等教授紛紛登台演講。吳晗的發言慷慨激昂，分析了“五四”時代和當前的情形，指出“五四運動為的是要打破一個牢籠，打破一種束縛，那種束縛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們又面對着一種新的牢籠與束縛”。

吳晗先生在台上演講

其時，吳晗除了積極參加師生組織的各種活動外，還協同中共地下黨組織以及部分青年，一同做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像費孝通、邵循正、費青、向達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吳晗的影響。同年12月9日，民盟雲南省支部機關刊物《民主周刊》創刊，吳晗、聞一多等都是編委，吳晗還被編委會推舉為主編。《民主周刊》在雲南各地發行，一直深入到偏僻的州縣，受到普通讀者的歡迎。除了積極參加《民主周刊》的編輯外，他還關心其他刊物的成長。“吳晗和聞一多、尚钺等教授還指導民青編印《渝風》雜志。這個雜志經常轉載新華社的文章和報導，刊載指導學生運動的思想評論，介紹大後方民主運動情況和解放區情況，以及抨擊國民黨反動政策的文章。”可以說，吳晗一直與聞一多、李公樸等在一起，與民主青年并肩戰鬥在愛國民主運動的最前沿。1945年5月3日，昆明大中專學生和各界人士在西南聯大東食堂舉行“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總檢讨”大會，吳晗在會上發表《論五四運動》的演講，号召青年人繼承五四光榮的革命傳統，繼續為民主和自由而努力。5月4日，昆明市各界青年紀念五四大會和示威遊行，吳晗、聞一多等教授和青年學生們手挽手地走在隊伍的最前列。11月25日，由西南聯大、雲大、中法、英專等大學的學生自治會聯合召開的反内戰時事講演晚會及後來聲勢浩大的“一二·一”運動，吳晗不僅積極參與籌備組織工作，還公開出面演講、做報告，帶領教授罷課。他被稱為“吳晗諾夫”，聞一多被稱為“聞一多夫”，羅隆基被稱為“羅隆斯基”。因此，“在昆明的民主運動中，他和聞一多、李公樸等逐步成為堅強的民主戰士。聞一多被稱為‘獅子’，吳晗被稱為‘老虎’。”

由于吳晗是昆明愛國民主運動的中堅人物，國民黨欲除之而後快，已列入特務暗殺的黑名單中，據說是李公樸、聞一多後的第三人。1946年5月，西南聯大結束，吳晗為了處理民盟的事情，需要在昆明停留一段時間，但此時恰逢夫人袁震病情加重，需要手術治療，他于5月7日與夫人袁震乘機離開昆明赴重慶，6月初到達上海為夫人治病。7月中旬，李公樸、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槍手殺害，吳晗在悲痛之餘，先後寫下《哭公樸》《哭一多》，深情懷念兩位戰友。1946年8月，吳晗回到闊别9年的北平，任職于清華曆史系。

（内容選自《西南聯大人物故事集》）

清華大學吳晗雕像

大師生平簡介

吳晗（1909-1969），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義烏人，中國著名曆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